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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調處執行部（英語：The Executive Headquarters Peiping），簡稱「軍調部」，是第二次國共內戰初期設在北平的中國國內軍事衝突調處機構，由國民政府代表、中共代表、美國政府代表組成，由「三人委員會」領導。[1]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第二次國共內戰面臨全面爆發，美國政府應國民政府之邀，派員到中國參與國共雙方的軍事調停。於是美國總統杜魯門特派前任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五星上將為總統特使，來華進行軍事調停。
馬歇爾1945年12月19日抵華後，1946年1月10日，國共代表張群和周恩來在《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命令和聲明》上簽字，並連同上述停戰協議交由國民政府主席頒布。三方成立了一個負責進行軍事調停的由國民政府、中共、美國三方組成的「三人委員會」。其中，美國委員是馬歇爾；國民政府委員起初是張群，後改為張治中/陳誠/徐永昌；中共委員是周恩來。為了避免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於是在「三人委員會」的領導下，根據《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命令和聲明》，1月10日國共雙方簽署《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在北平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辦公地點設在協和醫院，國共兩黨各派一個班的士兵在門口擔任警衛。軍調部由三名代表組成，國民政府、中共、美國各派遣一名代表，由美方代表擔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須三名代表一致通過，三名代表均有否決權，下設38個執行小組，而這些小組的任務是分赴各地執行：
1946年1月11日，軍調部美方執行處長白魯德從重慶飛抵北平，籌備軍調部。1946年1月13日，饒伯森、鄭介民、葉劍英及各自隨員共15人從重慶飛抵北平，住進北京飯店，作為臨時辦公點。1月14日開始辦公。1月19日，進駐協和醫院大樓辦公，共方使用一樓，國方使用二樓，美方使用三樓。2月2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在軍事調處執行部內，由葉劍英、饒漱石、羅瑞卿等不超過七人組成一小委員會；以饒漱石為書記，對外用顧問名義；葉劍英對外負責。
1946年1月至3月，軍調部派出23個小組，達成69項小組協議。
由於蔣介石堅持軍事接收東北各地政權，一再聲言軍事調處不包括東北，東北內戰愈演愈烈。1946年3月上旬，蘇聯軍隊開始從瀋陽及其附近地區撤兵，國軍即開始向東北民主聯軍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3月13日國軍在蘇軍撤兵後搶占瀋陽。從3月18日開始，分兵三路同時向南、向東、向北推進：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稱：東北無內戰，只是接收遼陽、撫順。中共代表周恩來宣稱：這完全不合事實，政府軍以軍隊攻我軍所在之撫順、遼陽、鐵嶺，若不叫內戰和軍事衝突，則將來政府軍可繼續進攻任何中共地區及蘇軍撤退區，亦可不叫衝突，如此派執行小組何用。194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共東北局書記彭真：「東北執行小組可能於數日內抵瀋陽，我方小組代表為饒漱石。你處到瀋陽代表建議由林楓或伍修權充任。除瀋陽執行小組外，可能還須派出若干執行分組到撫順、營口、彰武、四平街及其他蘇軍已經撤退而戰爭尚未完全停止之地方調處停戰，請通知各戰略單位派遣一二個了解該區全面情況的軍政幹部，到瀋陽參加工作和充任執行分組代表。」3月27日軍事調處三人小組周恩來、張治中、吉倫中將（1946年3月11日至4月18日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回國述職期間代職）簽署了《關於派遣執行小組前往東北調處停止衝突的協定》規定：
軍調處派遣一個執行小組到東北
- 小組的任務，僅只限於做軍事調處工作。
- 小組只在中共軍隊和政府軍隊控制地區工作，不得進入蘇軍控制地區。
- 小組應前往衝突地點或雙方軍隊密接地點，阻止雙方軍隊衝突，並作出公平調處。
1946年4月2日，饒漱石和美國代表白魯德、國民政府代表趙家驤等乘坐美方專機由北平抵達東北局所在地梅河口附近的東豐機場，東北局書記彭真率林楓、李立三、伍修權等在機場迎接。饒漱石向東北局傳達了葉劍英和北平軍調部的意見：除了在瀋陽成立第二十七執行小組（即東北執行小組）外，還要在撫順、本溪、四平和遼西等地設立四個小組，東北小組的我方代表由東北局派負責幹部擔任。彭真等研究後，決定李立三用李敏然的名字與伍修權參加在瀋陽的第二十七執行小組(即瀋陽中心組)。其他各組的共方代表：
饒漱石還和美方代表白魯德准將前往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會見林彪司令員。當日，李立三、伍修權等和饒漱石、美方代表白魯德一起乘飛機去瀋陽赴任。當晚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在中蘇聯誼社招待東北執行小組，饒漱石致詞希望迅速實現東北的民主和平。這天晚上，饒漱石還致電延安及在重慶的周恩來：「瀋陽警備司令部於美方、趙、饒等先行後，藉故將40多人扣留機場三小時，強令原機返平，經美方交涉，已將全部人員送回。饒已向白魯德口頭抗議，要求警備司令部向我道歉，並保證我方人員的自由與安全。白同意轉達北平、錦州。請對此事廣為宣傳，並在渝、平同時提出抗議。」
1946年4月至5月，關外大打（四平街保衛戰），軍調部很難在東北達成停火協議。5月中旬，饒漱石和李立三等執行小組的中共負責人乘坐美國提供的飛機，經北平去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至此，饒漱石在軍調部的活動結束，其在東北執行小組的中共代表職務由李立三接替。
1946年5月5日，周恩來在隨員宋平、章文晉、何謙等陪同下，同國民政府代表徐永昌同機飛抵漢口。馬歇爾因事不能前往，指派北平軍調部執行處處長白魯德准將為代表，也於同日由北平飛抵漢口。徐永昌到漢口後託病不前，派武漢行營副參謀長王天鳴做他的代表。5月6日早上，三方代表及隨行人員，會同軍調部第九、第三十二執行小組的三方代表及新聞記者60餘人，分乘4輛吉普車和2輛軍用卡車，向武漢以北100多公里的宣化店進發。5月8日上午11時到達宣化店，下午14時許，在宣化店湖北會館舉行軍事調停會議。新四軍第五師師長李先念指責國軍破壞停戰協議，是假和談，真備戰。周恩來在會上指出：中原戰爭如果爆發，必將宣布和談結束，成為內戰的起點。5月9日上午，軍調代表與記者團一行離開宣化店，下午回到武漢。迫於事實和中外輿論的壓力，5月10日下午三時在漢口楊森花園，三方代表簽訂了制止中原內戰的《軍事三人小組關於停止中原內戰的漢口協議》，簡稱《漢口協議》。具體如下：
軍事三人小組政府代表徐永昌，中共代表周恩來，美方代表白魯德，赴鄂調查軍事衝突，十日在漢獲致協議，並同時發致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武漢行營及中共中原軍區司令部，三人會議一致決議下列各項，發致上述指揮機構轉令長江以北各有關部隊實施之。
（一）上述雙方指揮機構之指揮官，應即下達命令，制止本地區之小規模戰鬥及步哨衝突。
（二）凡違反原停戰協定之部隊移動應立即停止，但停戰命令中所規定允許之部隊調動，如為行政上之調動者，可繼續實施，惟應事前通知執行小組。
（三）上述地區內應立即停止新碉堡及永久工事之建造。
（四）雙方指揮官應迅即於司令部以及對峙部隊單位內互派必要之連絡軍官，此項連絡軍官應與執行小組取得聯繫，以確定對峙部隊之界線，為其主要任務之一。
（五）同意運送中共軍傷病兵一千名，眷屬一百人，及照顧與醫務人員共六十人。此項人員由中共中原軍區運至安陽，並定五月十五日為起運日期，其詳細辦法應依照第九小組三方議定之手續行之。雙方應下達命令予各級指揮官，保證此項運輸不得遲延，同意由雙方指揮官立即交換被拘人員名冊，凡確定為政治犯或戰俘，應於本年六月一日前釋放之。
（六）同意保證中共軍為整軍而復員人員，由中共中原軍區地區，至其目的地途中及到達後之安全，但此項人員於復員還鄉之前，應由中共中原軍區造具名冊，註明目的地及所經路線，送交武漢行營，並保證此項人員確係還鄉，不攜帶武器，並持有護照者。本協定對北平軍調部過去之訓令及將三人小組關於本地區基本問題或將獲致之協議並無妨礙或影響。
上列文件係由政府代表徐永昌，中共代表周恩來，美方代表白魯德簽字。
簽字時乃為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日下午三時，簽字地點在漢口楊森花園。
《漢口協議》的簽訂，使發動全面內戰的時間表受到了約束，雖然在協議簽訂後的一段時間內，國軍仍然未停止向中原部隊的進攻，但是大規模的全面內戰終究推遲了一個半月。這一推遲，為共軍在全國各戰場的反擊準備工作提供了時間，對全國的政治、軍事形勢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在這期間，中共中原部隊將1160名傷病員、100名眷屬及60名醫務人員經由安陽車站合法轉移到了華北解放區，另一部分人員也以整軍復員的方式疏散還鄉，這就精簡了部隊，便於做好突圍前的各項準備工作。[2]5月10日，周恩來和徐永昌、白魯德飛返南京。
1946年6月14日，美國國務院正式向國會提交軍事援華法案。同一天，白宮與國民政府簽訂一項由該法案所提出的《中美處置租借法案物資協定》，規定美國將保證供應國民政府以充分的軍火和器材。 6月22日，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的名義公開發表聲明，堅決反對美國的軍事援蔣法案，批評：「美國實行所謂軍事援助，實際上只是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只是以強力支持國民黨獨裁政府繼續陷中國於內戰。分裂、混亂、恐怖和貧困，只是使中國不能實現整軍復員和履行其對於聯合國的義務，只是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獨立與領土主權完整，只是破壞中美兩大民族的光榮友誼與中美貿易的發展前途。」這是自1946年1月停戰以來，中共第一次公開地、全面地譴責美國的對華政策。這表明中共對美政策已開始發生根本性的惡化。中共已不再信任馬歇爾的「公正」了。自此，停戰談判與調處再無實際作用。
1946年6月底，國共內戰全面爆發。至1946年9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也無法調停國軍停止進攻。7月29日，安平事件使共方與美方直接發生軍事衝突。1946年9月27日，三方簽署協議，關內保留太原、沁縣、臨汾、邯鄲、新鄉、泊頭6個小組，其餘全部撤回北平；關外由8個小組縮減為3個。
1946年10月至1947年11月，隨著傅作義攻陷張家口、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周恩來於10月飛回延安，軍調工作徹底停止。11月22日，各小組的共方人員撤走，變成了二方小組。1947年1月8日，馬歇爾返美。1947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宣布結束與三人委員會及北平軍調部的關係。1月30日國民政府宣布由於美方態度，解散三人小組與北平軍調部。2月7日，美方第一批人員撤走。2月11日，共方人員開始撤走。1947年2月21日，葉劍英率最後一批共方人員從北平飛回延安。軍調部歷時一年另一月。
軍調部中，國民政府首席代表是軍令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參謀長是蔡文治；中共首席代表是葉劍英，參謀長是羅瑞卿；美國首席代表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羅伯遜（即饒伯森，美國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商務參贊） ，參謀長是海斯。軍調部只對「三人委員會」負責。下設29個執行小組，7個交通執行小組。
最初編制為美方125人，國共各170人。後來軍調部最多達9,000人，其中國方2,600餘人，共方600餘人，美方6,000餘人，配有足夠的飛機、汽車，每月經費4億元。
軍調部中共代表團駐地南河沿翠明莊。後移住北平飯店，中共方代表團住二、三層，美國代表團住四、五層，國民黨代表團住六、七層。代表團從張家口搞來兩輛德國造的兩輪摩托車，性能很好，跟蹤的外線國特的交通工具跟不上。
其他人員楊迪
1946年1月13日軍委三局派申光到北平任軍調部第三組組長組長，負責中共代表團的通信聯絡，陳士吾為電台台長。
《解放》三日刊社和新華社北平分社，駐方壺齋9號。代理社長兼總編輯錢俊瑞(社長是徐特立)、副總編輯姜君宸等29人。特派記者李普、劉白羽、周而復、倉夷。
1946年2月初，饒漱石顧問和羅瑞卿參謀長到延安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匯報軍調部的工作情況，並請示今後的工作方針。羅瑞卿等向毛澤東匯報中講在軍調部的國民黨代表根本不講道理時，毛澤東說，什麼叫道理？你想要講的話就是道理，他們不講道理，我們講道理。當講到在軍調部工作的同志擔心做不好工作，怕影響全局時，毛澤東鼓勵說，你們盡可以放手工作，會不會影響全局，不在軍調部。當請示今後的工作方針時，毛澤東說: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國民黨提出的假情報，要堅決駁斥，頂回去。
以後葉劍英對派遣執行小組的問題作了一些具體的規定：
1946年11月18日，集寧軍事調處執行「三人小組」成立。國方代表林光炯(憲兵第17團團長）/尹漢初/蔡文猷，共方代表孫志遠(晉綏三縱副政委，後王再興上校、張寒石)，美方代表克瑞格（克拉克），後為竇奎斯。駐集寧橋西二馬路。1月25日，集寧「三人小組」和隨行記者一行10餘人，由北平飛抵歸綏視察。雙方舉行會談，交換意見。會談唯一焦點在於恢復1月13日零時之雙方部隊態勢。出席會議者有：共方代表孫志遠，國方代表林光炯，美方代表克拉克，第十二戰區參謀長李世傑，主任董其武。2月13日，集寧「三人小組」共方代表王再興，國方代表尹漢初，美方代表竇奎斯等一行10餘人，乘飛機到歸綏視察，就劃定緩衝線等問題進行會談。並成立聯絡組，雙方商定：
3月4日，最高「三人小組」馬歇爾、周恩來、張治中三人偕同軍調部三委員葉劍英、鄭介民、羅伯遜和馬帥助理吉倫、白普德以及新聞記者等一行30餘人，乘專機兩架抵達歸綏視察停戰情況。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致詞：「衷心要求迅速恢復交通，以和協的精神完成和平統一，民主建設任務」。周恩來將軍致詞：「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共產黨百分之百實行」。張治中將軍致詞：「只有和平才能建設，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馬歇爾元帥致詞：「中國立刻統一團結，才能得到應得地位」。參加會議的有馬占山、董其武、李世傑參謀長、張潛副參謀長等高級幕僚人員。會議結果是國共雙方部隊即以1946年1月13日的現駐位置劃定軍事分界線，停止軍事活動。隨行記者有中央社趙孝章、新華社周而復、大公報徐盈、華北日報趙效沂、上海申報張劍梅並美國記者4人。會談結束後，馬、周、張等一行當日離開歸綏。3月上旬，聯絡組成立。綏蒙軍區聯絡官是綏蒙行署糧食局局長潘紀文上校，十二戰區聯絡官是上校參謀刁可成(後由王越上校接任)。分別在歸綏公教醫院大院、集寧橋西二馬路開始調處爭議工作。
3月下旬以來，國共雙方在緩衝地帶上仍有軍事衝突發生。雙方聯絡官又一起視察了北起陶林，南止涼城、和林之線防地情況。
7月下旬，集寧「三人小組」共方代表張寒石、國方代表尹漢初、美方代表竇奎新，聯絡官王越一行10餘人乘飛機到歸綏訪問。9月初，十二戰區派周北峰為特派聯絡官，赴共產黨晉綏軍區司令部進行「和平交涉」。雙方聯絡官潘紀文、王越參加會談。會談內容是：「八路軍解圍大同，傅部不攻集寧」。會談進行中，傅部已越過緩衝線襲擊卓資山，並繼續向東推進，對此，共方提出抗議，會談終止。緊接著集寧外圍情況吃緊，形勢突變，聯絡官王越隨即返回集寧，出席「三人小組」緊急會議。特派聯絡官周北峰、電台台長李暢森、電台手搖機兵等人，轉移延安。9月10日，十二戰區步、騎部隊向集寧發起進攻，經四晝夜激戰，占領了集寧。戰後「三人小組」乘飛機回到北平，該組宣告撤消。經雙方協商，駐歸綏的共產黨方面的聯絡組人員被送往大同，由大同第五軍調「三人小組」接待，轉回解放區。在延安的國民黨方面的特派聯絡官周北峰等人，被送往已移駐張家口的十二戰區。
1946年1月19日飛抵熱河省赤峰。執行小組住赤峰市內二道街東段原日本駐赤峰領事館。國方代表谷禮漢上校/韋佩上校/馬俊之中校/鄂保光中校/徐鵬飛少校。中共代表：聯絡官楊建中代理/段蘇權少將（八路軍熱河軍區司令員）/李德仲上校/3月15日向仲華上校/李逸民上校。美方代表羅鐵特（杜銳孟·德梯樂上校）/裴斯禮上校。1月23日蘇軍撤離赤峰，向林西方向退去。
1946年1月19日第五十二軍第2師攻占八路軍軍隊控制的天義，並以收編的滿洲國軍、土匪盤踞此地。1946年2月6日，第十三軍第54師從天義出發，分兩路向解放區進攻，一路進攻八路軍早已進駐的大明城，另一路搶占八路軍早就控制的榆樹林子。2月8日占領必斯營子。2月9日兩路合擊八路軍駐守馬架子的部隊。2月14日占據黃土梁子。
9月28日美方和國民黨代表乘飛機返回北平，赤峰三人小組解散。12天後的10月10日，赤峰被第九十三軍占領。
位於太原。國民政府代表鄒陸夫少將（軍統，後由楊文杰接替），閻錫山代表郭宗汾中將（第二戰區參謀長）、共產黨代表許光達（晉綏三縱司令員，後由陳賡少將、張連奎、劉建勛上校、張純青少校參謀）、美方代表赫利上校（也譯為和禮，後由艾克接替）
位於徐州。中共代表王世英少將（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兼中央軍委政治部國軍工作部部長）/韋國清少將，副代表魏玉國。國民黨代表李樹正少將（徐州綏靖公署參謀長）/謝慕壯，美國代表是何華德上校（即郝禮士）/哈瑞士（即海銳斯、黑里斯）上校。
駐山東濟南。為中心組,負責山東境內其他小組的聯絡,並赴各地幫助調處軍事衝突。中共代表陳叔亮上校/鄺任農上校/黃遠/房眾夫/於一星，國軍代表塗敘五上校/羅幸理（二綏區副參謀長）/張叔衡上校（二綏區三處副處長），美方首席代表為雷克上校（美國顧問團駐四方面軍第十八軍的顧問組長）。
負責華南地區的軍隊調處問題。駐廣州沙面大街68號。1946年1月25日，軍調部第8執行小組一行6人由上海飛抵廣州。主要就是曾生的東江縱隊處置問題。共產黨方面的組長是方方少將；國民黨方面組長是黃維勤少校（後黃維勤赴美留學，由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的作戰科長羅晉淳繼任）；美國方面組長是米勒上校（後可耶中校繼任）。除方方外，參與談判的還有廖承志、林平（尹林平）、曾生。中共翻譯員林展。
1946年4月2日就「東江停戰」和「東江縱隊北撤」問題簽署了《聯合會議決議》。《聯合會議決議》三項原則
《聯合會議決議》十項決議
（10）本決議經三方面簽字後，即付諸實施。」 《聯合會議決議》附則
因北上迎接八路軍南下支隊等原因，中共華南武裝部隊在粵、贛、湘三省的七十多個縣的各部隊於一個月內集中到大鵬灣的鯊魚嘴上船是非常困難的。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5月25日建立了江南支組、江北支組、粵北支組共三個支組，通知和協助中共華南武裝部隊北撤。
軍事調停部粵北支組談判地點是在粵北的南雄縣嶺南酒家。
在談判初期，蔣介石密令國民黨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上將「限期肅清行營轄區內殘匪」，力圖在談判桌上製造「廣東境內沒有中共武裝部隊」。
1946年7月，東江縱隊北撤，第8執行小組完成使命，美、國、共三方代表均回到北平軍調部。
位於漢口。負責中原戰場。國方首席代表鄧為仁少將，代表李學坤。中共方面組長是薛子正上校，代表張文津（新四軍五師參謀處副處長）、鄺林（新四軍五師政治部聯絡部長）、王震、任仕舜。美方首席代表是美國駐漢口空軍司令格瑞夫斯，代表伯利贊中校/福特。
1946年5月底，第九小組護送新四軍五師傷病員300多人，由宣化店經廣水乘火車北上去邯鄲，因鐵路被破壞，只到許昌就下車了，由黃鎮接收。
1946年6月底，中原突圍。7月漢口小組撤回北平。
位於河南新鄉。負責東至商丘、西至洛陽、南至鄭州、北至安陽。國民黨方面組長是曾樂陶，美方代表是柯敏士/福格遜，中共代表是太行軍區副政治委員黃鎮少將，代理代表馬適安。
位於熱河省承德。中共方面組長是陳伯鈞少將/4月3日後為段蘇權少將。國軍代表岳昌贏上校。美國代表葛瑞夫上校與克拉克中校。 3月20日，第十一軍調小組簽訂了《葉柏壽協定》，決定國民黨建平縣長徐文亮及保安隊回建平負責全縣縣政，八路軍及地方部隊不得妨害。3月22日，又簽訂了《凌南協定》，承認土匪於大川部為國軍，駐守建昌。4月3日，冀熱遼軍區司令員肖克召見了第十一軍調小組全體成員，嚴正聲明不承認《葉柏壽協定》和《凌南協定》，並派段蘇權接替陳伯鈞的工作。 8月26日，國軍對熱河解放區發起了全面進攻。翌日，第十一軍調小組撤出承德，不久即撤銷。
位於石家莊。國方代表胡屏翰。中共代表陶希晉少將/徐德操。美方代表葛瑞波。
位於山西大同。國方代表溫天鶴中校。中共代表李波中校。美方代表麥可中校。
位於臨汾。中共代表：張子強上校
駐山東德州。國方代表劉金銘上校。中共代表宋紹德少校/（渤海軍區聯絡部部長）符浩上校。美方代表懷特中校。2月5日從北平到土橋鎮，經3次會晤，2月8日達成臨時協議。國軍（原為偽軍）駐德州指揮官王繼祥中將（山東綏靖第一縱隊司令兼德州城防司令）、渤海軍區代理司令員袁也烈在協議上簽字。6月10日渤海軍區攻占德州。
駐山東泰安。中共代表華誠一中校
位於江蘇淮陰。1946年3月7日成立。國民黨方面組長是楊超上校/蕭鳳歧上校/張家祥中校。中共代表韓念龍上校（華中軍區副參謀長），嚴振恆中校、蔣克定中校、秘書金子齎、翻譯蒯斯薰以及新華社記者吳青（女）、樊發源等。美方組長亨利•鄧克（Henry Denk）中校/福格生（Col. J. K. Foruoon）/屈藍吉上校，翻譯楊存裕。
位於河北泊頭。中共代表傅繼澤上校
駐河南安陽。國方代表彭古農。中共代表雷任民上校。美方代表柯爾中校。
1946年2月26日組成。位於山東高密。中共代表武可久上校，副代表辛冠吾（膠東軍區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國民黨代表黃靖，副代表李先良；美國代表狄克琛，副代表摩爾。4月1日,北平軍調部組織人員趕赴高密,會同高密小組解決膠濟路東段交通恢復問題。趕來高密的軍調人員共計13人,其中包括北平軍調部交通管理科國民黨代表陳麓華、共產黨代表黃逸峰、美方代表希爾,以及濟南小組（國民黨代表塗敘五、共產黨代表鄺任農、美方代表奈普等）、泰安小組的部分人員。在高密城外的天主教堂,他們聽取了高密小組三方代表的匯報。第二天,乘火車趕往蔡家莊站,召開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八路軍代表,為膠東軍區第五旅(簡稱膠東五旅)旅長聶鳳智。國軍代表是暫編十二師師長趙保原(也稱趙保元)。4月24日,武可久到濟南小組匯報工作返回高密。當他行至蔡家莊站北的姚家莊時,駐守蔡家莊站的國民黨暫編十二師陣地突然飛來的炮彈,將護送的兩名戰士和當地一名群眾炸傷。因急著趕回高密,武可久於4月26日偕隨員再次上路。當武可久一行到達蔡家莊站附近的一片墳地時,竟然又遭炮襲。武可久右耳被震聾,帶傷再次折返凰瑞埠。為制止此類惡性事件,濟南小組與高密小組聯合,於5月8日再次在蔡家莊站舉行會議,對停止衝突問題達成了協議。5月9日下午1時,第八軍指使厲文禮部、張天佐部共千餘人,向濰縣城東北的丁家莊村圍擊。5月20日，當軍調第21小組中共副代表辛冠吾由高密乘火車返部述職路經蔡家莊站趙保原的駐地時被綁架，遭嚴刑拷打就義。
位於棗莊。中共代表甘重斗（執行部派來的）/陸學斌上校/曾希聖（華東局），秘書長韓去非。國民黨代表段志經（段之經）、王剛。美方代表梅希亞（梅西亞）。
駐江蘇徐州。負責津浦路兗州至浦口、隴海路商丘至海州段已毀壞鐵路的修復事宜。中共代表王少庸上校；國民黨劉永芳中校，美國代表的戴陶爾中校。
1946年7月29日發生安平事件後，8月1日組成第25執行小組專門調查。8月14日先遣小組中共代表楊尚德中校，副代表辛毅少校（電影《停戰以後》的編劇，解放後曾任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國民黨代表王其昌上校；美方代表米尼芝少校等。
23日，第二十五小組分小組下午抵達香河，成員為美方的沙文（Chauvin）上校等五人，國民黨方面吳能定中校、譯員張義、聯絡官史子鈞少校等三人，中共代表為武可久上校、參謀金子谷少校和譯員楊誠。
位於熱河省朝陽縣。國民黨代表是馬上校，美方代表是海軍上校漢夫，中共代表李逸民上校（冀熱遼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隸屬於承德中心執行小組。
3月27日軍事三人小組在重慶簽署了《關於派遣執行小組前往東北調處停止衝突的協定》。此時東北的軍事衝突規模尚不大。共方決定以饒漱石中將為瀋陽中心執行組組長。4月2日，耿飈、許光達少將、張經武、王首道和李聚奎（擔任小組黨支部書記）等30餘人從北平飛瀋陽。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派饒漱石乘美方的專機到達梅河口附近的東豐機場降落，彭真、林楓、李立三與伍修權等去機場迎接，與饒漱石見了面。饒漱石向東北局主要領導傳達了北平軍調部和葉劍英的意見，說要在瀋陽成立第二十七執行小組，下屬幾個分組，小組成員由東北局派主要幹部參加。彭真、林楓等研究後，決定李立三和伍修權參加軍調小組，並讓李、伍二人馬上隨饒漱石乘飛機去瀋陽赴任。到瀋陽後，第二十七小組正式成立，饒漱石中將任組長，李立三（化名李敏然）任政治顧問，伍修權是手下沒有一兵一卒的參謀長，住在瀋陽潼關街中段的中蘇聯誼社（偽滿時期「奉天大廈」）的七層樓上。國民黨代表趙毅中將（燈塔縣人，第120師參謀長、師長，第109師師長，第七十七軍副軍長、第三十二軍副軍長、後任松江省保安副司令、遼寧省政府委員兼保安司令、國防部第二（東北）軍法執行分監部主任），在抗日戰爭中同中共有過聯繫，對中共的態度比較好。後國民黨情報人員發現趙與中共關係相當密切，對中共鬥爭不堅決，很快把他撤換了。替換為蔡宗濂中將（雙城縣人，軍政部參事），手下有兩個少將助手和不少工作人員。1946年8月中旬起為鄧為仁少將（後任國防部二廳第三處少將副處長）。美方代表開始是戴梯樂上校、許爾曼，後來是泰勒上校。
第二十七小組下屬幾個分組：瀋陽以東地區的撫順方向的組長莫文驊，本溪方向組長蕭華，瀋陽以北的四平方向的組長耿飈，瀋陽西部地區組長王首道。
四平戰後饒漱石調回北平，由李立三負責，伍修權做副手。不久，東北局又把李立三調回哈爾濱，小組由伍修權負責。小組也由瀋陽遷到長春。共方住在比較小的東北旅館裡，國方住中國旅館，美方大和旅館。1946年8月小組改為分部，由瀋陽遷往長春，下設七、八個執行小組。1946年11月伍修權調回解放區，由少將任首席代表，其他人員還有張經武/譚政/耿飈/馮鉉，還有新華社記者劉白羽、周而復、英文翻譯柯柏年。翻譯兼秘書李匯川由北平派遣，原是西南聯大學機械的；其妻子周硯也是翻譯。二十七小組下屬的分組也有了改變，原來撫順、本溪和四平等地的分組都撤銷或改為獨立小組，重新成立了幾個分組：德惠分組的組長袁任遠，雙城分組的組長高鐵上校（新民縣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齊齊哈爾分組的組長朱光。因為長春、德惠在國民黨占領區里，國民黨也在雙城、齊齊哈爾等地設了兩個分組。
美方羅伯特·德雷克中校、亨利·白瑞德將軍、達文波特中校。
1947年1月16日，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處十多名荷槍實彈的軍警闖進軍調部長春分部中共代表團住處，強行奪取電台及零件、工具等，並限制人員行動自由。葉劍英為此向國民黨代表提出強烈抗議，指出這是破壞和平，打擊軍調部嚴重暴行，並要求發還電台，恢復中共人員自由。鑑於長春督察處明目張胆的迫害活動，中共代表團無法正常工作，且身處危險境地，中共代表團奉命離開軍調部長春分部，回到哈爾濱。
法庫事件背景為：由偽滿警察隊改編的東北保安第六師十六團，由偽滿森林討伐隊長程斌以保安第6師副師長名義率領，配屬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直屬的一個炮兵營，並國民黨縣長巫國英、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靳易直、三青團分部主任劉中興等一班人馬，把強占法庫縣城的時間從6月8日往前提到6月6日。法庫縣民主政府上報「軍事調停處執行部東北區辦事處」。8月2日，軍事調停「三人小組」來到法庫，共方代表王首道少將、國民黨代表董承烈上校（天水人，軍統分子）、美方代表諾爾曼少校，住在東街發電廠（今熔斷器廠）院內。另有地方代表參與談判。遼西（遼吉）一地委宣傳部長褚鳳岐以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名義被抽調參加法庫事件的調處工作。
位於四平街。國民黨方面組長是王照堃中將（遼寧法庫人，曾任騎兵第六師師長、騎兵第二軍副軍長、軍長，第九十六軍副軍長，東北剿總騎兵中將副司令等職）/劉建義/王天任（通遼人，曾任騎兵第三軍副軍長，第169師少將師長，遼北省政府委員兼遼北省黨部委員。後任暫編第55師師長），中共代表耿飈少將。美方代表科雷上校/賀恩斯。
國方成員吳能定中校、丁崇偉少校、周繼群上尉。共方成員張松濤中校。
第二十八軍調小組於1946年4月初抵達瀋陽，國方以種種理由阻撓第二十八軍調小組去前線。經共方代表力爭，4月9日才從瀋陽火車站乘車出發抵達開原。軍調小組和隨行工作人員近10人，美方和國方代表住在第七十一軍駐軍司令部，中方代表住開原的福賓樓飯莊樓上，由國軍一個排為中共代表執行「保衛任務」，在福賓樓大門後院、樓梯口、臥室、門外均有崗哨，側面房間由長官部派來的電話員和林炳鏞少校參謀和兩名便衣特務，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員出入福賓樓也有人跟隨，叫茶房去買香菸也有武裝「保護」。4月10日下午9點半，林炳鏞少校率14名全副武裝的軍人勒令中共代表團的電台停止工作，耿飈向他們要書面命令，回答說沒有，要打電話告知美方代表和長官部，電話員拒不接線，迫使中共代表與外界聯繫中斷。軍長陳明仁攔截，不得進入前線。直到6月上旬，才允許到四平及梅河口、西安等地區。第二十八小組在四平除進行禮節性的拜訪外，別無他事可做。1946年12月25日，軍調小組美方代表及隨行人員在天主堂望聖誕節「子時彌撒」翌日在寓所內宴請四平教區主教時俊生、神甫歷德銘（均是加拿大籍）。1947年2月5日，遼北省及四平各界分別於上午10時和下午17時舉行歡送軍調二十八小組美方代表團回國大會，國民黨遼北省、四平市黨政要員劉翰東、陳明仁、林耀山、高翔翎等人出席並贈送錦旗、禮品。
最開始負責撫順，後改為海龍。國民黨方面組長是郭琦少將（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補訓處副處長）/韋佩/王照堃（遼寧法庫人，曾任騎兵第六師師長、騎兵第二軍副軍長、軍長，東北剿總騎兵中將副司令等職），中共代表莫文驊/謝甫生/許光達少將。美方代表萊雷。
位於鞍山。國民黨方面組長是王天任/鄭明新少將（第五十二軍副軍長），中共代表蕭華/張經武少將/李力果（本溪市委書記）。美方代表戴文波。
1946年5月9日進駐宣化店。中共代表任士舜中校[3]，國民黨代表陳謙上校/盧濟時（武漢行營參謀處副處長）/李柱流中校、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白羅素中校/何桂豎上校。
6月17日，經吉遼軍區同意，允許瀋陽第27執行小組美國代表德萊克進入蛟河調查。當日下午3時，兩架國軍飛機在蛟河上空投彈並掃射，打傷東北民主聯軍駐軍戰士4人，打死馬1匹。美國代表親歷轟炸掃射。6月20日，德萊克偕國民黨代表李振泌與中共代表劉興元等會談。
1946年7月組建派出第33執行小組。位於吉林省吉林市、拉法。 國方代表蔡文猷。中共代表王振乾上校，副代表孔石泉。美方代表德萊克。專門到拉法、新站調查破壞停戰協議的責任問題。談判地址設在新站鐵路醫院。圍繞「誰開的第一槍」進行辯論，前後共開了十幾次會議，永遠達不成共識。國民黨代表提出要深入到敦化、延吉一帶調查。王振乾堅持新站以西可以調查，以東不行。這樣，執行小組考察了中共的新站防區和國軍的老爺嶺防線。直到10月25日，國軍在南滿發動大規模新攻勢，執行小組召開最後一次會議，以國共雙方相互提出抗議而告結束。
1946年7月組建派出。位於吉林省德惠。國方代表黃界新中校。中共代表袁任遠少將。美方代表馬丁（馬亭）。主要負責監督和處理國共在德惠的松花江鐵橋問題上的軍事摩擦。國軍在德惠境內的松花江維修鐵橋，以備向江北進攻。北岸的東北民主聯軍則炮擊干擾其修橋，防止國軍進攻。德惠第34執行小組三次到事發地點進行調查，開過三次會議。
1946年7月組建派出。位於松江省雙城縣。國方代表章沛霖上校。中共代表李初黎少將。美方代表克扎。
1946年7月14日組建抵達嫩江省洮安縣（白城子）。後遷齊齊哈爾。 國方代表陳公略/朱戒吾。共方代表朱光上校（嫩江軍區政委）。美方代表巴魯上校。7月16日，執行小組三方代表及新華社記者一行8人，乘車到達開通。7月22日，執行小組由白城子赴郭前旗。8月19日在郭前旗七家子（今吉林省松原市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吉拉吐鄉七家子村）調查國民黨代表稱東北民主聯軍在七家子一帶進攻國軍一事。
中共代表姚仲明
中共代表宋任窮
共方代表柴軍武上校。
中共代表管大同
1946年7月，內戰全面爆發，8月馬歇爾不得不宣布調停失敗，「三人委員會」、「軍調部」也都隨之逐步解散。全面內戰爆發後，參加各地軍調部執行小組的中共代表相繼撤回。1946年11月15日國民大會召開，中共周恩來認為這標誌著徹底堵死國共和談停戰，馬歇爾出任美國國務卿，發表聲明宣布美方退出軍事調處執行部。 1947年1月29日，美國正式宣布「終止其對三人小組和軍調部之關係」，命令美方人員儘速撤退。1月30日，國民政府宣布，解散軍事三人小組和北平軍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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