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祝寺是位於中國北京市東城區嵩祝院的一座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
如今，由於該寺山門早已被拆毀，所以該寺殘存建築被分為若干門牌號。
歷史
清朝初年，蒙古準噶爾部多次東侵。清廷為撫綏蒙古、西藏，遂抬高藏傳佛教的地位，大批興建藏傳佛教（俗稱喇嘛教）寺院。[1][2]
康熙四十年（1701年），蒙古各部在多倫諾爾會盟之後，藏傳佛教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羅桑卻丹被康熙帝封為「多倫諾爾扎薩克達喇嘛」。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又獲康熙帝封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負責掌管漠南蒙古黃教（即藏傳佛教格魯派）事務。[1][2]
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帝決定建寺贈與二世章嘉活佛。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時，「奏請命名嵩祝寺」。自二世章嘉開始，嵩祝寺成為歷世章嘉活佛在北京的主要駐地。[2]
嵩祝寺始建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關於嵩祝寺的始建年代，有不同說法，當前主要有以下兩種說法，一是康熙五十一年或 康熙年間說，二是乾隆年間由番經廠舊址改建說（見陳楠《法淵寺與明代番經廠雜考》）。查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雍和宮導觀所期刊》（第一、二冊）中載，「嵩祝寺在北平市內六區松公府後身，即地安門內東南，三眼井之東。」「此寺是康熙五十一年時改建，奏請命名嵩祝寺。」「該智珠寺及嵩祝寺之後（殿），均為章嘉呼圖克圖之倉所……該寺均為章嘉呼圖克圖所轄。」此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漢文「內務府奏銷檔」中，可查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嵩祝寺的修繕（擴建）記錄，雍正十二年和康熙五十一年之間相隔二十多年，基本符合清朝皇家建築的一般維修頻率。可見，嵩祝寺始建於康熙五十一年的說法可信。[2]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發生羅卜藏丹津叛清事件，雍正帝命清軍統帥年羹堯尋訪出二世章嘉活佛的轉世靈童，將其護送至北京。雍正二年（1724年），該轉世靈童移駐嵩祝寺，並舉行了坐床典禮，正式成為三世章嘉活佛。三世章嘉進宮同皇子弘曆（即日後的乾隆帝）一起讀書。三世章嘉曾多次作為大活佛及清廷特使，赴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藏等地參與解決了許多重要的民族及宗教事件。乾隆帝曾從三世章嘉學習佛法，拜為金剛上師。乾隆帝還為嵩祝寺題寫了多處匾額。[1][2]
雍正十一年（1733年），奉雍正帝御旨，清朝惟一的官刻漢字《大藏經》開刻，此後歷時近6年完成。此部《大藏經》被稱為《龍藏》，其刻版最初存放在嵩祝寺，首印也是在嵩祝寺，故又稱為「嵩祝寺版」。[1]
雍正十二年（1734年），法淵寺創建。智珠寺則可能建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間。法淵寺和智珠寺建立後，同嵩祝寺形成了三寺並列的盛況。[2]
清朝歷位皇帝多次賜予嵩祝寺佛像、金碗、手珠、玉如意、法衣以及各種寶物。[3]比如1819年，嘉慶帝將佛像、手珠及法衣等賜予該寺的四世章嘉。[4]
1900年8月16日起，八國聯軍在北京城內公開劫掠三日。其間，嵩祝寺遭八國聯軍公開搶劫，受到嚴重損失。寺內的佛像、器物損失了數萬件。其中包括「鍍金八尺大悲菩薩一尊，一尺菩薩三尊，大小鍍金銅佛三千餘尊，銅佛五萬餘尊，瓷佛十三尊，瓷瓶十二對，鍍金器物四十件，銀器七件，銅器四千三百餘件，銀器五十八堂件，幢幡七十堂首，錦鍛繡品一千四百餘件，竹木要器一百一十餘堂份，墨刻珍品一千六百餘軸，樂器一百餘件。」[3][5]
嵩祝寺東為法淵寺，西為智珠寺，形成了一組較大規模的佛教寺院群。清朝的書籍常將嵩祝寺、法淵寺、智珠寺說成是建於明朝番經廠、漢經廠的舊址上。比如《日下舊聞考》卷二十九記載：「法淵寺在嵩祝寺東，智珠寺在嵩祝寺西」，「明番經廠、漢經廠今為嵩祝、法淵、智珠三寺。考嵩祝寺東廊下有銅雲板一，鑄漢經廠字。又法淵寺有張居正撰番經廠碑記雲，番經廠與漢經廠並列，是可據也。」乾隆帝御書《法淵寺碑記》載，「法淵寺在嵩祝寺左，其右則智珠寺，佛宇毗連，皆前明經廠舊址也。明永樂間，以延致喇嘛傳寫梵經，故有番經廠、漢經廠之名。」清朝乾隆年間的《宸垣識略》載，「嵩祝寺在三眼井之東，有御書額，為章嘉呼圖克圖焚修之所。法淵寺在嵩祝寺東，有銅鼎一，高六尺有咫，有御製碑文。智珠寺在嵩祝寺西，有御書書額。考按：嵩祝寺東廊下有銅鐘一，鑄『番經廠』字；西廊下有銅雲板一，鑄『漢經廠』字；法淵寺有明張居正撰《番經廠碑》。據此，則三寺為明番、漢經廠。」也有的說番經廠、漢經廠在嵩祝寺、法淵寺、智珠寺以東。《京師坊巷志稿》卷三則記載：「嵩祝寺東有法淵寺，西有智珠寺。又東為三廠遺址；明置番、漢經廠，道經廠於此。」以上諸種說法實不確切。[2][6]
實際上，嵩祝寺位於番經廠以西，曾經一度和番經廠、漢經廠並存。而法淵寺則建在番經廠的舊址上。所以在嵩祝寺、智珠寺、法淵寺中，嵩祝寺和智珠寺均和番經廠、漢經廠舊址無關。查張居正在明萬曆元年四月八日的《番經廠記》中稱，番經廠、漢經廠「並列」，但未說明二者是東西並列還是南北並列。徐苹芳編著的《明清北京城圖》中的「明北京城復原圖」顯示，當時嵩祝寺所在區域為一塊空地，番經廠、漢經廠位於其東側，二廠南北並列，番經廠在漢經廠以北。[2]
雍正十三年的內務府奏銷檔中記載了雍正十二年嵩祝寺及番經廠的勘測及修繕情況：「聞事雍正十二年三月，將張家胡土克圖所在嵩祝寺內應行修理之處査看得：正殿、配殿等房脊獸、山牆、檐牆具開裂倒壞。再將番經廠與嵩祝寺合一修造之處，令看風水主事洪文瀾看視，據稱嵩祝寺地勢高，番經廠地勢窪，二廟合一修造不宜，仍照舊式修理作兩所旁開便門，行走相宜。將番經廠前漢經廠之地裁取一段，與嵩祝寺前牆取齊，兩廟中間街道砌牆，前後開大門兩座。番經廠內無天王殿，亦照嵩祝寺式樣添造天王殿。其胡土克圖仍在嵩祝寺居住甚好等語。為此謹將二廟圖樣呈覽恭候。」由此可見，雍正十二年，嵩祝寺曾和番經廠、漢經廠東、西並置，其位置的相對關係一如《明清北京城復原圖》中「清乾隆北京城圖」所示。[2]
在上述雍正十三年的內務府奏銷檔中未見有關法淵寺的記載，根據後來法淵寺和嵩祝寺的位置的相對關係，法淵寺應位於番經廠的舊址。由此可知，真正建在番經廠、漢經廠舊址之上的僅有法淵寺，而且是建在番經廠舊址之上。[2]
從文獻中可見，在雍正十二年對嵩祝寺的修葺中，還加建了一批建築物。嵩祝寺加建了山門、影壁及廂房、僧房、看守房等多間。「臣等派委員外郎吉葆等監修，得嵩祝寺、番經廠共殿宇房屋三百十八間，此內嵩祝寺添蓋山門三間，八字看牆二道，影壁一道，柵欄四十五丈，嘛呢杆四座，看守房屋六間，樓前廂房十間，僧房十二間，馬圈房二十一間。」同時，番經廠則加建天王殿及北側住房三十七間。「將番經廠前漢經廠之地裁取一段與嵩祝寺前牆取齊，兩廟中間街道砌牆，前後開大門兩座。番經廠內無天王殿，亦照嵩祝寺式樣添造天主殿。移咨前來隨添蓋嘎爾丹西勒圖胡土克圖住房一所共三十七間，內正房五間，廂房六間，露頂二間，耳房四間，門房九間……小房三間，馬圈房八間……」[2]
《乾隆京城全圖》中，嵩祝寺建築群的南端山門和影壁牆之間有多座看守房、僧房、馬圏房，多屬臨時建築，建築等級較低。民國時期的測繪圖中，該區域的臨時建築已全部拆除，形成了邊界整齊的寺前小廣場。嵩祝寺西側院落南端的建築布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乾隆京城全圖》中此處是並排多間的平頂僧房或馬房，而民國測繪圖中該區域已改成「一正、兩廂、兩耳」的規整院落。此外，東、西側院落北端建築格局也變化較大，由原來的聯排式建築改為規整的四合院，東側還出現了規模、形制較高的「經堂」。其原因應和嵩祝寺的宗教活動的日趨豐富及嵩祝寺西側的智珠寺的興建有關， 經堂的興建使嵩祝寺作為藏傳佛教寺院的功能更加完整，乾隆中期智珠寺的興建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嵩祝寺、法淵寺在開展宗教活動、接待蒙古僧眾等功能上的壓力，嵩祝寺、智珠寺、法淵寺三寺共同作為蒙古章嘉活佛在京駐地的格局形成。[2]
1931年，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購置了松公府（原為傅恆府）的產權，興建了北京大學圖書館、文學院，盡北邊為女生宿舍。1956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占用北京大學舊址，並向北多占近50米，拆除嵩祝寺、法淵寺的影壁，建宿舍樓，造成嵩祝寺、法淵寺前廣場全部被占，寺內廣場大半被占。
1950年代，嵩祝寺及智珠寺、法淵寺停止宗教活動。1950年代末，嵩祝寺被北京市盲人橡膠廠占用為廠房。1970年代，無線電九廠、無線電十一廠合併，自崇文門外遷至嵩祝寺，將北京市盲人橡膠廠替換走，成立了北京東風電視機廠，該電視機廠將嵩祝寺的天王殿、鐘鼓樓，法淵寺的全部建築拆除，嵩祝寺的天王殿、鐘鼓樓原址建成了生產車間，法淵寺原址建成了組裝車間。後來，該電視機廠還占用了智珠寺的前殿及西配殿。1991年，北京東風電視機廠同牡丹集團合併[7]，廠區遷至海淀區塔院，嵩祝寺、法淵寺、智珠寺的部分舊址及部分建築被牡丹集團的下屬單位「北京牡丹四星音像有限公司」占用，其間牡丹集團企圖在原嵩祝寺山門、天王殿的舊址上開發「牡丹園公寓」但未成功，該地產變成高層爛尾樓，致使嵩祝寺的現存建築長期處於陰影之下。如今，嵩祝寺的中路南側及東路南側建築均無存，中路主要建築僅餘正殿、寶座殿、藏經樓。[2][8]
自1950年代至1960年代起，嵩祝寺及智珠寺一直被各種企業和單位占用，到2000年代末，牡丹技貿發展公司、北京大地科技實業有限公司（牡丹園公寓）、北京文體百貨工業聯合公司、北京市裝潢設計研究所等單位管理使用這些文物建築。[9]其間，1980年代，為落實宗教政策，國家將嵩祝寺及智珠寺的建築產權落實給北京市佛教協會。但是，由於上述管理使用的各單位未遷出寺院，故由上述單位通過租用的形式管理使用嵩祝寺及智珠寺建築，北京市佛教協會收取租金並和上述單位共同管理嵩祝寺及智珠寺建築，但無法使用兩寺。[9]
1984年5月24日，嵩祝寺及智珠寺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3]1995年4月，林達集團董事長李曉林在北京為修繕嵩祝寺捐款550多萬元人民幣，北京市文物局為此特製和李曉林身高等高的功德鍾一座，該鐘被安置在嵩祝寺內的功德亭中，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萬國權題寫了該亭的匾額。[10][11][12][13]1995年，嵩祝寺獲得修繕，共修復殿堂21座，此次修繕任務由北京市房修二公司承擔，修繕期間於1996年6月還在寺內發現清朝中期的絕版古建築彩畫，色彩仍然鮮艷。[3][14]
智珠寺則未能修復。由於上述使用單位將文物建築作為生產車間、庫房使用，古建築損毀嚴重，且年久失修，搭建的非文物建築很多，安全隱患極大。2005年，北京市文物局對產權單位北京市佛教協會以及各使用單位發出了安全隱患整改通知書，責令整改。[3][15][8]隨後數年，北京市文物局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視察，並利用媒體曝光，督促產權單位和使用單位儘快整改。此後，使用單位分別同產權單位北京市佛教協會達成協議，由產權單位和使用單位共同引入社會資金對古建築進行修繕，修繕後由出資人進行使用。2007年起，東景緣開始對智珠寺進行大規模修繕，到2012年，智珠寺的文物建築大部分均獲修繕。[9][3][16]
嵩祝寺及智珠寺文物建築部分範圍內有兩個單位用作餐飲場所，其中嵩祝寺內開設的是「和璽江－嵩祝六號」，智珠寺內開設的是TRB（Temple Restaurant Beijing）。[9][3]高級會所「嵩祝名院」設在嵩祝寺西跨院內，開設於2009年，2011年易主，門牌號為嵩祝院北巷4號，「和璽江－嵩祝六號」（門牌號為嵩祝院北巷6號）為其餐飲機構，主要經營粵菜。[9][3][17][18]高級會所「東景緣」（東景緣官方網站）設在智珠寺內，此處集餐飲、會議、展覽、住宿於一體，TRB即東景緣的餐飲機構。嵩祝寺及智珠寺被用作高級會所的新聞於2013年1月曝出後，受到輿論關注。[9][19][3]
2013年12月，中央紀委、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關於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嚴肅整治「會所中的歪風」的通知》（群組發〔2013〕31號）下發後，國家宗教事務局隨即在2013年12月對宗教領域開展「會所中的歪風」專項排查調研，發現嵩祝寺、智珠寺被出租開設高檔餐飲。2014年1月13日，國家宗教事務局領導率隊到嵩祝寺、智珠寺查看，聽取北京市宗教事務局匯報，明確要求北京市宗教事務局嚴格依照中央的有關規定推動整改，制定整改方案，杜絕將宗教房產出租開設高檔餐飲的情況。[20]2014年4月，嵩祝寺開始大規模翻修，藏經樓被裝修為整體廚房，且在古建築內鋪瓷磚、打牆洞，遭到市民向北京市文物局舉報。2014年7月，北京市文物局執法隊前往嵩祝寺檢查。[21]
2014年1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十部委出台《關於嚴禁在歷史建築、公園等公共資源中設立私人會所的暫行規定》。但2014年12月14日，新華社報道稱，記者調查發現，該規定出台後，嵩祝寺及智珠寺內的私人會所暨高檔餐飲仍在經營。[22]此後，2014年12月，北京市宗教事務局表示正對此調查，國家宗教事務局稱將督促北京市宗教事務局儘快協調推動解決嵩祝寺及智珠寺的遺留問題。[20][23]
媒體曝光上述情況後，北京市組成由北京市紀委、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地稅局、北京市財政局、東城區紀委等部門參加的專案組，連夜赴嵩祝寺、智珠寺調查取證。「經查，兩寺廟院內設私人會所，未經審批，無照經營；政府有關部門履職不到位，存在失察失管，問題比較嚴重，屬頂風違紀性質。」2015年1月，北京市已責成有關部門對嵩祝寺、智珠寺內設私人會所停業整頓，待查清違紀事實後，將對有關部門及責任人嚴肅處理。[24]
建築
嵩祝寺坐北朝南，其建築分為三路，主要殿宇位於中路，東路為寮房、配房、佛堂、經堂等等，西路以喇嘛住宅為主。東路以東為法淵寺，西路以西為智珠寺。[25]嵩祝寺的舊建築上的彩畫，除了正殿、寶座殿、藏經樓、藏經閣東配殿等處殘留的部分原來的彩畫之外，露明部分均已油漆一新，做成程式化的「雅五墨」或者和璽彩畫，其原貌待考。其他年代較老的建築中，被紙面石膏板吊頂封閉的梁架部分彩畫待進一步探查。嵩祝寺的石刻，主要是建築山牆上身角柱以及前廊廊心拱券上的淺浮雕，主要圖案為藏傳佛教的「五欲」、「六拏具」、「轉輪王七政寶」（金輪寶、神珠寶、玉女寶、主藏臣寶、白象寶、紺馬寶、將軍寶）等等。[2]
中路自山門到藏經樓共五層殿宇，是典型的明清寺院布局。自南向北依次為：[25][2]
- 石牌樓：位於嵩祝寺與智珠寺的界牆的延長線上，為南北向。已拆毀。
- 影壁：位於山門正南。影壁左右有牆，影壁和牆之間有路，通往影壁以南的院子。該院四面為牆（北面中間為影壁）。影壁已拆毀。[25][2]
- 山門：面闊三間，進深五檁，大式硬山筒瓦大脊，帶吻獸、垂獸，一斗二升斗栱，內為徹上明造。山門已拆毀。[25][2]
- 天王殿：面闊三間，進深五檁，大式硬山筒瓦大脊，內為徹上明造。天王殿兩側接有紅牆，牆頂是筒瓦大脊，有吻獸，兩側各開一門通向里院。天王殿已拆毀。[25][2][5]
- 正殿（大雄寶殿）：位於里院。面闊五間，帶廊，大式硬山筒瓦大脊，一斗二升斗栱，雲頭雀替，明間有匾額曰「妙明宗鏡」，為乾隆帝御書。正殿對面有一座木結構磚制懸山筒瓦箍頭脊建築，帶吻獸、垂獸，據說為明燈之所。大雄寶殿的彩畫遺存主要位於內檐的平棋天花以及七架梁。平棋天花為蓮瓣梵文天花，採用七彩祥雲襯托寫有梵文六字真言的蓮花。該彩畫除了局部保留原貌外，所有天花單元格均已進行大面積的示意性修復。七架梁上則繪有大點金。該建築室外前檐彩畫已經重繪如新，後檐彩畫仍維持舊貌，但因嚴重褪色而無法辨認。[25][2][5]
- 東配殿
- 西配殿
- 寶座殿：面闊五間，左右各有耳房三間，殿前設有出廈三間。寶座殿屋身的幾處檫墊枋上保存有較為完整的彩畫。[25][2][5]
- 東配殿
- 西配殿
- 藏經樓：位於寶座殿後，二層，面闊七間。上層為格扇門窗，坐凳欄杆，內為井口天花。藏經樓上原有匾額曰「慧燈普照」，有對聯「碧砌瑤階春色麗，琪花芝草日華鮮」，西側也有一對聯為「夜梵聞三界，朝香徹九天」，均為乾隆帝御筆。藏經樓的彩畫遺存包括兩盡間平棋天花，以及各品露明梁架彩畫。兩盡間的平棋天花為蓮瓣梵文天花，採用七彩祥雲襯托寫有梵文六字真言的蓮花。此處的天花除了少量天花板經示意性修復之外，殘損狀況不一。梁架彩畫則包括外檐和內檐兩部分，內檐為包袱金龍旋子彩畫，基本保存完整。藏經樓二層外廊的梁上還有輪廓很清晰的旋子彩畫。[25][2][5]
東路的主要建築有：[2]
- 寮房
- 配房
- 佛堂
- 經堂：是嵩祝寺的重要建築，也是嵩祝寺內規模及用材最大的建築。民國時期的照片顯示，當時經堂室內為徹上明造，全無隔斷。室內梁架彩畫為和璽彩畫，今被吊頂封閉。經堂內懸垂經幡，四壁繪花朵等圖案並懸掛神像捲軸。緊貼後牆處供奉九尊金身天女菩薩。民國二十年（1931年）北平研究院測繪圖稱其為「念經堂」，故可確定該建築是經堂，為藏傳佛教寺院中供僧眾聚會用的建築。《乾隆京城全圖》中尚無該建築，截至乾隆三十七年的奏銷檔也未提及經堂，故其創建年代應當在此之後。[2]
- 東北院北房：位於東路的第二層，坐北朝南，面闊五間，大式硬山筒瓦大脊，進深五架椽帶前廊。前廊檐柱兩側有雲頭雀替，前檐東西山牆廊心處有石刻拱券門，各雕刻「六拏具」浮雕一組。該建築前檐的東西山牆石刻上身角柱一對，各雕刻「轉輪王七政寶」浮雕一組，襯以並蒂蓮。民國時期的勘察測繪圖稱該建築為住宅，但該圖也顯示該建築門前有焚帛爐，再加上該建築的彩畫形制較高，故推測該建築應當兼有一定的宗教功能。據載，「東北院歡喜佛一尊，銅佛髙三尺余，作男女相抱狀。護法神五，騎獸，髙三尺，泥塑。」[2]
東路及中路的新修建築：
- 東路及中路現存的其他建築中，相當一部分為1995年重修時添建的。這些配殿、耳房、順山房為三到五間，構造、裝飾均極簡單。[2]
西路建築：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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