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貶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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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貶抑（misogyny）也稱厭女。是一種對女性或女孩的仇恨、蔑視或偏見。它是一種性別歧視的表現，通常導致女性在社會地位上低於男性，從而維持父權制的社會結構。厭女症在歷史上普遍存在，影響了藝術、文學、社會結構、歷史事件、神話、哲學和宗教等各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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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英語與美式英語詞典普遍將 厭女症 定義為「對女性的仇恨」（hatred of women）或「對女性的憎惡、不喜或不信任」（hatred, dislike, or mistrust of women）。[1][2][3]
美國《韋氏詞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則區分了 厭女症 與 性別歧視（sexism）。該詞典將厭女症定義為「對女性的仇恨」，而性別歧視則指基於性別的歧視，以及促進性別刻板印象或社會角色區分的行為、條件或態度。[4][5]
澳大利亞《麥考瑞詞典》（Macquarie Dictionary）在2012年修改了對厭女症的定義，擴展至不僅包括對女性的仇恨，還涵蓋「根深蒂固的對女性的偏見」。這一修改主要受到澳大利亞國會一場演講的影響。[6][7]
根據《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厭女症」（Misogyny）一詞源於17世紀中期，來自希臘語 misos（仇恨）與 gunē（女性）兩個詞根的結合。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興起之前，這個詞在英語中較少被使用。[8]
中文的社會、心理學科將Misogyny譯為「厭女症」，將Misogynism譯為「厭女主義」或「女性貶抑」，持有這種觀點的「厭女主義者」英文為misogynist。網路用語亦有「仇女」一詞，並派生出「仇女廚」（批評厭女支持者的貶詞）。
日文中，除了用假名音譯，也可以用漢字詞「女性嫌惡症」（女性嫌悪症）來表示[9]。另有用和語おんなぎらい（女嫌い，意譯為討厭女性），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即著有《女嫌い》（厭女）一書。
內容
厭女症的一個典型例子是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其中包括家庭暴力，甚至在極端情況下發展為針對女性的恐怖主義或女性殺害（Femicide）。此外，厭女症還體現在性騷擾、脅迫，以及透過心理手段控制女性的行為中，甚至通過法律或社會規範將女性排除在公民權利之外。在某些情況下，厭女文化可能會鼓勵女性接受從屬地位，以換取某種社會上的獎勵或認同。
厭女症既可以是一種個人態度（通常由男性持有），也可以是一種深植於文化和社會制度中的現象。有時，厭女症的表現是顯而易見的，具有強烈的敵意；但在其他情況下，它可能以更微妙或隱晦的方式呈現，使其具有「合理辯解」的空間。
在女性主義思想中，厭女症不僅指對女性的敵視，也包括對「女性特質」的貶低與排斥。這種態度可能導致對與女性相關的機構、職業、嗜好或行為習慣的蔑視，甚至拒絕接受男性身上被視為「女性化」的特徵。研究女性氣質（Femininity）的學者蕾亞·阿什莉·霍斯金（Rhea Ashley Hoskin）指出，應當區分基於生理性別的壓迫與基於女性氣質表達的壓迫，後者在學術上被稱為「恐女氣質症」（Femmephobia）。此外，種族歧視與其他形式的偏見可能與厭女症相互交織，加劇對女性的壓迫。[10]
社會心理學研究將顯性厭女症（overt misogyny）描述為「公然的敵意性別歧視」，通常會引起女性的抗拒。相比之下，「仁慈的性別歧視」（benevolent sexism）或「騎士精神」（chivalry）則可能讓女性在無意間維持父權制社會的性別分工。
社會學家 艾倫·G·約翰遜（Allan G. Johnson）認為：「厭女症是一種文化態度，因為女性的性別而仇視女性。」他指出：
厭女症…… 是性別歧視偏見與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因此成為男性主導社會中壓迫女性的重要基礎。它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從惡搞女性的笑話、色情內容，到針對女性的暴力，甚至讓女性對自己的身體產生自我厭惡。
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社會學家 邁克爾·弗拉德（Michael Flood）則強調，厭女症主要見於男性，但女性也可能對其他女性甚至自身施行厭女行為。他認為厭女症是一種長期伴隨父權社會的意識形態，至今仍限制女性獲取權力與決策權。他指出：
亞里斯多德曾主張，女性是「天生的缺陷品」或「不完美的男性」…… 自此之後，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內化了這種作為「社會替罪羊」的角色。在21世紀，媒體對女性的物化加劇了這種現象，導致文化上對女性的自我厭惡，使女性熱衷於整形手術、厭食症和暴食症。
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哲學家 凱特·曼恩（Kate Manne）認為，厭女症的本質在於「控制並懲罰那些挑戰男性支配權的女性」，而不僅僅是「仇恨女性」。她指出，傳統上對厭女症的定義過於簡單，因為許多實行厭女行為的人可能仍然愛著特定的女性，例如他們的母親。因此，她提出：
厭女症獎勵那些維護現狀的女性，懲罰那些拒絕接受從屬地位的女性。
曼恩進一步區分 性別歧視（sexism）與 厭女症。她認為，性別歧視是父權制的理論基礎，而厭女症則是其執行機制：
性別歧視的意識形態通常透過誇大或捏造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來區別兩性，有時甚至違背當前最好的科學證據。而厭女症則區分「好女人」與「壞女人」，並懲罰後者。性別歧視披著科學的外衣，而厭女症則發動獵巫行動。
《蘇格拉底之城：介紹古典雅典》（ City of Sokrates: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Athens）一書的作者J.W. Roberts認為，早在古希臘戲劇表現出的厭女傾向之前，古希臘文學中就初見其端倪，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詩人赫西奧德生活的時代[11]。
古希臘思想家亞里斯多德就被指責為厭女主義者，文化學者、作家辛西亞·弗里蘭在1994年出版的文章中指出，亞里斯多德曾經聲稱「女人不如男人」，原文研究者並作出如下的評語：
亞里斯多德聲稱，「男人的勇氣來自指揮，女人的勇氣來自服從」；他聲稱說「物體渴求型態，就如女人渴求男人、醜陋者渴求美麗一般」；他聲稱說「女人的牙齒少於男人」；他聲稱說「女人是不完整的男人或者『一貫有缺陷的』，因此女人只為下一代帶來物質，而不帶來型態」；他聲稱說「一般而言，女人大概是較低等的生物」；他聲稱說「如果一個女人太過有勇氣或太過聰明，那在悲劇中就是不合適的。」[12][13]
諸如「末喜、妲己和褒姒導致了夏商周三代的滅亡」這樣的「紅顏禍水」論調，一直存在於中國從古至今的社會裏。有中國學者認爲，其成因就是「先秦、秦漢時期社會不斷進行歷史建構的結果」，其本質就是「政治和歷史觀上的『厭女症』」。[14]
根據近現代的研究，心理學認為厭女主義是男權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在女性主義理論中，女性貶抑被認為是種跟種族歧視或者反猶太主義相類似的政治意識形態。厭女主義的存在是為了合理化和維持女性對男性的從屬地位，並且保護支持憎厭女性主義的支持者。
女性作家瓊·史密斯（Joan Smith）在《厭女症》（Misogynies）一書中寫到：「厭女症」（misogyny）是廣泛存在於文學、藝術和種種意識形態表現形式之中的『病症』，表現為對女性化、女性傾向以及一切與女性相關的事物和意義的厭惡，並把婦女，尤其是婦女的性，當作死亡與痛苦，而不是當作生命和快樂的象徵。」
影響
中國社會裏不難見到女性貶抑言論。常見的對「女司機」、「女博士」的污名化，有認為其根源是女性進入男性掌控的傳統領域，挑戰大眾觀念，引發污名化，而大眾媒體又助長了這種污名化[15]。網路時代，作爲屌絲文化發祥地的帝吧，就誕生過「黑木耳」一詞，用黑木耳的形狀及顏色隱喻女陰，指代女性，尤指「性生活混亂」，貌似指代「非處女」的女性。在海天盛筵事件中，更催生出「綠茶婊」、「朝陽婊」、「髒蜜」等諸多貶義詞彙[16][17]。
在台灣網路，有網民將任何他們認為不道德的女性鄙稱為「母豬」，認同的網民甚至還結合出虛擬的共同體：母豬教，其起源於PTT社群。然而實際應用上該詞的定義不明，且具有鄙視性與相當的爭議性。[18]
從古至今，文化領域中的厭女主義十分常見。除了亞里斯多德等古希臘學者，近現代也有很多男權主義者同時是厭女主義者。
義大利著名思想家、外交家、史學家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他在著書《李維史論》之《國家如何因為女人而垮台》一章中，要求「將男子和婦女嚴格地限制於政治和家庭這兩個彼此隔絕的領域」。[19]
莎士比亞也被認爲在作品中將女性邊緣化、弱勢化，是厭女主義的一種表現。[20]
現代藝術作品中，如電影《黑天鵝》被學者認爲是「在男女形象的塑造上又表現出強烈的男性優越感和『厭女症』傾向，男權主導意識在影片中製造出具有迷惑力的假象」[21]。
批判
自稱「持不同政見者女權主義者」的卡米爾·帕格里亞常與其他學院派女權主義者發生爭執，她認為，在第二波女權主義中盛行的、由馬克思主義激發[22]的對厭女症的解釋存在嚴重缺陷。與之相反的是，仔細閱讀歷史文獻就會發現，男人並不憎恨女人，而是懼怕她們。[23]克里斯蒂安·格羅斯·格林認為，必須將厭女症跟與其相反的女性崇拜聯繫起來看。他批判了R. W. Connell的霸權性男性氣質理論，展示了在莫三比克馬普托的年輕人中，喜愛女性的男性氣質是如何發揮作用的。[24]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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