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中,傑文斯悖論(有時是傑文斯效應)指的是當技術進步提高了使用資源的效率(減少任何一種使用所需的數量),但成本降低導致需求增加,令資源消耗的速度是上升而非減少。[1] Jevons悖論也許是環境經濟學中最廣為人知的悖論。[2]政府和環保人士普遍認為,提高效率會降低資源消耗,忽視悖論的可能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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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傑文斯觀察到,提高煤炭使用效率的技術改進導致廣泛行業煤炭消費量增加。他認為,與普通的直覺相反,技術進步不可能依賴於降低燃料消耗。[4][5]
現代經濟學家從提高能源效率的角度研究消費反彈效應,重新審視了這個問題。除了減少給定用途所需的量之外,提高效率還降低了使用資源的相對成本,從而增加了所需的數量。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使用效率的降低。此外,提高效率可加速經濟增長,進一步增加資源需求。 傑文斯悖論發生在增加需求的影響占主導地位時,效率更高導致更多的資源被使用。[5]
能源效率反彈的規模以及傑文斯悖論對能源節約的相關性存在很大的爭議。有些人駁斥了這個悖論,而另外一些人擔心,通過提高能源效率來追求可持續發展可能是自我犧牲的。[3]環境經濟學家提出,提高效率與保持使用成本相同(或更高)的保護政策,以避免傑文斯悖論。[6]保護政策(如上限和交易)不顯示悖論,可用於控制反彈效應。[7]
歷史
傑文斯的悖論首先由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傑文斯在1865年的「煤炭問題」一書中描述。傑文斯觀察到,詹姆斯·瓦特引進瓦特蒸汽機後,英國的煤炭消費量大幅上漲,這使得湯瑪斯·紐科門早期的設計大大提高了燃煤蒸汽發動機的效率。瓦特的創新使得煤炭成為更具成本效益的動力源,從而在廣泛的行業中增加了蒸汽機的使用。這反過來又增加了總的煤炭消耗,即使任何特定應用所需的煤量下降。傑文斯認為,燃料效率的提高往往會增加(而不是減少)燃料使用,寫道:「假設燃料的經濟使用等同於消耗的消耗,這是一個想法的混亂,恰恰相反。[4]
當時英國很多人擔心煤炭儲量急劇減少,但有些專家認為,改善技術將會減少煤炭消費。傑文斯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因為進一步提高效率將會增加煤的使用。因此,提高技術水平往往會提高英國煤炭儲蓄的利用率,也不能依賴這個問題來解決這個問題。[4][5]
儘管傑文斯最初專注於煤炭問題,但這一概念已經擴展到使用任何資源,例如用水。[8]這也許是環境經濟學中最廣為人知的悖論。[2]
原因
經濟學家觀察到,當汽車的燃油效率更高時,消費者往往會越來越多,導致燃料需求的「反彈」。[9]使用資源(例如燃料)的效率的提高導致當根據可實現的程度(例如旅行)測量時,使用該資源的成本降低。一般來說,成本(或價格)的降低會使物品或服務的數量增加(需求規律)。隨著旅行成本的降低,消費者將會越來越多地旅行,增加對燃料的需求。這種需求的增長被稱為反彈效應,可能或可能不足以抵消原來的需求下降從提高的效率。當反彈效應大於100%時,傑文斯的悖論就會發生,超過原來的效率增益。[5]
反彈效應的大小取決於物品需求的價格彈性。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燃料是唯一的投入,如果燃料價格保持恆定但效率翻了一番,旅行的有效價格將減半(可以購買的旅行的兩倍)。如果作為回應,購買的旅行量翻了一番以上(即需求是價格彈性的),那麼燃料消耗將會增加,並且傑文斯悖論會發生。如果需求價格不彈性,購買的旅遊量將會減少一倍,燃料消耗將減少。然而,貨物和服務通常使用多種類型的投入(例如燃料,勞動力,機械),而輸入成本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能影響價格。這些因素往往會降低反彈效應,使傑文斯悖論不太可能發生。[5]
哈茲弗-布魯克斯假設
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家丹尼爾·哈茲弗蘭克(Daniel Khazzoom)和倫納德·布魯克斯(Leonard Brookes)重新回顧了傑文斯悖論對於社會的能源使用情況。英國原子能管理局首席經濟學家布魯克斯(Brookes)認為,通過提高能源效率來降低能源消耗的嘗試將簡單地提高整個經濟體的能源需求。哈茲弗蘭克集中在狹隘的角度,即加州能源委員會制定的家用電器的強制性績效標準忽視了反彈的潛力。[10][11]
1992年,經濟學家哈桑·桑德斯(Harry Saunders)認為,提高能源效率的工作可以提高(而不是減少)哈茲弗-布魯克斯 假設的能源消耗,並認為這一假設得到新古典增長理論(主流經濟資本理論)的廣泛支持積累,技術進步和長期經濟增長)。 Saunders表明,哈茲弗-布魯克斯 的假設發生在新古典主義增長模式中,在廣泛的假設下。[10][12]
據桑德斯稱,提高能源效率往往會通過兩種手段增加能源消耗。首先,提高能源效率使得能源的使用相對便宜,從而鼓勵增加使用(直接反彈效應)。第二,提高能源效率導致經濟增長增長,拉動了整個經濟的能源消耗。在微觀層面(看個別市場),即使具有反彈效應,能源效率的提高通常會導致能源消耗的降低。[13]也就是說,反彈效應通常低於100%。然而,在宏觀經濟層面上,更有效率(因而相對便宜)的能源將導致更快的經濟增長,這增加了整個經濟體的能源消耗。桑德斯認為,考慮到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影響,提高能源效率的技術進步將趨向於增加總體能源消耗。[10]
能源保護政策
傑文斯警告說,燃油效率的提高往往會增加燃料使用量。但這並不意味著提高燃油效率是毫無價值的:更高的燃油效率可以實現更高的生產和更高的生活質量。[14]例如,一個更有效率的蒸汽機允許更便宜的貨物運輸和對工業革命作出貢獻的人員。然而,如果哈茲弗-布魯克斯 的假設是正確的,燃料效率本身就不會降低化石燃料的耗儘速度。[10]
關於哈茲弗-布魯克斯 Postulate是否正確以及傑文斯悖論對節能政策的相關性存在相當大的爭議。大多數政府,環保人士和非政府組織採取提高效率的政策,認為降低資源消耗,減少環境問題。包括許多環境經濟學家在內的其他人懷疑這種可持續發展的「效率戰略」,擔心效率的提高實際上可能導致生產和消費的增長。他們認為,為了資源利用的下降,效率提升應與限制資源利用的其他政策相結合。[3][12][15]
有時候,傑文斯悖論有時會被認為是節約能源的努力是徒勞的,例如,更有效地利用石油會導致需求的增加,並且不會降低油價的高峰或高峰。這個論點通常被認為是不制定環境政策或追求燃油效率的原因(例如,如果汽車效率更高,則只會導致更多的駕駛)。[16][17]對這個論點提出了幾點意見。首先,在已開發國家石油等成熟市場的背景下,直接反彈效應通常很小,燃油效率提高通常會降低資源利用,其他條件仍然保持不變。[9][13][18]第二,即使提高效率也不會降低所用燃料的總量,仍然有其他效益提高。例如,提高燃油效率可能會降低與石油峰值相關的全球經濟的價格上漲,短缺和中斷。[19]第三,環境經濟學家指出,如果提高效率與燃料使用成本相同或更高的干預(如燃油稅)相結合,燃料使用將明顯減少。[6]
傑文斯悖論表明,提高效率本身可能不會減少燃料使用,可持續能源政策必須依賴其他類型的政府干預措施。[7][20]由於傑文斯悖論僅適用於提高燃油效率的技術改進,所以施加保護標準或其他增加成本的政府干預措施並不表現出悖論,可用於控制反彈效應。[7]為了確保提高效率的技術改進減少燃料使用,可以將效率提升與減少需求(如綠色稅收,上限和貿易或更高排放標準)的政府干預配合使用。[6]生態經濟學家Mathis Wackernagel和William Rees建議,從效率增益中節省的任何成本都要從進一步的經濟循環中消除或者從其他方面消除,最好應該被用於再投資自然資本的復原。通過減輕旨在促進生態可持續發展活動的政府干預措施的經濟影響,提高技術進步可能使這些干預措施更加可口,更有可能得到落實。[21]
傑文斯的補充推論
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提出了他所謂的「傑文斯補充推論」,其中
預測信息技術的改進可能導致對面對面接觸的更多需求,因為面對時間補充了電子通信的時間。 所有這些電子交互「視頻會議,電子郵件,發簡訊,Facebook等」正在創造一個更加關係密切的世界,正如蒸汽機的改進導致了更多的煤炭密集型經濟; 這些關係需要電子郵件和人際關係。 人與人之間更好的聯繫為貿易和商業創造了極大的機會。[22]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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