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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术语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慶模式,即薄熙來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時期在重慶市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政策。其中包括「三進三同」[1]、打黑反腐、宣揚中國共產黨傳統革命思想、公租房制度及「綠化重慶」等。其中,「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和「健康重慶」等政策合稱為「五個重慶」。[2]
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以後,中國經濟發展遭遇瓶頸,開始出現政治改革的呼聲。薄熙來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重慶市推行一系列被部分人認為是民粹主義的政策,在早期吸引到了中國左派人士的關注並且歸結為「重慶模式」,與當時出現的廣東省的政治改革(被左派人士稱之為「廣東模式」)作比較。但重慶及中央政府官方從未正式提出過「重慶模式」,並多次否認存在特定「重慶模式」[3]。圍繞「重慶模式」在民間及學界一直有眾多尖銳對立的爭議,隨著王立軍事件的爆發及薄熙來的去職,對重慶模式的負面評價逐漸增加,最終重慶模式在薄熙來於2012年3月15日被免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後消散。
2009年第一季度,金融海嘯對中國沿海地區的外向型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衝擊。與此相比,薄熙來接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後的2008年重慶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就成長了170%,達到27億美元,從西部12省市的第6名躍升至第2名,2009年吸引40億美元的外資,成為西部第1名。2008年重慶市的年經濟成長率為14.3%。對此關注的媒體,開始將重慶的發展體系稱之為「重慶模式」。[4][5]
薄熙來接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後,重慶經濟之所以能在金融海嘯時期獲得巨大飛躍,得益於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資,尤其是原本在沿海地區開廠因成本上漲搬遷至內陸的外商企業。重慶市政府採用貼息貸款、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補助出口創匯等政策,將這些企業拉攏過來。[5]
薄熙來任職一年多後,2009年7月10日起,重慶市人民政府展開一系列的打擊黑社會的行動。在此之前,2008年6月,經公安部研究,決定任命王立軍調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武警第一政委。
截止2010年5月1日,重慶方面稱,打黑行動已抓獲涉黑涉惡人員4781人,14個涉黑涉惡團伙受到致命打擊。多名涉嫌腐敗的警方人員、中共及政府官員落網,包括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楊天慶、謝才萍、張波、張濤等當時被認為是涉黑團伙的組織者被判刑。[6][7]
2010年2月,重慶宣布將原本的交警、巡警合一,組建新的交巡警體制,以更好地維持治安環境[8]。3月,重慶市公安局進行機構改革:所有處室,各個分局,交巡警支隊以及所轄區縣各分局派出所,從副科到副局的所有領導幹部全部「就地免職,重新競聘上崗」,同時大規模擴充警力,以「整肅警察幹部隊伍」[9]。
打擊黑社會行動後,重慶市政府提出要求市民歌唱讚揚中國共產黨的紅色歌曲(以代表革命所以稱之為「紅歌」)、閱讀古今中外的經典書籍(「經典」)、講述具有教育意義的故事(「故事」)、傳播名言警句(「箴言」)的「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其目的在於藉以名為共產黨身份推廣實際為傳統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文化。
薄熙來曾大力推廣其在重慶實施的政府公租房政策,該政策與在汪洋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時期開始執行的廉租房有所不同[10]。公租房申請條件要大大寬鬆於廉租房,「凡年滿18周歲,在主城區工作的本市無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築面積低於13平方米的住房困難家庭,大中專院校及職校畢業後就業人員及進城務工、外地來主城區工作的無住房人員,均可申請公共租賃住房。」[11]
薄熙來主政以後,提出「宜居重慶」口號。在2010年,計劃未來10年,當年開建500萬平方米,3年時間內完成2000萬平方米的建設任務,並全面改造城市面貌。[12]在薄熙來離任後,公租房的建設在繼續推進。[13]
為改善重慶市交通狀況,重慶市人民政府提出「暢通重慶就要讓主城不塞車、鄉村有油路」,到2012年,再建1000公里高速公路,建成大運力的高速鐵路網和完善的市內輕軌網,實現「半小時主城」、「4小時重慶」、「6小時周邊」、「8小時出海」目標。[14]
在2009年,重慶市造林798萬畝,對比前10年的總和還多出129萬畝,全市森林覆蓋率達35%。[14]
其它政府政策包括「官員下基層同吃住(三進三同)」、「打擊食品藥品行業犯罪行為」、「戶籍制度改革」、「貧困學生提供免費營養餐」等。[15][16][17]
重慶模式在推行期間,受到中國官方媒體的肯定[18][19][20]。部分被認為是中共左派的學者,對重慶模式表示肯定。[21][22]當時作為極左派網際網路集中地的烏有之鄉網站,更是開設專題區讚揚重慶模式。反對者認為,重慶模式是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模式,嚴重侵害人權和自由[23]。國內法學界中,以何兵、張千帆等為代表的較多數人認為,重慶模式中的「打黑」是「黑打」,破壞法制[24]。在土地政策方面,夏業良認為,重慶的戶籍新政策是一種剝奪。[25]海外學者和媒體對重慶模式褒貶不一,美國前國務卿、國際關係專家基辛格基本對薄熙來時期重慶的發展持正面評價[26],法蘭克福匯報認為薄熙來的施政僅僅是為了升遷[27]。
另外,由於薄熙來在重慶政策制定中的特殊地位和他個人鮮明的個性特徵,對重慶模式的評價在相當程度上與對薄熙來個人的評價交織在一起。
重慶模式的爭議在2011年左右逐漸激化。有媒體質疑,重慶經濟發展過分依賴固定資產投資,過分依賴巨型壟斷央企和國外巨頭,第二產業占比過重,債務問題激化[28]。對此,薄熙來在2012年1月10日的座談會上表示,「我們從沒提過什麼模式」,認為重慶近年政策是執行中共中央原總書記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29]
2012年2月6日,王立軍事件爆發。3月15日,薄熙來被免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一職,並在一個月後正式被停職並接受中央紀委審查,薄熙來主政期間推動的一系列運動得以結束。在中共十八大會議的小組討論上,新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在會上稱「我認為根本就不存在重慶模式」。[30]此後,媒體報導稱重慶啟動平反冤假錯案行動,直至2012年11月已有近900警察得到平反。此前被以「偽證罪」獲刑的律師李莊的案件也獲得重審[31][32]。同一時期,曾被重慶市政府掩蓋的「雷政富事件」也得以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