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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民族主義定義的多樣性尤其是個人對其民族認同的不同見解，不同思想學派對民族主義的批評，必然會因人而異，而民族主義在這些批評中也展現出一些普遍問題。
作為共產主義理論的聯合創建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論民族主義的時候大多帶負面態度，比如在評論民族主義運動時使用「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利己的民族主義情緒」描述，而在評價民族主義者時稱之為「虛假的民族主義」「狂熱的民族主義」。恩格斯就瓜分波蘭時批評法蘭克福國會時，直斥「多數派的荒謬絕倫的民族主義謊言」。馬克思在巴黎公社期間，反駁反對者道：「馬志尼一向反對工人運動……他用他那一套民族主義主張帶領義大利走向了軍事專制。他在想像中建立的國家，對於他就是一切，而現實存在的社會對他毫無意義。人民越早擺脫這種人越好。」[1]
同時他們也批評當時流行的泛斯拉夫主義，將其定性為「反動」，認為這一運動不過是服務於俄國霸權的「鞭子」，「將會把一千年來歷史所創造的一切事物化為烏有」。而對於波蘭和愛爾蘭等地的民族獨立運動，兩者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波蘭「自1792年以來對革命的貢獻比這三個國家（指義大利、德意志和匈牙利）所做的貢獻都要來的大」，同時也極力讚揚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1]
總體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民族主義的評價取決於其是否支持社會主義事業、打擊資本主義統治，他們極力反對拿破崙三世和沙俄通過所謂「民族原則」肢解國家乃至於將其吞併（如波蘭），同時警惕民族主義運動主導社會主義運動，強調「無論是法國人、德國人還是英國人，都不能單獨贏得消滅資本主義的光榮，無產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國際的事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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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莎·盧森堡在《民族問題》一文中明確反對民族主義者所主張的「民族自決權」，形容波蘭民族主義為「一出現即破滅的泡沫」，民族自決權不過是「現有體制，即社會民主制度，所給予『民族（nation）』的不是在他們（『民族』）為其所能時的簡陋祝福，就是在其所不能時的空洞短語」。[2]
列寧則提出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不可調和的觀點，指出「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民族主義，口頭上承認民族平等，行動上則維護一個民族的某些特權，並總是力主為『自己的』民族（即資產階級）取得更大的利益」，鮮明地反對民族主義，在一戰以前對第二國際中的各種民族主義加以批評。而及其建立蘇俄政權，由於共產主義政權勢單力薄，他開始提出聯合受壓迫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支持殖民地和弱小國家的民族革命事業，聲稱：「為了同一切形式的民族主義禍害相抗爭，宣傳民族自決權的意義重大。」[3]
奧威爾認為民族主義大多來自於非理性的衝動，他寫道：「比方說托派，那些托派即便成為了蘇聯的全民公敵，也不投靠其它任何國家，如果大家能夠了解我所說的這種現象所蘊含的本質，那麼也就能看透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者往往或大多數情況下都在想著競爭聲譽，不管是那些積極的民族主義者還是消極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的內心積聚總在推動他們鼓吹或貶低某些東西，而這些東西多少都會和所謂勝利、戰敗、以及恥辱有關。對於歷史，尤其當代史，儘管所有大國都有過風雨興衰，但民族主義者都只看作是自己在進步而他們痛恨的敵人在退步的過程。民族主義終歸和勝利信仰不一樣，不可能每次都在這勝利者的一邊，相反他只是在選邊站後想要讓自己相信自己站對了隊伍了並一直堅持下去，直到最後完全事與願違才肯放棄。」[4]
以賽亞·伯林在《關於偏見的筆記》中如此評價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十九世紀每個人都認為它正在衰退——在今天大概是最強大也最危險的力量。它常常是創傷的產物，這種創傷是一個民族在自尊或領土方面加之於另一個民族的。如果路易十四沒有進攻並掠奪德國人，沒有在以後若干年內羞辱他們（在政治、戰爭、藝術、哲學與科學各個領域，太陽王的國家為所有人制定法律），德國人在十九世紀早期用他們猛烈的民族主義反對拿破崙時，也許不會變得如此富有進攻性。同樣，在十九世紀，如果俄國人沒有被西方視為野蠻的大眾，中國人沒有在鴉片戰爭或更普遍的剝削中受羞辱，他們也許不會那麼容易聽信那種學說：允許他們——藉助誰也無法阻止的歷史力量——在粉碎所有資本主義的不信者之後繼承這個世界。如果印度人沒有被庇護，等等等等。光是貪婪或榮耀感不足以培育征服、民族奴役、帝國主義等等，這些東西還是通過某種核心觀念來進行自我辯護，諸如：法國文化是惟一真正的文化；白人的責任；共產主義；成見（視別人低等或邪惡）。只有知識，細緻的而不是簡捷的知識才能驅散它，即使不能驅散人類的攻擊性或對非我族類（膚色、文化、宗教）的嫌惡；此外，歷史、人類學、法律（特別是如果它們是「比較的」，而不是像它們通常那樣只屬於一個人自己的國家）也可以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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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在挑起戰爭方面的作用毋庸贅言，主張統一的民族主義引發了無數糾紛，而主張分裂的民族主義也同樣引起如南斯拉夫內戰相互碾軋的衝突。
哲學家格雷林指責「（民族主義者）所聲索的邊界引發了過去無數血腥戰爭」，還認為「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不能容納不止一種彼此不同而又能夠美美與共的的文化。文化遺產和民族認同不是一回事」[5]。愛因斯坦在1929年的訪談中將當時的歐洲形容為「民族主義的瘋人院」，並稱「民族主義是幼稚的傳染病，是人類的麻疹」；然而他十分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稱猶太人的民族主義「不會傷害到其他人民，猶太復國主義規模太小而難以發展為帝國主義組織」[6]。
民族主義的興起還會極大影響國際合作，而在經濟下各國採取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與鄰為壑，將會最終導致國際經濟的衰退[7]。奉行民族主義政策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發揮其應有的作用[8]。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前院長朱建民教授認為，民族主義精神對內有其結合作用，對外其分裂缺點；狹義的民族主義分裂世界，威脅國際真正合作；民族主義有一種傾向，不但過份重視民族價值，犧牲其他價值，而且誇張自己民族，減損其他民族；國家設法透過國際組織消除極端民族主義份子發動之戰爭[9]:6。
許多學者認為民族主義是民主自由的極大威脅，然而伯林、泰勒等學者還是認為民主制度和自由社會應該建立在一個穩定的民族國家之上[10]，還有學者認為民主化轉型在激發民族主義浪潮、製造諸如盧安達大屠殺等民族衝突起到了很大作用[11]。
余英時在1975年的《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和知識分子》中稱「孫中山先生首揭民族主義為中國現代立國的第一最高原則，洵屬巨眼卓識」，而在1996年《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轉而批評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情緒，而非一套系統的學說。其解決問題的辦法主要是訴諸人類放蕩不羈的情緒，而不是訴諸人類那點本來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賦」。「民族主義是危害國際安全的、最不穩定的、最難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義的情緒極易在不同的民族間挑起仇恨和不和。」「選擇了民族主義就意味著選擇了血與劍。」「民族主義強調族國的絕對主權，排斥個人自治，從而極可能壓制、剝奪個人的權利，造成對內對外都不受約束的絕對專制的政治主權。」「民族主義雖然把民族利益看得至高無上，但除在文化領域可小有作為外，根本無法為實現民族利益提供真正有效的手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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