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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會見記》（焉耆文拉丁轉寫為Maitreya-Samiti-nāṭaka，全稱為《彌勒會見記劇本》；回鶻文拉丁轉寫為maitrismit）亦可譯為《彌勒三彌底經》《彌勒下生經》。[1][2]是一部由28幕（一個序幕和二十七個正幕）組成的佛教文學作品。內容講述的是彌勒生平故事。現存世主要有吐火羅文（焉耆文）本和回鶻文本，分別藏於科學和文學院、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等地。
2008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頒布首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其中包括《彌勒會見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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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會見記》應該是佛教徒慶祝彌勒成為未來之佛的節日而創作的文學作品。[4]性質上屬於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之作品，但受到大乘佛教的影響。其中內容不僅追求阿羅漢，也有菩薩之理想。[5][4]《彌勒會見記》共28幕（章），其中序幕（章）是佛教的說教、布施者的功德回向，第一幕（章）到第二十七幕（章）為正文，主要描寫彌勒一生。[6]
故事大致內容為：彌勒出生名門，自幼聰慧，跟隨跋多利婆羅門修行。師徒二人一日受到託夢神示，欲前往摩揭陀拜謁在此講經說法的釋迦牟尼佛。跋多利已有一百二十歲高齡，難以成行。於是派弟子彌勒與夥伴共十六人前往拜謁。彌勒等告別老師，前往釋迦牟尼處學法，成為釋迦牟尼弟子。釋迦牟尼講述未來佛的故事後，彌勒向釋迦牟尼請求做未來佛，以解救眾生。於是彌勒降生在翅頭末城的大臣家。從寶幢毀壞種悟得無常之理，並出家。在龍華樹下得正覺，在鹿野苑轉動法輪，譜圖眾生。彌勒甚至前往大小地獄解救受苦眾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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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的《彌勒會見記》以吐火羅文（焉耆文）和回鶻文兩種文字為主，但也可能存在粟特文本之殘頁。《彌勒會見記》最初由印度文（可能指梵文，也可能指某印度俗語）創作完成。由毗婆沙師聖月編譯成吐火羅文（焉耆文），之後智護羯摩師又根據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翻譯為回鶻文。[9][4]19到20世紀之交，《彌勒會見記》重新進入世人眼中。自此後的1個多世紀間，艾密爾·西克、葛瑪麗等德國學者，色那西·特肯等土耳其學者；喬治-讓·皮諾特等法國學者先後將兩種語言的《彌勒會見記》轉寫、翻譯為拉丁字母轉寫吐火羅文、德文、英文的譯釋本、段落翻譯等並對其進行研究。較為系統的《彌勒會見記》漢譯本包括季羨林《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和耿世民的《回鶻文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研究》。伊斯拉菲爾·玉素甫等學者不僅參與了漢譯本，還將序幕（章）及部分章節翻譯為現代維吾爾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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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彌勒會見記》並未發現實物，而吐火羅文（焉耆文）本和回鶻文本寫本可以收藏和出土地區分為不同版本。吐火羅文（焉耆文）本《彌勒會見記》可分為「德國本」和「新博本」，「德國本」為1906年，阿爾伯特·馮·勒柯克等人組織的德國吐魯番考察隊自焉耆縣舒木楚克遺址[哪裡？]發現。[10]1974年，焉耆縣七個星佛寺遺址的北大寺出土吐火羅文（焉耆文）本《彌勒會見記》，現存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該本被稱為「新博本」，縱21厘米，橫18厘米有餘，共44頁，88面，為淡黃褐色厚硬紙。出土時疊放一起，左側大約三分之一被燒毀，嚴重書頁的僅存幾行字，保存較好的正反面各有8行字。[11]:566-567另外，1965年在錫克沁千佛洞也發現有吐火羅文（焉耆文）的《彌勒會見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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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鶻文《彌勒會見記》主要可分為「吐魯番本」（亦被稱為「德國本」）和「哈密本」。其中「吐魯番本」（「德國本」）為德國吐魯番考察隊從吐魯番木頭溝、勝金口發掘而來，故「吐魯番本」（「德國本」）可細分為「木頭溝本」和「勝金口本」。德國學者葛瑪麗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影印刊布德國美因茨科學和文學院和柏林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收藏的「吐魯番本」（「德國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殘卷，不過葛瑪麗認為共有6種寫本，所刊布之殘卷2種為「木頭溝本」，兩種為「勝金口本」，另外兩種未查明出土地點。[2][10]「吐魯番本」（「德國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現存超過600件殘片，可能翻成於公元9世紀到10世紀。[10][4]
1959年4月，哈密縣天山公社（今哈密市伊州區天山鄉）的村民發現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哈密本」。「哈密本」現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回鶻文《彌勒會見記》「哈密本」共293頁，其中超過110頁保存完好，紙頁黃褐色，質地厚硬。完整尺寸大約為橫74厘米，縱21厘米。正反兩面均印有文字，其上下頁邊距相等，每頁從左至右使用黑墨豎寫30行或31行。[11]:565-567哈密本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為抄本，至少有三人完成抄寫。[4]2012年，在哈密市伊吾縣新發現約200件文書殘頁，是「哈密本」的補充。[2]哈密本是中國大陸收藏的篇幅最大的回鶻文寫本[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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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會見記》屬於早期佛教文學作品，吐火羅文（焉耆文）本和回鶻文本二者內容相近，但風格迥異，故對《彌勒會見記》是何文體，研究者觀點並不統一。吐火羅文（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寫明其為Nāṭaka，即戲劇，但其內容相比於如《五卷書》等敘事文學更為近似。[5]早期研究《彌勒會見記》的學者艾密爾·西克、威廉·西格林因吐火羅文（焉耆文）的戲劇性制模糊且單薄，認為該書為敘事作品而非劇本。不過隨著研究繼續，艾密爾·西克根據書名、書中常見的舞台用語、丑角的出現判斷其為劇本。[6]德國語言學家維爾納·溫特則依文中動詞時態，判斷其有喜劇特性。[12]季羨林的觀點認為吐火羅文（焉耆文）本雖為劇本，但是尚處於雛形階段。[6]
回鶻文本《彌勒會見記》相較於吐火羅文（焉耆文）本，戲劇特徵更少。起原因可能因為智護羯摩師翻譯《彌勒會見記》是弘揚佛法，而非傳播戲劇。也可能是宣揚彌勒信仰的對象以及傳統慶典習慣的改變。也因戲劇特徵減少，對回鶻文本是否為劇本的爭論更多。馮家昇認為回鶻文本時是由 《賢愚經·卷十二〈波婆離品〉》演繹的變文。耿世民最初判斷回鶻文本為弘揚彌勒信仰的佛教劇本，之後傾向於其是戲劇雛形或看圖講故事。[6]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沈達人認為該書不具備戲劇的品格，而是敘事的講唱文學。[13]德國突厥學者葛瑪麗對比吐火羅文（焉耆文）和回鶻文版本後，認為後者更似朗讀劇本。曲六乙則認為《彌勒會見記》既具有戲劇特點，也包含對話體敘事說唱文學特點。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孫崇濤認為回鶻文本如果是根據吐火羅文（焉耆文）本改制而來，就不能排除其為劇本的可能。[6][10]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毛小雨結合吐火羅文（焉耆文）和回鶻文版本後，認為其是上接包括梵劇在內的印度古典戲劇，下放大說唱藝術特質的承前啟後的劇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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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羅文（焉耆文）《彌勒會見記》成書年代約為6到8世紀，即中國唐代。比回鶻文《彌勒會見記》早數百年。[10]而最早的回鶻文《彌勒會見記》成書年代有眾多不同觀點。其一基於所用語言和文學特徵等判斷其成書於公元8世紀到9世紀，最早可能早於767年。[10][14]另一觀點為公元10世紀到11世紀，主要理由包括字體等。另外，也有判斷回鶻文《彌勒會見記》成書於羊年，或為牟羽可汗當政時期的767年，或根據回鶻文本內容推測的1067年。[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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