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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與「前線 (義大利)」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頁，請見「前線 (消歧義)」。前線（義大利語：Prima Linea）是義大利歷史上的一個左翼恐怖組織，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一直活躍在該國。
在1969-1970年義大利北部的一系列大規模工業行動之後，公民抗命和大規模示威的行為往往變成了左派激進分子和義大利國家執法當局之間的暴力對抗。義大利城市中心開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社會衝突時期，右翼和左翼組織幾乎每天都在實施暴力行為。許多處於兩極的激進分子都轉向了城市游擊戰，官方將此舉定義為恐怖主義。[1]
1974年，左翼青年中形成了一場自治主義思想運動，同年，「爭取工人權力共產主義委員會」（義大利語：Comitati comunisti per il potere operaio）組織開始建立「軍事網絡」。[2]在1974年春季和秋季期間，議會外左翼組織持續鬥爭對其未來的路線進行了激烈的內部討論。一些激進分子，主要是該組織安全部門的成員，特別是那些駐紮在米蘭、都靈、那不勒斯和布里安扎的人，批評了持續鬥爭表面上遵循的「過於知識分子的路線」。他們提出了一個「更具干預性、叛亂性的倡議」。這個建議基本上等同於持續鬥爭加入「武裝鬥爭」，因此被領導層拒絕，這一發展導致了隊伍的分裂。[3]:18大約在同一時期，一些前一年自我解散了的工人力量的前成員與兩批離開了持續鬥爭的激進分子聚集在一起。[2]到1975年，一些離開持續鬥爭的人已經與除工人權力外的其他議會外左派組織的激進分子建立了聯繫和合作。他們還開始與出版政治言論的雜誌《Senza Tregua》的人接觸，該雜誌宣傳「激進反法西斯主義」。1976年秋天，經歷了多次會議，三個有組織的「軍事和起義戰鬥」團體出現了：革命共產主義委員會、共產主義戰鬥部隊，還有前線。[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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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義大利國內情報安全局的分析，前線沒有採取「以國家為中心」的做法，而是基於其他激進團體，特別是紅色旅的「階級對抗國家」的世界觀，支持一種被塑造為「戰鬥組織與群眾武裝自發性之間的歷史結合」的「階級戰爭的社會概念」。因此，與其說前線是」工人階級政黨的先鋒「不如說前線渴望」代表「群眾的」先鋒部分「，與他們進行」直接接觸「[4]。
因此，該組織的名稱本身就代表了一支」半軍事化的力量「，致力於與意識形態對手作鬥爭並」捍衛共產主義同志「。前線將自己定義為」多元和扁平化的組織「，目標是減少宗派主義，而不是紅色旅的」軍事垂直主義「，在事實上與列寧主義者的」精英主義邏輯「相去甚遠。[4]前線的創始人之一，Enrico 「Chicco」 Galmozzi在2019年的一本書[5]中寫道，他們」重視「組織內工人的重要性，以及在工廠」紮根「的重要性。
前線的領導人是Roberto Sandalo、Marco Donat-Cattin、Sergio D'Elia、Michele Viscardi、Enrico Galmozzi、Fabrizio Giai、Sergio Segio、蘇珊娜·隆科尼、Diego Forastieri、Roberto Rosso、Maurice Bignami、Bruno La Ronga、Giulia Borelli和Silviera Russo[4]。該組織根據不同的行動，有時會使用其他名稱，如共產主義戰士委員會（Comitati Comunisti Combattenti）、共產主義戰士旅（Brigate Comuniste Combattenti）和無產階級巡邏隊（Ronde Proletarie），後者的名稱表示在暗殺律師兼義大利社會運動黨（MSI）支持者Enrico Pedenovi後暫時解散的無產階級武裝巡邏隊（ Ronde armate proletarie）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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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織第一次採取軍事行動是在1976年，這一年也出現了其他武裝組織，如新游擊隊（Nuovi partigiani）、共產主義武裝力量、共產主義力量（Potere comunista）等。1976年11月29日，都靈的五名前線成員襲擊了菲亞特集團的總部[6]。三名男子和兩名女子，全部攜帶手槍和突擊步槍，衝進菲亞特辦公室，用鐵鏈鎖住在場的員工，」徵收「了他們在現場發現的公司的所有資金，然後離開，在牆上用噴漆寫下了」Prima Linea「這個名字。他們留下的傳單部分內容如下[2]：
我們不是其他武裝組織，比如紅色旅或NAP[無產階級武裝核心]的產物，而是一個游擊隊聯盟，這些游擊隊直到今天還在以不同的縮寫名字開展活動，我們的目標是建立和組織無產階級的武裝力量。
在這次襲擊之前，前線集團已經實施了它的第一次暗殺。1976年4月29日，Bruno La Ronga、Giovanni Stefan、Pietro Del Giudice和Enrico Galmozzi，當時都是持續鬥爭的激進分子，後來人們發現他們也轉入了前線的武裝鬥爭中，他們在一個加油站伏擊並殺害了MSI的律師兼成員Enrico Pedenovi。這次襲擊發生在新法西斯主義學生Sergio Ramelli被工人先鋒（Avanguardia Operaia）的成員暗殺一周年之際[7]。暗殺Pedenovi可能是為了報復兩天前新法西斯分子對共產主義活動家Gaetano Amoroso的致命刺擊[8]。第二年，1977年3月12日，一支前線小隊在都靈暗殺了29歲的Giuseppe Ciotta[9]。
1977年春天，Enrico Galmozzi和Magneti Marelli和Falck集團工廠的六名工人在韋爾巴尼亞上游的格蘭德谷國家公園被捕，當時他們正在訓練使用武器。Sergio Segio認為，這一事件表明，」把工人武裝起來不是一些抽象的政治宣傳，而是一個具體存在的現實「[10]。4月，一些前線的成員在佛羅倫斯附近的San Michele a Torri開會，討論組織的章程和內部結構。
同年7月，一支米蘭的單位在瓦雷澤省的特拉達泰搶劫了一家軍械商店，搶走了40支手槍和一些步槍。當他們進入一輛汽車時，店主Luigi Speroni在掙脫束縛後，從商店中走出來用獵槍向汽車射擊。小隊的一名成員，Romano 「Valerio」 Tognini[note 1]被當場擊斃，而另一人則受重傷。小隊在樹林中拋棄了Tognini沒有生命跡象的屍體。在打給安莎通訊社（ANSA）的電話中，襲擊者自稱是」共產主義的戰鬥組織Prima Linea「。他們還說出了犧牲戰友的名字，他在槍擊中已經認不出來了[10]。Tognini是第一個被殺害的前線成員，他被媒體描述為一個「安靜的人」，他是羅馬銀行的一名員工，總是「穿著保守」，似乎對政治沒有任何興趣[11]。
1978年1月20日，Sergio D'Elia領導的小組在試圖解放被關押在穆拉特監獄中的成員時遇到了警察巡邏隊。在隨後的交火中，巡邏隊員Dario Atzeni被四顆子彈擊中，但隨後在手術後倖存下來。另一名警察設法向恐怖分子還擊，恐怖分子隨後投擲了一枚手榴彈並逃跑。巡邏隊的第三名成員，23歲的警察Fausto Dionisi被殺。義大利國家為Dionisi追授了公民勇氣勳章。該警察遇害城市的一所小學和羅馬的一條街道被以他的名字命名[12]。
1978年5月15日，在博洛尼亞的Quarto Inferiore區，Menarini工廠的人事主管Antonio Mazzotti被三名武裝人員開槍打傷。這家工廠剛剛結束與工會間的長期」艱苦「糾紛。 最初，這次襲擊被歸咎於紅色旅，但最終傳單上留下的簽名共產主義戰鬥力量指向了前線。媒體將博洛尼亞描述為一個不受恐怖主義影響的城市，此事件標誌了這一描述的終結[13][14]。
1978年10月11日，四名襲擊者，三男一女，在那不勒斯大學犯罪學教授Alfredo Paolella家的車庫裡開槍打死了他，前線首次直接宣布承認這一行為。2020年，在一個紀念儀式上，貝內文托省省長將Paolella描述為一個「致力於按照民主國家之基本原則實現監獄制度的人」[15]。據報道，在被暗殺時，Paolella正工作於一個與前一天被紅色旅暗殺的治安官Girolamo Tartaglione一起進行的項目，此項目旨在「改善囚犯的生活條件」[15]。兇手隨後被確認為蘇珊娜·隆科尼、Nicola Solimano、Sonia Benedetti、Bruno La Ronga和Felice Maresca[16]。1978年12月1日，在一家米蘭酒吧外，前線成員Maurizio Baldasseroni和Oscar Tagliaferri在」大喝一晚「後，殺死了三名他們在酒吧內就義大利武裝鬥爭的優點一直與之爭論不休的人。前線領導層拒絕認可這兩人的行為，他們離開了義大利並在南美洲消失[17]。
自1972年以來，副檢察官Emilio Alessandrini因領導國家打擊極右翼恐怖分子（如豐塔納廣場屠殺的肇事者）和極左翼恐怖分子的案件而聞名。在其進行的調查工作中，Alessandrini聲稱發現了義大利情報部門工作中的各種」反常現象「。1979年1月29日，他在開車前往工作地點時，被Sergio Segio與Marco Donat Cattin槍殺，後者向檢察官開槍，而Michele Viscardi和Umberto Mazzola則充當掩護人員，Bruno Russo Palombi是負責開車逃跑的司機。襲擊發生數小時後，米蘭的報紙接到電話，聲稱檢察官是被」共產主義組織前線的Romano Tognini 』Valerio『火力單位「暗殺的[18]:36。 通電者在為該行為辯護時陳述如下：
Alessandrini是資本主義指揮部用來把自己重建為高效的軍事和司法機器，重建為對社會行為與無產階級行為的控制者的核心人物之一，當無產階級鬥爭變成對抗和對國家權威具有顛覆性時，[國家]就會對其進行干預。[18]
從1979年開始，該組織還發起了一場用槍擊傷目標的運動，如2月5日打傷獄警Raffaela Napolitano，6月22日槍擊社會安全局的退休雇員Stanislao Salemme，10月在都靈打傷Praxis公司的總經理Piercarlo Andreoletti，11月襲擊一個青少年管教所，開槍射擊了警衛Sulvatore Castaldo的膝蓋，以及其他的許多行動[19]。
1979年3月13日，兩男一女一伙人衝進位於博洛尼亞的艾米利亞-羅馬涅記者協會的辦公室，強迫一名雇員和碰巧在那裡的一名記者遺孀進入一個房間，隨後在辦公室放火。這群人隨後離開大樓，沒有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被關起來的兩個人設法求救，並被消防隊救出。在樓上的公寓裡，住在那裡的一位老婦人和她的女兒從屋頂逃出，大火吞噬了整棟樓。老太太的看護Graziella Fava被煙燻得失去了知覺，後來被發現死在樓梯間。這次襲擊是由這是前線為紀念他們死去的戰友而使用的名字。[20]
1979年12月11日，一支「人數肯定超過10人 」的前線小隊突襲了都靈的一所企業管理學校。他們將五名教員和十名學生的膝蓋用槍打壞，然後離開，並留下了紀念兩名組織成員Matteo Caggegi和Barbara Azzaroni的信息，他們過去在與警方的交火中被打死。大多數受傷的教員是菲亞特公司的經理。28歲的學生Giuseppe Dall'Occhio被一名恐怖分子問及他是否想成為一名經理。當學生給出肯定回答的時候，恐怖分子向他的腿部開槍，告訴他「這是個糟糕的工作」。另一名學生大喊，他從義大利南部來到這裡學習，只求能找到工作，其中一名武裝婦女回應說：「去偷東西吧。」[21]
1980年2月5日，這一年在義大利被稱為「多災之年」[22]，Giulia Borelli、Michele Viscardi和Diego Forastieri在Bruno La Ronga,的指揮下，在倫巴第的梅達刺殺了Paolo Paoletti，他是Industrie Chimiche Meda Società Azionaria S.A.（ICMESA）的負責人，該工廠的所有者曾在塞維索造成過嚴重的化工業事故[23]。1980年2月7日，來自巴蒂帕利亞的26歲測量員William Waccher被他曾經的同志以背叛組織的罪名在米蘭街頭處決。他曾是前線的後勤與支持網絡中的一員。同年7月，Waccher在他的表弟，也是前線的一名成員，Claudio被逮捕後向國家自首。在審訊過程中，Waccher露了他表弟Claudio對組織的參與情況，並提供了Marco Fagiano和Bruno Russo Palombi的名字，「這些人都是重要的人物」。他還提供了有關某個「Alberto」的信息，卻不知道這是Marco Donat Cattin的化名。[24]
1980年3月19日，地方法官和學者Guido Galli被一個團體暗殺，其中包括Sergio Segio、Maurice Bignami和Michele Viscardi等人。他的背部中彈，然後頭部中了兩顆子彈。組織在給ANSA的電話中宣稱的暗殺理由是，從1978年9月開始，在Corrado Alunni被捕並在米蘭的Negroli街發現一處安全屋內的物品後，Galli一直是涉及前線的首席調查員。「死刑判決」的另一個原因是，地方法官「致力於重組米蘭司法機構中的教育機關，並使其高效運作且適合[國家]的需要。」[25]
1980年8月11日，在維泰博的國家憲兵軍士（義大利語：Brigadiere）Pietro Cuzzoli和上等兵（義大利語：Appuntato）Ippolito Cortellessa在羅馬郊外幾公里的Ponte di Cetti被殺。他們的巡邏隊攔住了一輛公共汽車，車上有六名剛剛在維泰博搶劫了一家銀行的前線成員。他們與這兩人交火，恐怖分子Michele Viscardi受傷並被捕。這兩名犧牲的軍官被追授軍事勇氣金質勳章[22]。
1980年11月28日，兩名前線成員在國家警察（Polizia di Stato）局長Giuseppe Filippo回家時對他進行了伏擊，並向他開槍。在離開之前，他們拿走了他的軍用手槍。這名警察在被送往醫院後不久死亡[26]。
在Roberto Sandalo向調查人員透露情況後，1980年10月，幾名前線武裝分子被捕，其中包括Michele Viscardi，他被稱為「冷眼米奇」（義大利語：Miki dagli occhi di ghiaccio）[27]，他在索倫托被捕後「立即悔改」並開始與警方合作。根據Viscardi的證詞，用他們的話說，警方「斬首了」前線，逮捕了蘇珊娜·隆科尼和Roberto Rosso，並搜查了佛羅倫斯、塔蘭托和那不勒斯的五個安全屋，組織將文件和武器存放在那裡。警方隨後了解到當時在組織內部正流傳的內部呼籲，其中首次提出了「放棄武裝鬥爭」的建議。[28]
1981年9月18日，Corpo degli agenti di custodia監獄的獄警軍士Francesco Rucci在開車上班時被一個團體處決，該團體在他們留下的傳單中稱自己為「共產主義核心」（Communist Nuclei）這一名稱曾被前線用於各種行動。傳單上說，Rucci因在「聖維托雷監獄的第一翼」工作而被「處決」，劊子手聲稱他在那裡「折磨作為共產主義者的囚犯」[29]。這起案件以向目標的面部多次射擊而引人注意，顯然這是為了毀容。[note 2][30]
1982年1月21日，在錫耶納市和蒙塔爾奇諾市之間的公路上的一個憲兵檢查站，憲兵們攔下一輛巴士進行「例行檢查」，車上有七名恐怖分子，他們剛剛在錫耶納市郊進行了一次銀行搶劫。當其中兩名恐怖分子被認為行為可疑並被命令出去接受更詳細的詢問時，第三名恐怖分子開火了。在隨後的交火中，Giuseppe Savastano和Euro Tarsilli警官被打死，而憲兵少校Augusto Barna受重傷。其中一名恐怖分子Lucio "Olmo" Di Giacomo被打死。其他六人帶著車上的一名婦女作為人質，逃向奇維泰拉帕加尼科的一棟無人居住的房子，然後試圖到達格羅塞托。在他們去那裡的路上，在阿爾萊納-迪卡斯楚，一群憲兵攔截了他們的汽車並開火。恐怖分子再次設法逃脫，丟下了從銀行搶來的贓物、人質和一些武器。他們後來都被抓獲，受到審判，並被判處監禁。在參加檢查站交火的小組中，有三名逃犯：Daniele Sacco-Lanzoni、Sonia Benedetti和蘇珊娜·隆科尼。[31]
1982年，Segio領導的一個團體引爆了停在羅維戈監獄牆邊的汽車炸彈，爆炸導致碰巧路過的64歲退休人員Angelo Furlan死亡，並使隆科尼逃脫。 幾個月後，她被重新抓獲，回到監獄後，她嫁給了Segio[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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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0年開始，在許多城市游擊隊悔過並與國家合作的同時，政治暴力達到了頂峰，前線內部，以及其他組織的內部就武裝鬥爭的優點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一些前線的成員離開該組織加入了紅色旅。1981年，在科莫省巴爾齊奧舉行的一系列內部會議上，前線決定解散。幾名成員繼續組建了有組織的共產主義者爭取無產階級解放（COLP），其目標是釋放被監禁的恐怖分子和「政治犯」。正是在這個綱領下，他們進行了對羅維戈監獄的行動[24][33]。
Enrico Galmozzi於1977年5月13日被捕。在Enrico Pedenovi和Giuseppe Ciotta的案件中，他被審判並被判犯有一級謀殺罪。他總共服刑12年[34]。2019他出版了一本名為《工場之子》（Sons of the workshop）的書，他說，此書的目的不是譴責當時的武裝鬥爭，而是要將其「置於背景中來考慮」。在介紹這本書時，一位受害者的親屬問他是否為殺人而懺悔，Galmozzi回答說：「警察和憲兵殺害了數以百計的工人和農民。只有我需要懺悔嗎？」[35]
1978年9月13日，警察突襲了Corrado Alunni在米蘭Negroli街的公寓，他在那裡藏身，因此被抓獲。在房子裡發現了許多槍枝、爆炸物和文件[36]。1987年3月18日，他被判處「超過50年」的監禁。在公開宣布「脫離」武裝鬥爭後，他於1989年獲得有條件釋放[37]。
Sergio D'Elia於1979年5月17日在佛羅倫斯被捕。他被審判，並在1983年被判處30年監禁。 1986年，他放棄了武裝鬥爭以及所有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轉而採取自由意志主義的立場，支持人權和非暴力。在獄中，他加入了激進黨。1993年，他與當時的妻子Mariateresa Di Lascia一起成立了反對死刑的組織Nessuno tocchi Caino（「放手，該隱」）[38]。在監獄裡總共呆了近12年後，由於國家的寬恕措施，他獲得了自由。2006年，他被選入義大利議會，這次選舉遭到了都靈警方領導層和北方聯盟黨的抗議[39]。
在被悔改者揭發後，Marco Donat-Cattin被警方認出，但設法逃到了法國，這一事件在義大利和法國都引起了轟動。他於1981年被引渡回國，悔改並開始與當局合作。由於他對武裝鬥爭的譴責，他僅被判軟禁，然後在1987年獲得完全自由。1988年6月，他在維羅納附近被一輛汽車撞死，當時他正試圖營救一名被困在事故殘骸中的婦女[40]。
1980年4月29日，Roberto Sandalo，也被稱為「瘋子羅比」（Roby the madman）和「指揮官弗朗哥」（Commander Franco），被逮捕並「立即」開始與當局合作。他承認，除其他罪行外，他還參與了暗殺Carlo Ghiglieno、Carmine Civitate和Bartolomeo Mana的活動。他的證詞使警方能夠找到並逮捕了據報道稱的165名前線成員，有效地瓦解了該組織。他被審判並被判處11年零7個月的監禁。由於他的合作，他被減刑，並在服刑大約兩年半後於1982年11月19日被釋放。他獲得了一個新的身份，即「Roberto Severini」，並在80年代中期搬到了肯亞。20世紀90年代末，Sandalo以其真實身份回到義大利，並加入了北方聯盟黨的行列，但當他的過去被人知曉後，他於1999年被開除出該黨。2008年4月10日，他在米蘭被捕，罪名是參與襲擊該市的清真寺和伊斯蘭文化中心，以及創建名為「基督教戰鬥陣線」（Christian Fighting Front）的「恐怖組織」。他於2014年1月9日因「自然原因」去世時，正被關在在帕爾馬監獄執行為期9年的監禁[41]。
1980年被捕後， Michele Viscardi譴責了武裝鬥爭並開始與當局合作。他接受了審判，雖然承認暗殺了兩名憲兵，但由於緊密的合作，他最後於1981年10月被判處13年監禁[42]。他被稱為超級悔過者（super-pentito）[24]。根據Viscardi和其他人提供的信息，Bruno La Ronga於1980年5月在米蘭被捕。被判處無期徒刑後，La Ronga與武裝鬥爭「保持了距離」，並開始與國家當局合作。在他們都在監獄裡的時候，他跟前線的激進分子Silveria Russo結了婚。1980年代末，他們在立法寬恕的基礎上被有條件釋放[23]。
1981年2月，Maurice Bignami在都靈的一次銀行搶劫中被警察抓獲，當時他選擇不引爆他攜帶的手雷[43]。Bignani在獄中被紅色旅案件受害者Vittorio的兄弟Adolfo Bachelet和羅馬明愛會（Caritas di Roma）的創始人Luigi Di Liegro蒙席接觸後，放棄了恐怖主義[44]，成為了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並開始在一家養老院工作[45]。2020年，他出版了一本關於他在前線中角色的的書，名為《再見，革命》（Goodbye, revolution）[33]。
1983年，Sergio Segio，化名為「指揮官西里奧」（義大利語：Commandante Sirio）[24]，在米蘭被捕，因謀殺和其他各種罪行被審判，並被判處終身監禁。經上訴後，他的刑期被減為30年。1992年，他獲准有條件釋放出獄。他開始為Luigi Ciotti的Abele團體工作，這是一個義大利總工會（CGIL，一個由義大利共產黨主導的工會）下屬的團體，從事打擊毒品成癮、與監獄的囚犯與條件相關問題的工作。在他被判刑22年後，Segio徹底獲得了自由[46]。在監獄裡，Segio和蘇珊娜·隆科尼結婚，儘管他們後來離婚了。隆科尼被判處22年監禁，並與Segio差不多同時獲釋。她對自己在前線的行為仍然不感後悔。在2006年接受Il Giornale採訪時，隆科尼說，她發現「今天的社會比1970年代的社會更加不公平了」[47]。在歷史學家Andrea Tanturli於2018年出版的《Prima linea - The other armed struggle》一書中，引用了隆科尼的話，指出前線是一種「委託代表（delegation），是一種替代品，替代了本應存在於社會運動中的力量」，該書的作者認為這一說法是「對失敗的承認」[24]:356。
1997年，63名曾經屬於紅色旅、前線和其他組織的有條件或無條件生活在監獄外的前恐怖分子簽署並發表了一封致義大利政府的公開信，要求寬恕和赦免那些仍被監禁的人，指出那些仍在監獄裡的人已經「平均服刑15年」了，他們寫道，這已「接近其他歐洲國家的最高刑期」。簽名者包括Lauro Azzolini、Corrado Alunni、Giulia Borelli、蘇珊娜·隆科尼、Roberto Rosso和Sergio Segio。Segio回答說，這是一個「註定要重新出現的問題」，「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他說，「個人的痛苦無法以任何方式得到滿足或補償」，認為「與此同時，痛苦不能用於政治推理（political reasoning）之中」，並且「國家和立法機關的職能[應該]擁有自主權」。結束「永無止境的故事」的請願書還得到了義大利議會獨立左翼黨前議員[48]、1985年被紅色旅暗殺的經濟學家與學者Ezio Tarantelli的遺孀Carole Beebe簽名。[note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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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Renato De Maria執導的電影《前線》（La prima linea）[50]上映，由Riccardo Scamarcio和Giovanna Mezzogiorno主演。劇情是關於Sergio Segio與該組織的活動，以及他和蘇珊娜·隆科尼之間的關係，以及隆科尼越獄的故事。[note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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