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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貝佛里奇 KCB（William Beveridge，1879年3月5日－1963年3月16日），英國經濟學家，是福利國家的理論建構者之一，他於1942年發表《社會保險報告書》（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也稱《威廉‧卑弗列治報告》，提出建立「社會權利」新制度，包括失業及無生活能力之公民權、退休金、教育及健康保障等理念。他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市場經濟，也深刻地受費邊社提倡的社會主義影響。他於1944年發表《自由社會的全面就業》一書，主張有國家及市場導向的私人企業來聯合運作，對當代社會福利政策及健保制度深具影響。
貝弗里奇早年是失業保險領域的權威，曾在英國貿易部新設立的勞工介紹所擔任所長，隨後在糧食部擔任常任秘書長。在1919到1937年期間，他擔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理事，之後被選作牛津大學大學學院的院長。他在失業和社會保障領域有許多著作，其中最出名的有《工業的難題》（1909）、《社會主義下的規劃》（1936）、《自由社會的全面就業》（1944）、《保障的支柱》（1943）等。
Glennerster(1955,20-2)指出，卑弗列治的對社會事務的關心和興趣是在牛津大學時培養起來的，和許多與他同一時代的青年一樣，他也進入了倫敦東部的湯恩比館學習。湯恩比館建立於1884年，是為了讓那些有著社會意識，關心社會事務的年輕人發現關於貧窮的第一手資料，湯恩比館也為他們提供一些到真正的環境中實習的機會。這種在東部早期的與貧困的直接面對的經歷，使他對解決失業問題和給那些上由於上了年紀或者沒有工作的人某種形式的收入，從而維持生活這兩個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個興趣影響了他的一生。他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Booth和其他一些人的計劃——以稅收為來源作為對老年人的養老金持否定態度。德國之行使他看到了捐助政策的優點。他對這一原則持堅定不移的態度。在1911年的失業保障法案的制定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於1924年寫的一本名叫《為一切保障》的小冊子中，包含了絕大部分後來出現在他1942年寫的報告中的基本觀點。
威廉‧貝佛里奇是家裡的長子，其父亨利·貝弗里奇是一名駐印度高級文官。貝弗里奇在1879年5月3日出生於印度朗布爾（現孟加拉國領土）。他早年在查特豪斯公學接受教育，後來進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攻讀數學和文學，隨後學習法律。
大學畢業後，貝弗里奇成為了律師。隨後他涉足社會服務領域，並為英國早報相關專欄撰寫文章。1903年，當貝弗里奇在湯恩比館（位於倫敦東區的睦鄰運動中心）工作時，開始對失業的成因產生興趣。在那裡，他與西德尼·韋伯和貝特麗絲·韋伯一起工作，並且深刻地受到了他們社會重組理論的影響，致力於推動退休金和學校免費午餐計劃，並且參加政府人力中介部的競選。
1908年，貝弗里奇作為國內失業保險的權威，被貝特麗絲·韋伯介紹給溫斯頓·邱吉爾。邱吉爾邀請貝弗里奇加入貿易部，並且著手落實全國性、系統性的勞工介紹所和國民保險以應付失業和貧困問題。貝弗里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管理人力，在戰後被授予爵位，並成為糧食部的常任秘書長。
1919年，貝弗里奇放棄公務員職位，擔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理事。隨後幾年，貝弗里奇也為幾個社會政策相關的委員會與促進會工作過。他發表了許多經濟學的學術著作，包括他早年對失業問題的研究以及大量對物價和薪酬的歷史研究。1919年，費邊社社員讓他成為了倫敦證券交易所的理事，並且擔任這一崗位直到1937年。在此期間，他曾與埃德溫·坎南（Edwin Cannan）和萊昂內爾·羅賓斯競爭，以防他們干擾費邊社對倫敦證券交易所的控制。
貝弗里奇與1933年參與設立學術援助委員會，幫助因為民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場而被解僱的傑出學者免遭納粹迫害。1937年，他被任命為牛津大學大學學院的院長。
3年後，勞工部部長歐內斯特·貝文邀請貝弗里奇負責旗下的福利部門。他拒絕了邀請，但是表示對英國戰時的人力調動感興趣（他支持集中計劃的強力系統）。儘管貝文不太願意，但他還是讓貝弗里奇在1940年6月開始負責一項相對不那麼重要的勞動力服務。事實上，因為貝弗里奇十分自負，貝文和勞工部的常務秘書托馬斯·菲利普斯（Sir Thomas Philips）都不喜歡和他共事。
《社會保險報告書》
1941年5月，衛生部部長歐內斯特·布朗宣布成立委員會以調查社會保障以及盟軍服役問題，並且提供建議。儘管布朗發表了聲明，但調查主要是由亞瑟·格林伍德推動。貝文為了趕走貝弗里奇，將他作為委員會主席的人選推薦給格林伍德。貝弗里奇起初並不願意，但他發現這已經阻礙到他在人力資源方面的工作，只能不情願地接受了這一委任。經過18個月的調查研究，這份關於《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問題的報告（即《貝弗里奇報告》）在1942年被提交給國會。它提出，處於工齡的人們應該每周繳納國民保險金，這樣人們在患病、失業、退休和喪偶的時候可以獲得補助。貝弗里奇主張這種系統可以為人們的生活提供最基礎的保障，並建議政府解決「五大罪」——貧窮、疾病、愚昧、骯髒和懶惰。
貝弗里奇的主張被廣泛接受了。他呼籲保守派和懷疑派接受他的觀點，宣揚這種福利體系不但能把工人所需的健康和養老費用從企業轉移到國家財政，減輕企業負擔，還能提高工人的健康條件和收入水平，讓他們有更高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為英國工業服務，最終提升英國工業在戰後的競爭力。貝弗里奇把充分就業（失業率不超過3%）視為報告中社會福利計劃的核心，並且在1944年發表的《自由社會的全面就業》一書中闡述了達到這一目標的方法。其他方法還有凱恩斯式的經濟調控、直接控制勞動力、以及在國家層面上控制生產資料。事實上，貝弗里奇的設想背後的推動力是人們對於社會公平的追求以及在戰後建立新的理想社會的期望，他相信這種社會經濟型的法律可以有效解決社會問題。
1944年，剛加入自由黨的貝弗里奇被選入下議院，接替在1944年7月30日因為藍衣行動犧牲於諾曼第的喬治·查爾斯·格雷。1945年英國大選，貝弗里奇以1962票負於保守黨的羅伯特·索普，他在特威德河畔貝里克選區的議員生涯就此結束。
第二年，新一屆工黨政府開始落實貝弗里奇在構建現代福利體系方面的建議。1945年的英國大選中，克萊門特·艾德禮帶領的工黨在選舉中擊敗了邱吉爾帶領的保守黨。艾德禮宣布他會採用貝弗里奇報告中論述的福利體系，包括在1948年建立國民健康體系，及由稅收支持的全民醫療服務。全國性的保障系統的優點在於，它可以提供「社會保障」，以確保全體國民能得到「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這個新系統事實上在1911年就已經由勞埃德·喬治在全民保障行動中建立了一部分了。
1946年，貝弗里奇被封為男爵，並成為了上議院自由黨的黨魁。1953年，他出版了《權力與影響》一書。1952-1956年期間他擔任慈善機構Attend（後更名為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eagues of Hospital Friends，醫院之友聯盟國家協會）的主席。
優生學是研究通過受控的選擇性生育來改善人種的學說。貝弗里奇是優生學會的成員。1909年，他提出無法工作的人應該得到國家的保障，「但要完全、永遠地剝奪他作為公民的權利，不僅是投票權，就連公民的自由和做父親的權利也一樣。」雖然他是倫敦經濟學院的理事，但他想設立社會生物學學部。儘管這個學部並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但蘭斯洛特爵士（Lancelot Hogben），一個激進的反優生學人士，被任命為主席。前倫敦證券交易所的理事約翰·阿什沃思（John Ashworth）猜測，是優生學的擁護者和反優生學人士之間的矛盾導致貝弗里奇離開了學校。
貝弗里奇在40年代曾讚揚過優生學會對推動兒童津貼所作的貢獻。不過，儘管他支持優生學，但他在《貝弗里奇報告》中並沒有提到「優生價值」。謝菲爾德大學的丹尼·多林教授說報告裡「甚至沒有一丁點」優生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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