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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新闻记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黃遠生(原名黃為基,字遠庸,筆名遠生,1885年1月15日—1915年12月25日),江西九江人。少年勤奮好學,曾在兩年內連中鄉試、會試、殿試三榜而文名大噪。民國初年,成為著名記者,以敢於批判時政聞名。他在政治上反對國民黨,支持進步黨,黃遠生所寫文章在當時政界有巨大影響。他主張新聞審查,後來又反對袁世凱稱帝,得罪了不少要人,於1915年到美國舊金山,卻在當年12月25日被人暗殺[1]。
其出身於書香世家,其祖父中過進士、做過縣令,其父亦是秀才,但終生不第,久客浙江。母姓姚,也出身於書香門第,為「漢上名族,習禮明詩」,黃遠生之「問學,實資母教」。[2]
16歲考取秀才,後入南潯公學,因學潮罷課,未及畢業離校,後投考南洋公學,未考中。
20歲時中舉人,次年入京參加會試,考中光緒甲辰進士。後赴日本留學,入日本中央大學,攻讀法律。1909年回國,授予郵傳部員外郎兼參議廳行走和編譯局纂修官等職。
辛亥革命後入報界。記者生涯是從1912年創辦和主編《少年中國》周刊開始。最出名時,任上海《時報》、《申報》駐北京特約記者,為其撰寫北京通訊[3]。
1913年二次革命後,黃遠生上「條陳」給袁世凱,建議對國民黨的報紙與報人進行限制與監視。[4]
1915年,袁世凱積極籌備帝制。黃遠生原本允袁之邀請,俟上海《亞細亞報》成立時任該報總撰述。[5]籌安會成立後,袁世凱派人四處收買贊同帝制的文章。[5]梁啓超拒絕二十萬元稿費,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明確反對帝制。[5]黃遠生作一文敷衍了之,袁世凱復請黃再作一文,黃乃離京以避之。[5]9月5日抵滬,於《申報》刊登啟事,聲明反對帝制,並將不會擔任上海《亞細亞報》的總撰述。[5]黃後來致函章士釗說明,當初寫所謂贊同帝制的文章實「出於不得已」。[5]
1915年11月,黃遠生東渡日本,再乘坐「佐渡號」輪船赴美,22日抵達美國[6]。黃在《游美隨紀》中稱,對自己「隨波逐流,妄談國事,自欺欺人」,深表悔愧。[5]12月25日晚6時許,在舊金山唐人街回旅館途中被槍殺。
關於黃遠生之死,早期的說法有:被旅美愛國華僑或反袁人士認作袁黨而刺殺;袁世凱怨其背叛自己而派人刺殺[1]。
民國記者戈公振認為,黃遠生被誤以為支持帝制錯殺,因當時「帝制議起,袁之爪牙,以黃之通信極能吸引讀者,嫐其作贊成帝制之文。上海《亞細亞報》成立,並約其為總撰述。時帝制派炙手可熱,黃不敢顯為反對,姑以似是而非關於帝制之文應之。」《大公報》記者徐鑄成、法學家林志鈞皆認同此說。[7]
1984年,黃遠生長子黃席群在寫作《追憶先父黃遠生》一文時分析稱:「我父親究竟是誰殺害的,至今是個疑案,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他是死於袁世凱派遣跟蹤的刺客之手,還是遭到在美洲的國民黨人殺害,總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離不開袁賊妄圖稱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是死於袁黨之手,正因為我父親不但不接受袁賊的籠絡收買,反而於游美之前公開在報上表示反對變更國體;如果是死於國民黨人之手,那就該怪這幫人沒有弄清事實,竟誤認為他是袁世凱的吹鼓手,糊裡糊塗地殺害一個平白無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確是冤哉枉也」[8]。
1985年9月在江西九江舉行的全國黃遠生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認為黃遠生是由時任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註 1]副支部長、民國維持會會長林森指派其警衛、老同盟會員劉北海開槍刺殺的。1932年林森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後, 曾給劉北海頒發獎狀,獎勵他刺殺黃遠生的「義舉」[1][10]。之後,研究者大都傾向於這種判斷[11]。此外,黃席群曾在1989年3月通過台灣友人來信得知,台灣報紙1967年報導,指使劉北海暗殺黃遠生的不僅是林森,還有孫科[12]。
《文史參考》雜誌社編輯紀彭稱,1980年代,劉北海於臨死前說出真相,刺殺行動由林森指揮,而命令來自當時的中華革命黨黨魁孫中山,刺殺動機是孫中山不滿黃遠生對革命黨人的批評,例如揭露、批評孫以國家利益換取日本人的資金援助,影響了海外華人對孫的印象及捐獻,阻礙了孫的行動計劃[8]。然而學者杉木指出,「孫中山下令」一說,最早見於某調查記者的博客,卻沒提供任何的證據。之後,此說屢見於媒體,也只是不斷重複,至今沒有給出證明。[13]陳忠平教授指出,林森首次向孫中山報告黃遠生抵美情形,其信件寄出到黃被刺殺僅有8天時間,而當年郵輪橫渡太平洋費時10天以上,身居日本的孫不可能有時間下令;黃遠庸從民初以來,其在黨爭以及袁世凱帝制運動中的影響決定了他的悲劇,林森暗殺黃遠庸主要出於政治誤解,而與他以往的新聞報導文字無關。[14]並且劉北海死於1967年[14],紀彭卻將「黃遠生學術討論會」舉辦的時間當作其逝世時間,在基本事實上出錯。
學者張光芒指出,雖然黃遠生在上海聲明與《亞細亞報》斷絕關係,但《亞細亞報》仍公開列黃遠生為總撰述,黃只得繼續連續七日發表聲明決裂。舊時信息傳遞較慢,再加上真假信息交雜,遠隔重洋的華僑無法及時了解袁、黃決裂的事實,以為黃遠生仍贊成袁世凱稱帝。黃遠生之死是客觀條件限制下的一起政治誤會。[15]
在五四前後,林志鈞(《〈黃遠生遺著〉序》)、羅家倫(《近代中國文學的變遷》)及胡適(《最近五十年來之文學》)等人都奉黃遠生為「新文藝」先驅,對此,隨後的研究也對此無異議[16][註 2]。
中國近代新聞史研究專家方漢奇評價說,黃遠生標榜言論公正客觀,但他在民初的黨爭中並不超然獨立,而是有所偏袒的。他貶抑孫中山,排詆同盟會和國民黨,贊助、支持共和黨和後來的進步黨,政治上有明顯的傾向和愛憎。對袁世凱,他是持擁戴態度的,雖然也對袁的怙勢攬權、大借外債等倒行逆施作過批評,但只是小罵大幫忙,並非立場上的敵對。袁世凱帝制自為以後,黃遠生態度曖昧,在袁的壓力下寫了含糊贊同的文章,一度接受御用報紙《亞細亞報》總撰述的名義,直到最後才表示決裂,但在訪美途中被當作袁黨刺死。[17]
學者張克明指出,論者多以黃遠生為反袁記者,但新披露的檔案表明,黃批評袁不代表反袁。黃原是維新派一員,民初參加進步黨,與國民黨分庭抗禮。黃視袁為「不易得人物,思有利用以救國。」二次革命後上陳袁世凱,支持對國民黨稽查通緝,稱國民黨為「叛黨」,地方反袁勢力為「附逆」。黃雖然反對帝制,難以定為帝制派,但黃與袁世凱的關係比以往論者主張得更親近。[7]
學者羅星認為,黃遠生不是一個革命派,他的思想始終沒有突破改良主義,正如他在《懺悔錄》中所說:「既不能為真小人,亦不能為真君子」。1915年9月,袁世凱準備稱帝前夕,想讓黃遠生寫一篇勸進的文章,黃遠生寫了一篇文章敷衍。但發表之後,既不討好袁世凱,又為自身招眾疑。黃遠生離開北京後,雖在上海發表聲明與袁世凱決裂,並赴美國,但沒逃過國民黨的報復。[18]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陳鳴鐘在「黃遠生學術討論會」上直陳,1913年二次革命後,黃遠生上「條陳」給袁世凱,建議對國民黨的報紙與報人進行限制與監視。說明黃遠生一面對袁世凱批評、揭露,另一方面也存在幻想,與袁世凱有密切關係。直到袁世凱公然推行帝制,黃遠生才宣布與袁決裂。[4]
他死後,其友人將他的文章收集整理,出版了《遠生遺著》,是中國第一部通訊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