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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海忠之(日語:古海 忠之/ふるみ ただゆき Furumi Tadayuki,1900年5月5日—1983年8月23日),日本東京都人,日本帝國的大藏官僚、滿洲國官僚、實業家。
古海忠之早年先後於京都府立京都第一中學校、第三高等學校畢業,1924年月從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畢業。學生時代,他是東京帝國大學野球(棒球)部成員,是主力捕手(帝國大學時代兼橄欖球部)。中學時代,他曾參加第3回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
1924年4月,古海忠之入大藏省,在銀行局特別銀行課任職,同年通過高等文官行政科國家考試。同期入省的有青木實(滿洲國經濟部次長,二戰後曾被蘇聯關押在西伯利亞,後任合同証券會長、水戶常盤銀行社長)、難波經一(滿洲國専賣公署副署長、軍需省燃料局長官、整備局長官,二戰後任山陽紙漿社長、會長)等人。1924年12月至1925年12月,古海忠之在東京步兵第一聯隊服兵役,曾任主計軍曹。退伍後返回大藏省特別銀行課任職。1926年12月,任宇都宮稅務署長。1929年12月,任東京幸橋稅務署長。1932年3月,任大藏省營繕管財局事務官[1]。
1932年滿洲國建國後,關東軍急需人材,國有財産課長星野直樹選拔古海忠之等人成為派往滿洲國的官吏[1]。1932年7月,古海忠之作為大藏省滿洲國派遣團的一員赴滿洲國,該團團長星野直樹(國務院財政部總務司長),團員有松田令輔(總務庁主計處長、大藏省總務局長、戰後東急代理店社長、東急連鎖酒店社長)、田村敏雄(財政部稅務司國稅科長、濱江省次長、戰後大藏財務協會理事長、宏池會事務局長)、田中恭(財政部理財司長、滿洲重工業理事、滿洲製鐵常務理事)、阪田純雄(財政部稅務司長、興亞院、戰後名古屋財務局長、証取委事務局長、日本電工社長)、永井哲夫(財政部關稅司長)、山梨武夫(専賣總局副局長、財政部總務司長、商務司長、滿洲重工業理事,1945年10月逝世,東北帝國大學畢業)等人。其他關東廳在籍的大藏官僚有源田松三(財政部稅務司長、總務廳次長、奉天省次長、戰後モロゾフ酒造社長・會長、廣島加計町長、源田實之兄)也參加了該團[2]。1932年8月,古海忠之從大藏省辭職。
1932年10月,古海忠之任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理事官、總務廳主計處總務科長兼特別會計科長。1933年5月,任主計處一般會計科長。1933年9月,任人事處給與科長。1934年12月,任人事處長。1935年春,任新京滿洲國野球團監督。同年秋,設立東京巨人軍。1935年11月,任主計處長。
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和整個中國大陸一樣,鴉片也在為禍滿洲,1932年10月滿洲國制定鴉片法後,採用鴉片漸減的方針,以最終實現禁絕鴉片,故對鴉片採取專賣制(國有化)。古海忠之原來在大藏省的同期同僚難波經一成為專賣公署(後改專賣總署)的實際負責人。1938年,對華中央機關興亞院成立。此前由特務機關作為謀略資金管理運營的鴉片收益金轉由興亞院管理,滿洲國掌握的蒙疆産鴉片的利益金也成為興亞院的管理對象,古海忠之因此同興亞院折衝[3]。1940年6月,古海忠之就任滿洲國國務院經濟部次長。任內,古海忠之繼續實行鴉片漸減政策,關東軍因軍費需要而依賴的熱河産鴉片專賣事宜被他託付給好友里見甫[4]。
1937年,古海忠之拒絕就任滿洲國協和會指導部長的職務[5]。後來,他被聞知此事的總務部長甘粕正彥熱情說服,乃就任人事處長(局長)兼任滿洲國協和會指導部長。針對關東軍參謀副長石原莞爾個人將協和會作為「同志的組織」傾向,甘粕正彥認為有必要對協和會進行「國民組織」改革。就任指導部長後,古海忠之同石原莞爾激烈對立,古海忠之獲得星野直樹、岸信介等人支持,當然甘粕正彥及關東軍本身也支持他,1938年12月,石原莞爾被降為舞鶴要塞司令官。古海忠之認為,石原莞爾降職的背後,是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以及兄事東條英機的官僚的、現實的甘粕正彥同野人的、理想家的石原莞爾之間的矛盾,其直接原因是石原莞爾在協和會同古海忠之的對立。[6] 。
在總務部長甘粕正彥、指導部長古海忠之的二元體制下,協和會繼續運作,石原莞爾被降職後,為保持均衡,經關東軍介入,古海忠之被解除了指導部長的職務,於1939年3月派赴德國參加納粹黨黨大會,並赴歐洲考察,1940年5月返回[7]。
1940年,古海忠之任滿洲國經濟部次長。1941年,古海忠之任滿洲國總務廳次長,任內參與制定第一次滿洲國産業開發五年計畫。1944年,石渡荘太郎大臣及谷口恆二次官邀請古海忠之作為候補大藏次官歸國,任命其為大藏省理財局長。但是,一直到日本投降前,古海忠之仍留在新京,協助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執掌滿洲國行政,決定滿洲國政策,人稱「滿洲國副總理」[1]。
1945年8月16日上午,甘粕正彥在滿洲映畫理事長室舉行威士忌酒會,招待和他親近的古海忠之及關屋悌蔵(厚生部次長)二人,為自殺做最後的訣別,古海忠之勸說甘粕正彥不要自殺,但沒有效果,只是收藏了他給古海忠之和大園長喜(甘粕的憲兵同期戰友,興安北省次長,滿洲農機具會社理事長)的遺書[8] 。
不久,古海忠之被蘇聯紅軍逮捕,與關東軍其他主要的官吏一起遭遇西伯利亞抑留,被關押在赤塔、哈巴羅夫斯克等地。在嚴寒和殘酷的拘留生活中,他們被蘇聯方面視為反動的戰犯。因此,在哈巴羅夫斯克收容所,古海忠之、下村信貞(外交部次長,因涉嫌準備對蘇聯開戰而在蘇聯關押期間死亡)、井上忠也(大同學院院長)、高橋康順(滿洲國參議府參議)成為「民主運動」「反軍鬥爭」的目標。日軍下級官兵對他們進行袋鼠法庭虐待,稱他們「你們只配給白樺樹當肥料!」。他們在各種批鬥和虐待下,被迫從事繁重的勞動。[9]。
1950年,古海忠之等人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到中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他們的衣食住等方面待遇比在蘇聯有了很大改善,「認罪」主要靠自主的思想改造學習。1956年6月,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1963年2月古海忠之獲得釋放,結束了作為戰犯的囚犯生活,同年3月回到日本。其被釋放歸國的原因,主要是中國希望改善同日本的關係,爭取岸信介等日本「右派」。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同中共激烈鬥爭的鈴木啓久(原陸軍中將、原第117師團長,同年5月獲釋歸國)等11人未能同期獲釋[10]。
1966年2月,古海忠之任大谷重工業副社長。1968年5月,任東京卸売センター社長。1971年,古海忠之獲得勳二等瑞寶章。1978年2月,任東京卸売センター會長、テーオーシー相談役、ニューオータニ取締役。
1983年8月23日,古海忠之逝世,享年8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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