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次路線鬥爭

十次路線鬥爭是對中共黨史的一種概括、敘述方式。這種方式，把中共黨史說成是一部毛澤東與各種左右傾機會主義做鬥爭，一次次證明毛澤東政治領導和思想、路線的正確性，並不斷壯大發展、取得勝利，完成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課題的歷史。這一套概念體系是從蘇共、尤其是從《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註 1]}照搬過來的。

在中共歷史上，六屆七中全會作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 2]}。這是延安時期為了全面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最終統一黨內認識，總結經驗，明確歷史功過，加強黨內團結，在新的基礎上完成新的歷史使命的做法；因而形成了用路線鬥爭構築黨史體系，為現實的黨內鬥爭服務的先例。這種做法，在文革中被急於修改中共黨史、確立新的道統的文革意識形態沿用了。

最先提出「十次路線鬥爭」的，是1971年毛澤東南巡時的談話。而在中共文獻正式提出「十次路線鬥爭」概念的，是《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十次路線鬥爭指：

• 第一次：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 第二次：瞿秋白左傾冒險主義
• 第三次：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
• 第四次：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
• 第五次：王明先左後右的機會主義
• 第六次：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
• 第七次：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
• 第八次：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
• 第九次：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
• 第十次：林彪反革命集團

這種概括、敘述方式的產生，一方面源於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向《聯共（布）黨史》借用話語系統，常常使用講述黨史的方法進行譬喻、暗示，清算歷史舊帳，成為他所擅長的黨內鬥爭行之有效的特殊手段（意識形態化）；一方面源於趨附毛澤東的政客和黨史工作者的踵事增華，形態化的完善工作，是製造當代偶像的造神運動的政治需要。

文革時以此線索，編寫了官方、民間各種版本的黨內路線鬥爭大事記。其中有大量中共黨史的專業工作者也以此圭臬，亦步亦趨地編制教科書，在黨內組織生活學習時傳播，並規定有檢查、驗收、總結的制度。各級黨組織、機關單位的政治學習也反覆使用這樣的材料。

1976年打倒「四人幫」後，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將其定名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後來放棄了這一提法）。

1980年鄧小平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廢棄了這一概念體系。鄧說，過去「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黨內鬥爭是什麼性質就說是什麼性質，犯了什麼錯誤就說是什麼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鬥爭的提法。」例如把個別時間較短、沒有產生全黨影響的錯誤，如瞿秋白（3個月）、李立三（半年）、羅章龍（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組織「中央非常委員會」），也算作一次路線鬥爭，就有湊數的嫌疑。

注釋

1. 該書為了維護史達林一貫正確的形象，任意裁剪歷史，把蘇共黨史描繪成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生死搏鬥的歷史。由此創造了一套以領袖為中心的革命戰略、策略，加強黨的思想和建設的具體途徑，展開黨內鬥爭的方針、方法的話語系統。^{[來源請求]}
2. 在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前曾編輯過《六大以來》的文集，限印500冊，對原文多有改竄。^{[來源請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毛澤東1941年《結論草案》為藍本，起草過程長達一年。

參考文獻

•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
• 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73年8月24日）》；
• 《黨內十次路線鬥爭資料》中聯部1972年編；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