《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對卡爾·考茨基的答覆》是列昂·托洛茨基於俄國內戰期間在其裝甲列車組中所著的一本著作。這本小書於1920年8月首次以德文出版，是為托洛茨基針對著名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於前一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出版的，為批評布爾什維克而著的《無產階級專政》所做的回擊。
歷史
1918年8月初，也為十月革命使布爾什維克於俄國掌權後不多久，卡爾·考茨基編撰出版了一本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小書，其中指控布爾什維克因沒有堅持普選制的準則而煽動內戰。[1] 考茨基在其《無產階級專政》（德語：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中稱，遏制官僚主義、軍國主義以及捍衛反對派、少數派之權利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基於自由選舉的議會民主制，而列寧及其政治盟友背離民主實踐，剝奪反對派選舉權和使用議會外武力，是為一個嚴重的錯誤。[2]
布爾什維克從國際各社會主義黨派那尋求支持，以期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世界革命。而考茨基之書被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列寧視為對俄國革命的嚴重背叛和對革命社會主義使命的嚴重威脅。[3]列寧迅速對考茨基的書作出回應，他於1918年10月和11月撰成名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小書，於其中進行了激烈的反擊。[4]
列寧在其抨擊考茨基的小書中稱他是第二國際早如各國一切正直的社會黨人早已指出其破產之例證，[5]他指責考茨基拒絕「革命的鬥爭方法」，[6]使馬克思主義失去了「活生生革命的精神」，令卡爾·馬克思成了「一名庸俗的自由主義者」。[7][8]列寧援引弗雷德里克·恩格斯的話，認為「若不用暴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並以新的機器取而代之，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9][10]他毫不吝嗇地斷言，稱其不過是個「簡單的真理」：
「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11]
列寧反對考茨基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基於議會主義和法律主義上做的詮釋。他稱考茨基「不會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無論在1871年巴黎公社前後，都曾多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14]並稱考茨基故意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歪曲事實」的詮釋，以此支持自己的溫和政治的主張。[15]
考茨基撰寫了第二本關於蘇俄不斷惡化的政治局勢的小書來回應列寧對其的反擊，這本名為《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小書，於1919年6月編完出版。隨著俄國與德國都陷入混亂和內戰之中，考茨基感嘆「世界正沉淪於經濟破產和自相殘殺之中」，這兩個國家中社會主義者間的鬥爭的殘暴程度不亞於「半個多世紀前屠殺巴黎公社成員的凡爾賽剁子手」。[16]考茨基試圖將時正進行中的俄國革命與俄國內戰內戰與法國大革命與隨後的雅各賓派恐怖統治時期進行歷史比較考察，最終以拿破崙發動政變推翻革命建立軍事獨裁為高潮。[17]
在詳細闡述了法國歷史背景下的革命暴力之後，考茨基在其《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最後一節「共產黨人的活動」轉變論述方向，[18]指出：戰爭帶來的社會災難導致了俄國革命，也導致了軍隊的崩潰和農民爭要沒收地產，並把它分割為私有財產。[19][20]在考茨基看來，布爾什維克有計劃地利用這一基本力量，「在國內引入無政府狀態」，以換取「農民讓布爾什維克在他們已把工人階級爭取來的城市採取行動的自由」。[21]
考茨基指責說，隨之而來的是對企業的大規模徵用，「卻沒有嘗試去發現它們在社會主義路線上的組織形式是否可行」。[22]考茨基認為，革命之成功取決於一個「紀律嚴明和具有高度智慧的工人階級」，但戰爭卻耗盡了工人的智慧和紀律，只留下「工人階級中最無知、最落後的部分興奮到了瘋狂的地步」，結果便是造成了經濟的崩潰。[23]
在考茨基看來，一個新的殘暴的制度已然出現：
資產階級被迫工作，但他們卻無權選揮最適合於他們的能力的為他們所熟悉的工作。相反，他們不得不從事那些最骯髒、最令人討厭的工作。他們所得的酬報，不是數量有所增加的口糧配給，而是幾乎不足以充飢的最低定量。他們的食物定量只抵到士兵和受僱於蘇維埃共和國所經營的工廠中的工人的定量的四分之一。…在這一切事實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種想把無產階級放在較高水平以努力達到一個「新的較高的生活方式」的跡象，而只是無產階級以最原始的形式渴望復仇的表現。
「資產階級在蘇維埃共和國似乎是一個特殊的人種，其特徵是不可根除的。正如一個黑鬼始終是個黑鬼，一個蒙古人始終是個蒙古人，[註 1]無論他樣貌如何或穿什麼服裝一樣。一個資產階級分子也始終是個資產階級分子—即使他變成乞丐或靠他的勞動過活。[24]
考茨基專門批評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之一的列昂·托洛茨基，指責他在承認預知俄國工人階級和以其名義行事的革命知識分子缺乏「必要的組織、必要的紀律和必要的歷史教育」的情況下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新的社會、經濟體制。[25]結果腐敗盛行，經濟生產下降到幾乎完全崩潰的程度。[26]
考茨基很快意識到專家的必要性，他引用托洛茨基的說法，即用暴力無情地摧毀「搗蛋者」的組織，用強制手段將「昨天的搗蛋者變成僕人，變成行政人員和社會化的領導人員—只要新政權需要」。[27]考茨基認為，一個新的中央集權行政機構已然出現，其中「舊官僚機構的專制主義以一種新的但...絕沒有改良的形式再次復活...」。[28]考茨基進一步指出，牟取暴利、投機倒把等行為正出現，以至於現如今「工業資本主義已然從一個私人的體系轉變成國家資本主義」了。[29]
考茨基得出的結論是，以武力和獨裁方法實現的最終不會是社會主義，而是另種新的壓迫性的社會制度。 [30]托洛茨基正是要對這一挑戰作出回應。
1920年5月底，托洛茨基編成出版一本小書，以回擊考茨基。[31]其書於8月由設在柏林的共產國際西歐秘書處的出版社在漢堡出版，書名為《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對卡爾·考茨基的答覆》。後來托洛茨基在1935年回憶說，此書是在俄國內戰中波蘇戰爭期間，他在他的裝甲列車組上一節車廂里撰寫的。[32]又說此書措辭之嚴厲是因當時時間與地點背景之故。[32]
托洛茨基回憶說：
「只要階級鬥爭仍是以議會鬥爭的和平形勢體現，考茨基就會像成千上萬的人一樣，沉浸在對革命的批評和大膽的觀點之中：實際上，他們所謂的批評和大膽的觀點並沒有讓階級鬥爭受到束縛。戰後，當戰爭把革命問題帶到戰場上時，考茨基就明確地站到了街壘的另一邊。他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措辭，而是把自己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擁護者—變成了在帝國主義面前匍匐投降的被動者。」[32]
關於俄國經濟的社會主義重組，托洛茨基從當時正在進行的戰時共產主義的經驗中進行合理概括，戰時共產主義的特點是以準軍事化和帶有獨裁色彩的方式指揮「勞動大軍」完成具體的勞動任務。他根據俄國的經驗敦促對工人進行類似的軍事化。[33]一年後列寧推動通過新經濟政策時，托洛茨基卻認為這種策略已然過時。所以後來托洛茨基書中的經濟部分後來被沙赫曼和其他托洛茨基追隨者稱之為「內戰時期的權宜之計」。[34]
托洛茨基以功利為由為蘇維埃政府對反革命採取恐怖手段辯護。在思想史家巴魯克·克尼·帕斯（英語：Baruch Knei-Paz）看來，對托洛茨基而言，「人生命之神聖性在原則上沒有被拒絕；但在他看來，它不是...一個絕對的價值，以至於掩蓋所有其他的價值」。[30]托洛茨基在《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中認為：「在革命時期，奪取人的生命不僅是一種必要的犯罪，也是革命時期的權宜之計」。[30]
托洛茨基辯護時也稱使用恐怖手段是由工人階級本身而不是由政黨中的一小撮人指揮和控制的。[35]使用議會民主制來維持社會主義革命的做法被托洛茨基一概否定。對使用議會民主制的要求，其稱之為「拜物教」。[35]在托洛茨基看來，議會制是用來掩蓋既得經濟利益集團在資本主義社會為統治而披上的偽裝的外衣罷了。而無產階級專政則能利用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國家權力來粉碎其反對者，從而為社會變革鋪平道路。[35]
在托洛茨基看來：「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革命過渡時期期間，使用政治力量進行暴力和恐怖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36]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人，自然就否定了社會主義革命，就挖了社會主義的墳墓」。托洛茨基如此寫道。[37]
章節結構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對卡爾·考茨基的答覆》若不計前言後記則分為九章。第一部分有四章，涉及如何在蘇俄掌權的實際政治問題，理論和實踐中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以及民主的性質和在俄國背景下採取恐怖。中間各章之過渡部分將巴黎公社與俄國革命進行比較，強調了各自的政治策略與命運，並指責考茨基對革命缺乏忠誠，也將他的文章與卡爾·馬克思發表的文章進行了對比。
接下來兩章詳寫介紹了蘇俄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具體政治和經濟政策，然後是題為「卡爾·考茨基，他的學派與著作」的總體性的論戰的篇章。[38]
出版史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列昂·托洛茨基一部聞名之作，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俄文版原著於1920年付梓，並被摘錄在共產國際的《共產國際》雜誌上的第10期和第11期上。[39]德文、法文、拉脫維亞文和西班牙文版本於1920年晚些時候出版。[39]
1922年，於美國首次出版，還出版了意第緒語版本，並通過一本雜誌翻譯成立陶宛語版本。[39]隨後在1923年翻譯出版了烏克蘭語版。在隨後的幾十年裡，該書又被譯成阿拉伯語、中文、捷克語、丹麥語、希臘語、日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和土耳其語的印刷版本，在上述一些語言中也有許多不同版本。[39]
評價
.jpg)
約瑟夫·史達林仔細閱讀該書後對其大加讚賞，儘管當時他與托洛茨基之關係蓋已惡化。這也是托洛茨基唯一一本令史達林好評的著作：他在此書上寫著許多讚許的話，有標註諸如：「正是如此」、「恰當的」和「這正是問題之所在」類之評價。[40]
史達林特別讚許書中之結論，即：黨可以在不與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結成政治聯盟的條件下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統治。[41][42][43]而托洛茨基的政治對手格里戈里·季諾維也夫也曾讚許此書「精彩」。
在托洛茨基黨徒馬克斯·沙赫曼看來，托洛茨基對早期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治策略的辯護是圍繞著兩個主要問題進行的：革命奪取政權的問題和「社會主義革命在實現社會主義方面所要採取的方法」之問題。[44]在沙赫曼看來，托洛茨基始終認為，「特殊時期的情況使俄國爆發社會主義革命—時奪取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而與此同時，作為落後的農業國家的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時機卻一點也不成熟」。[45]因此其需要鄰近先進工業國家的援助。所以「歐洲革命因此被布爾什維克視為俄國革命的唯一救星」是自然的了。[45]而這就需要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模式迅速重組歐洲各社會主義的政黨。托洛茨基認為，重組之標誌是每個政黨的激進革命社會主義左翼與踐行議會主義的、和平主義的中、右翼分裂開來。[45]
斯洛維尼亞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在為該書的一個版本所作的長篇序言中寫道，他認為該書是理解革命者托洛茨基的「關鍵」作品。[46]該書中展現了一位知道如何強硬、如何實施恐怖、和已經準備好接受重建日常生活的任務的托洛茨基。[47][48][49]在評論其理論和實踐工作時，他總結說：托洛茨基及其主義創建了一種新的選擇—除民主社會主義、史達林主義外的新的「第三條道路」。其中所稱的「恐怖」和「一黨制」與史達林主義下的不同。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內戰爆發初期之極端情況下仍拒絕承認失敗的「堅持」，被齊澤克稱為「他們最終勝利的基礎」。齊澤克的詮釋也引起了其他反對其詮釋之批判。[50][48]
影響
托洛茨基編撰的《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激發考茨基，又另編《從民主到國家—奴隸制：與托洛茨基的辯論》，1921年8月編完。此書從未被翻譯成英文。考茨基在書中指出：蘇俄正發生的乾旱和饑荒—他斷言這種致命的情況因農業組織的失調而加劇，交通問題因國家鐵路系統的癱瘓而阻礙從俄國其他非饑荒地區運轉糧食。以及官僚機構癱瘓的加劇。[51]
在1921年出版的此書中，考茨基又回歸主題，即托洛茨基及其布爾什維克在一個無論經濟和思想上都不適合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倉促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經濟的崩潰和饑荒乃是這種缺乏準備的革命產生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另見
- 列昂·托洛茨基著作列表
參考文獻
擴展閱讀
外部連結
Wikiwand in your browser!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Every time you click a link to Wikipedia, Wiktionary or Wikiquote in your browser's search results, it will show the modern Wikiwand interface.
Wikiwand extension is a five stars, simple, with minimum permission required to keep your browsing private, safe and transpar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