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茲·安德魯·博登(英語:Lizzie Andrew Borden,1860年7月19日—1927年6月1日)[a]是涉嫌於1892年在麻薩諸塞州瀑河城犯下斧頭謀殺案的美國女性。[2]
莉茲·博登在案發前試圖購買毒藥、案發後證詞矛盾,因此被逮捕接受審判。辯護律師將她塑造為出身良好、受過教育的女性,不可能犯下如此暴行。法官拒絕接受對她不利的證據,控方幾乎沒有發揮的空間。經過一個小時審判,陪審團宣布無罪釋放。坊間流傳著莉茲的姐姐艾瑪·博登、舅舅約翰·摩斯等人犯案的陰謀論,但除了莉茲以外,這宗謀殺案沒有其他被正式指控的嫌疑犯。
父親和繼母去世後,姐妹倆用所得的遺產買下一棟房子,過著奢侈的生活。姐妹在瀑河城的社區中受到排斥,因此很少外出,莉茲也轉而向戲劇尋求慰藉。一次莉茲舉辦的派對結束後,艾瑪離開了家,從此姐妹倆未再相見。即使被當地居民排斥,莉茲仍選擇在瀑河城度過餘生。她在66歲時因肺炎而過世,幾天後姐姐艾瑪也隨之去世。
莉茲·博登、博登謀殺案及審判是美國流行文化的主題,出現在許多電影、戲劇、文學和民謠當中。當時,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別刻板印象認為女性天生脆弱,因此她在1950年代成為了女性主義象徵。時至今日,莉茲·博登在瀑河城仍然知名。[3]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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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茲·安德魯·博登出生於1860年7月19日[4]的麻薩諸塞州瀑河城,母親為莎拉·安東尼·博登(Sarah Anthony Borden,原姓摩斯(Morse),1823年—1863年)[5],父親則為安德魯·傑克森·博登(Andrew Jackson Borden,1822年—1892年)[6]。安德魯有英國和威爾斯血統,[7]是當地望族後裔,卻生活簡樸,年輕時經濟困難,不過最後靠著家具和棺材業發家致富,躍升為成功的不動產開發商。他曾任多家紡織廠經理,擁有商業地產,更曾擔任聯合儲蓄銀行行長、杜菲保險箱和信託公司(the Durfee Safe Deposit and Trust Co.)的經理。[8][9]他過世時,遺產總值為300,000美金(相當於2022年的$9,771,000)。[10]
安德魯很富裕,卻以節儉而聞名。例如,當時富人家通常會裝設自來水和電力,博登家卻沒有。[11][12]博登大宅坐落富裕地區,但瀑河城的富人(包括安德魯的堂表親)更流行住在離城市工業區有一段距離的山丘區。[10][13]
莉茲和姐姐艾瑪·萊諾拉·博登(Emma Lenora Borden,1851年—1927年)[14]接受了有宗教色彩的教育,並參加中央公理會教堂。[15]莉茲積極參加教會活動,比如教導移民到美國的孩子主日學。她參加宗教團體,擔任基督教奮進青年協會的財務主管[16],並且參加社會運動,像是基督教婦女禁酒聯盟。[17]她也是女士之果(Ladies' Fruit)、花卉使命(Flower Mission)的成員。[16]
莉茲的母親去世三年後,父親安德魯與艾比·杜菲·格雷(Abby Durfee Gray,1828年—1892年)再婚。莉茲稱艾比為「博登夫人」,懷疑他們的關係不真誠,她相信艾比嫁給安德魯是為了財富。[18]博登夫婦的女傭,25歲的愛爾蘭移民布莉姬·蘇利文(Bridget Sullivan),小名瑪姬(Maggie),作證說姐妹倆很少跟父母一起吃飯。[19][20]1892年5月,安德魯用短柄斧在穀倉裡殺死了好幾隻鴿子,因為他覺得鴿子會引來當地兒童獵捕。[21]莉茲剛為鴿子搭建了棲息地,人們認為她因此不安,但這個說法的真實性存疑。[b]1892年7月,博登家大吵了一架,於是兩姐妹延長了在新貝德福德的「假期」。謀殺案發生前一周,莉茲回到瀑河城後,在當地的出租房住了四天,然後才返回博登大宅。[22]
謀殺案發生前的幾個月,博登家的氣氛越來越緊張,尤其是安德魯送艾比的親人贈送房地產的問題。艾比的姐姐收到一棟房子後,莉茲和艾瑪以1美金向安德魯購買了一棟出租房地產(她們一直住到母親去世前的房子);謀殺案發生前幾週,她們以5,000美金(相當於2023年的$170,000)的價格把房產賣回去給安德魯。[1]謀殺案前一天晚上,姐妹倆的舅舅約翰·文尼庫姆·摩斯(John Vinnicum Morse)到訪,與安德魯討論生意。[23]
謀殺案發生前幾天,全家人都病得不輕。博登家族的親信推測,是留在爐子上好幾天的綿羊肉導致的。安德魯在瀑河城不受歡迎,因此艾比擔心是下毒。[24]
博登謀殺案
摩斯在8月3日晚抵達博登大宅,當晚睡在客房。隔天早上,安德魯、艾比、莉茲、摩斯和蘇利文都在場,早餐後,安德魯和摩斯到客廳聊了將近一小時。摩斯上午8點48分左右出發,進城買了兩隻牛、探望侄女,打算在中午回博登家吃午餐。[25]上午9點過後,安德魯去晨間散步。[26]
打掃客房是莉茲和艾瑪的日常工作,艾比卻在上午9:00至10:30之間的某個時段上樓整理了床鋪。[27]根據法醫調查,艾比被襲擊時面對兇手。[28]首先,短柄斧擊中頭側、割傷耳朵上方,艾比轉身臉朝下摔倒在地,鼻子、前額挫傷。[29]接著,兇手砍了她好幾次(後腦勺被直接砍了十七次)導致她死亡。[28]
安德魯上午10:30左右回來時,因為鑰匙打不開而敲了門。蘇利文開門時,發現門卡住了而咒罵一聲。後來蘇利文作證,此時她聽到莉茲大笑。她沒看到莉茲,但笑聲是從樓梯上面傳來的。[30]這段證詞意義重大,因為此時艾比已經死了,二樓的所有人都看得到屍體。[30]後來莉茲否認人在樓上,並作證:父親問她艾比在哪裡,她便說信使為艾比捎來訊息,要艾比去探望生病的朋友。[31]
蘇利文表示,她隨後脫掉了安德魯的靴子,幫他穿上拖鞋,接著他便躺在沙發上小睡(這個細節與犯罪現場的照片矛盾,照片中的安德魯穿著靴子)[32]。蘇利文作證,上午11點10分左右,她在三樓的房間裡休息、擦窗戶,此時她聽到樓下的莉茲大喊:「瑪姬,快來!父親死了。有人進來殺了他。」[13][33]
安德魯癱倒在樓下客廳的沙發上,被疑似短柄斧的武器攻擊了十到十一次。[17]他的一隻眼睛被乾淨俐落地分成兩半,表示他被襲擊時正在睡覺。[34][35]他的傷口還在流血,表示襲擊剛發生。[36]家庭醫生鮑文從街對面的家趕來,宣布兩名受害者死亡。[37]警探估計安德魯的死亡時間約為上午11:00。[38]
莉茲給警察的說詞奇怪又矛盾。[39]報警時,莉茲說進入房子前聽到了呻吟、刮擦聲和求救,兩小時後卻說她什麼都沒聽到就進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40]警察詢問莉茲艾比在哪裡時,她回憶說艾比收到了一張紙條,要艾比去探望生病的朋友。[31]
大部分審訊莉茲的警官都不喜歡她的「態度」,有的人認為她冷靜過了頭。即使莉茲的行為和不在場證明可疑,警方卻沒有檢查她身上是否有血跡。警方確實搜查了她的房間,但只是大概檢查一下。審判的時候,警方承認沒有合理搜查,因為莉茲不舒服。因此,警方被批評怠忽職守。[41]
警方在地下室發現兩把短柄斧、兩把斧頭,還有手柄破損的短柄斧頭,因此這把短柄斧頭被稱為「無柄斧頭」[42][41]。「無柄斧頭」被懷疑是兇器,因為手柄上的斷裂看起來是新的,而且短柄斧的斧頭上的灰塵與其他工具不同,好像是有人為了讓它看起來像放在地下室有一段時間而故意抹上的。[43][44]不過,這些工具都沒被警方拿走。[41]謀殺案發生前,這家人罹患了神秘的疾病,因此警方檢測了牛奶和受害者的胃(在博登家飯廳驗屍時取出),但未驗出毒物。[45][46]不過,莉茲因為案發前一天向藥師購買「稀釋的氫氰酸」而受到居民懷疑。[47]
8月4日晚上,警察在房子周圍駐守,姐妹的朋友艾莉絲·羅素(Alice Russell)來到博登家陪伴她們過夜,摩斯則睡在閣樓的客房。[41]一名警官目擊了莉茲與羅素帶著煤油燈和污水桶進入地下室,好像是在深夜跑去上廁所了。[48][41]十五分鐘過後,莉茲又獨自前往地下室,雖然警官看不到她在做什麼,但他說她似乎在洗手盆旁彎下了腰。[48]
8月5日晚上,摩斯離開博登大宅去郵局,卻遭到數百人包圍,警察不得不護送他回家。第二天,警方徹底搜查了房子,檢查姐妹倆的衣服,沒收「無柄斧頭」。當晚,警察和市長來到這所房子,告訴莉茲她成為了這宗謀殺案的嫌犯。第二天早上,羅素走進廚房,發現莉茲正在撕毀一件衣服。莉茲解釋,她打算把衣服燒掉,因為衣服沾到油漆了。目前還無法確定這件衣服是不是她在謀殺當天所穿的。[41]
莉茲的司法審訊(inquest)訂於8月8日。州法規定必須私下審訊,莉茲要求家庭律師出席被拒。她定期服用嗎啡鎮定情緒,所以證詞可能受到影響。莉茲反覆無常,經常拒絕回答問題,就算答案對她有利也一樣。莉茲經常自相矛盾,跳躍式敘述早上的情況,例如說她父親回家時她正在廚房裡看雜誌,然後說她在餐廳裡熨衣服,接著又說她正要下樓梯。[49][50]
地方檢察官咄咄逼人。8月11日,莉茲被逮捕入獄。[41][51]那時的報紙指出,莉茲「舉止冷漠」、「咬著嘴唇,紅著臉,弓起腰走向亞當斯律師」[52],而根據報導,司法審訊的證詞「導致她的朋友改變了看法,此前他們都堅持她無罪」[53]。這次調查受到全國媒體的關注,《波士頓環球報》甚至發表長達三頁的文章。[54]大陪審團於11月7日開始聽取證據,莉茲則於12月2日被起訴。[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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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茲·博登的審判於1893年6月5日在新伯福舉行。[56]控方律師是荷西亞·M·諾爾頓(Hosea M. Knowlton)和未來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H·穆迪(William Henry Moody);辯方律師則有安德魯·V·詹寧斯(Andrew V. Jennings)、梅爾文·O·亞當斯(Melvin O. Adams)、前麻薩諸塞州州長喬治·D·羅賓遜(George D. Robinson)。[57][58]
6月1日,瀑河城發生了另一宗斧頭殺人案。這次的受害者是柏莎·曼徹斯特(Bertha Manchester),她在廚房被殘忍砍死。陪審團也注意到了曼徹斯特案與博登案的相似之處。[59]然而,葡萄牙移民荷西·科雷亞·德·梅洛(Jose Correa de Mello)後來於1894年被判殺害曼徹斯特的謀殺罪,他在博登案發生時不在瀑河城附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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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期間(或報導中)的一個討論重點是在地下室發現的「無柄斧頭」,控方未能說服陪審團它就是兇器。檢察官辯稱,兇手移除斧柄是因為上面會有血跡。[61]一名警官作證,手柄就在短柄斧的斧頭附近,但另一名警官提出異議。[62]雖然現場沒有發現血跡的衣物,但羅素作證,她在1892年8月8日目擊了莉茲在廚房爐灶燒掉連衣裙,說是擦油漆時被濕油漆弄髒的。[63]審判過程中,辯方從未質疑羅素的陳述。[64]此外,莉茲是否在家也成為焦點。根據證詞,蘇利文於上午約10:58進入二樓,留莉茲和安德魯在樓下。[65]莉茲告訴很多人,這時候她在穀倉待了「二十分鐘,或大概半個小時」。[66][67]辯方證人海曼·盧賓斯基(Hyman Lubinsky)在上午11:03看到莉茲離開穀倉,查爾斯·加德納(Charles Gardner)也證實是這個時間。[68]上午11:10,莉茲喚蘇利文下樓,告訴她安德魯已經被殺,命令她不要進入房間,派她去找醫生。[69]
兩位受害者的頭在驗屍期間被移除,在1893年6月5日的審判中作為證據,莉茲在法庭上看到這些頭時暈了過去。[70][71][72]然而,法官認為莉茲第一次作證時未得到充分法律援助,供詞也有許多矛盾,因此宣布供詞無效。他亦不考慮藥師的證詞,因為他認為購買有毒物質不表示有意毒害他人。這兩個判斷否定了控方的主要論點,因此備受批評。[3][73]1893年6月20日,副法官賈斯汀·杜威在陪審團審理前發表了冗長的聲明,支持辯方論點。[74]
陪審團審議一個半小時後,決定無罪釋放莉茲·博登。[75]莉茲走出法院時,告訴記者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76]麻薩諸塞州外的報紙和女權團體將莉茲描繪為警方無能下的受害者,並且以莉茲對教堂的付出為理由,認定她不可能仇恨犯罪。[77]這次審判被與布魯諾·豪普特曼、愛塞和朱利斯·羅森伯格以及O·J·辛普森的審判相提並論,皆是美國法律程序史上備受公眾和媒體關注、宣傳的案件。[78][79][80]
即使被判無罪,莉茲仍然是謀殺案的主要嫌疑人。作家維多莉亞·林肯(Victoria Lincoln)在1967年提出,她可能在抽離現實的狀態中殺害了父親和繼母。[81]另一種常見說法是,她被父親身體虐待和性虐待,因此有殺人的動機。[82]這個說法沒有根據,而且人們當時不討論性虐待。謀殺案發生時當地報紙暗示了這種說法,1992年學者瑪西婭·卡萊爾(Marcia Carlisle)在論文重新提起了這個說法。[3]作家伊凡·杭特(為人所知的筆名是艾德·麥克班恩)在1984年的小說《莉茲》(Lizzie)中提出,莉茲與蘇利文私會被發現而殺人。[83]麥克班恩在1999年的訪問中說明,他推測艾比撞見兩人時反應厭惡,因此莉茲用燭台殺死了艾比。莉茲在安德魯回家時向他坦白,然而對方的反應與艾比相同,莉茲便勃然大怒,用斧頭殺死安德魯。他進一步推測,蘇利文隨後將斧頭棄於某處。[84]在莉茲晚年,因為她與演員南絲·歐尼爾過從甚密,出現了她是同性戀的傳言。[85][86]蘇利文後來與在蒙大拿州比尤特市工作時認識的男性結婚。1948年,蘇利文在比尤特市去世。[87]據說,她在臨終時向姐姐坦白,她在法庭上改變證詞是為了保護莉茲。[88]
另一名重大嫌疑人是莉茲的舅舅約翰·摩斯,他從姐姐去世後就很少與家人見面,謀殺案前一晚卻睡在大宅裡。根據執法部門的說法,他對艾比·博登之死提供了「完美得荒謬,過於詳細的不在場證明」。[89]摩斯也曾被警方視為嫌疑人。[90]名為威廉·博登(William Borden)的男子被懷疑是安德魯的私生子,作家阿諾德·布朗(Arnold Brown)認為他是可能的嫌犯,推測威廉曾勒索「父親」的錢。[91][92]作家倫納德·雷貝洛(Leonard Rebello)研究威廉·博登的資料,最後證明他不是安德魯的兒子。[93]艾瑪當時在距離瀑河城24公里(15英里)的費爾黑文,但犯罪作家法蘭克·斯皮林(Frank Spiering)在1984年的著作《莉茲》中提出,她可能低調返家,殺害父母後回到費爾黑文,接收告知她發生謀殺案的電報。[94]
晚年
審判結束後,博登姐妹搬到瀑河城山丘區的大型現代住宅。此時,莉茲開始使用新名字:莉白·A·博登(Lizbeth A. Borden)。莉茲稱新居為梅波克羅夫特(Maplecroft),家中有女僕、管家、馬車夫。艾比被判定比安德魯早去世,因此財產先轉給安德魯,再作為他的財產轉給兩位女兒,裡頭扣除了一大筆給艾比家人的和解金。[56][95]
即使被判無罪,莉茲仍被瀑河城排斥,因此莉茲投向戲劇的懷抱。1897年她被控在羅德島的普羅維登斯行竊,再次引發了公眾的關注。[96]1904年,莉茲與貧窮的演員南絲·歐尼爾成為至交,結束與世隔絕的生活。[97][98]1905年,艾瑪在莉茲為南絲舉辦的派對與莉茲大吵後離家,從此姐妹再也沒有聯絡。[3][99]
逝世
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莉茲因膽囊切除手術而身體欠佳,1927年6月1日在瀑河城死於肺炎。葬禮細節未知,出席者只有幾人。[100]九天後,艾瑪在新罕布夏州紐馬克特的療養院因慢性腎炎去世。[96][101]艾瑪於1923年搬到此處,既是為了健康,也是為了避免關於謀殺案的書出版後,人們會再次關注她。兩姐妹都沒有結婚,安葬在橡樹林墓地的家族墓地。[96]
莉茲去世時,資產超過25萬美元(相當於2023年的$5,884,000)。[102]她擁有法國街和貝爾蒙特街交界處的一座房屋、幾棟辦公大樓、幾家公用事業公司的股份、兩輛汽車、大量珠寶。[102]她捐了3萬美元給瀑河城動物救援聯盟[103][102],並拿出500美元信託用來永久維護父親的墓地。她的親密好友和一名堂表兄各獲得6,000美元(在1927年為鉅款)[104],朋友和家人則獲得1,000到5,000美元之間的遺贈。[102]
文化影響
學者安·斯科菲爾德(Ann Schofield)指出:「博登的故事往往以兩種虛構形式之一呈現:悲劇的浪漫、女性主義的追求……隨著莉茲·博登的故事以押韻和虛構被創造、再創造,擁有美國流行神話或傳說的特質,有效地連結現在與過去。」[105]
博登大宅現在是博物館兼1890年代風格的住宿加早餐飯店。[106]審判的證據(包括短柄斧的斧頭)保存在瀑河城歷史學會。[106]
博登案被寫成跳繩童謠永世流傳,以當時流行歌曲「Ta-ra-ra Boom-de-ay」的曲調演唱。其中,第二段歌詞罕為人知:[107][108][109]
Lizzie Borden took an ax |
莉茲·博登拾起斧, |
莉茲·博登的形象和博登謀殺案被改編為音樂、戲劇、電影、電視等作品。
1961年,民謠團體查德·米奇爾三重奏在現場專輯《校園偉大的一天》中錄製了黑色幽默單曲《莉茲·博登》(Lizzie Borden)。這首歌於1962年登上《告示牌》百大熱門榜的第44名。[111]
早期的舞台劇改編包括約翰·科爾頓和卡爾頓·邁爾斯(Carleton Miles)於1933年創作的劇本《九松街》(Nine Pine Street),莉蓮·吉許飾演以博登為原型的角色艾菲·霍爾登(Effie Holden)。1947年,莉蓮·德·拉·托雷寫了單幕劇《再見,莉茲·博登》(Goodbye, Miss Lizzie Borden)。[112]其他改編作品包括:1952年的百老匯音樂劇《新面孔》(New Faces of 1952)的歌曲《莉茲·博登》(Lizzie Borden)描繪了這宗案件。[113]1948年阿格尼絲·德米爾的芭蕾舞劇《瀑河城傳說》、1965年傑克·比遜的歌劇《莉茲·博登》都以莉茲及博登謀殺案為底本。[114]
1980年,在舞台劇《血緣關係》中,莎朗·波洛克將博登謀殺案詮釋為莉茲·博登為了掙脫父親束縛而犯下的謀殺。[115]
這宗謀殺案、審判、相關人物,已在許多紀錄片節目重現。1936年,廣播節目《未解之謎》播放了15分鐘的片段,名為《莉茲·博登案》(The Lizzie Borden Case),推論這宗謀殺案的兇手可能是搶劫失敗的流浪漢。[116]2022年BBC廣播電視的Podcast系列《露西·沃斯利的女性殺手》(Lucy Worsley's Lady Killers)有一集將博登案改編為《莉茲·博登案》。[117]
1975年,ABC製作了電視電影《莉茲·博登的傳說》,伊麗莎白·蒙哥馬利飾演莉茲·博登,凱薩琳·赫爾蒙德飾演艾瑪·博登,菲奧努拉·弗拉納根飾演布莉姬·蘇利文。蒙哥馬利去世後,人們才發現她跟莉茲是六代表親。記錄蒙哥馬利-博登關係的族譜學家朗達·麥克盧爾(Rhonda McClure)說:「我想知道要是伊麗莎白知道她在演她自己的表親會有什麼感覺。」[118]2014年,Lifetime製作電視電影《莉茲·博登手持斧頭》,由克莉絲汀娜·蕾奇飾演莉茲,2015年推出續集《莉茲·博登編年史》,描述了莉茲·博登在審判後的虛構生活。[119][120]
2018年上映的電影《莉茲》(Lizzie)當中,克蘿伊·塞凡妮飾演莉茲,克莉絲汀·史都華飾演布莉姬·蘇利文,電影描述博登和蘇利文之間的女同性戀關係引致了謀殺。[121]
《瀑河城斧頭謀殺案》(The Fall River Axe Murders)是安潔拉·卡特的短篇小說,收錄在作品集《黑色維納斯》中。[115]卡特還寫了另一篇名為〈莉茲的老虎〉(Lizzie's Tiger)的小說,創作了莉茲四歲時在馬戲團的奇遇。1985年,這篇小說收錄在卡特的作品集《美國鬼魂與舊世界奇觀》作為遺作出版。[122][115]
澳大利亞作家莎拉·施密特(Sarah Schmidt)於2017年出版的小說《看看我做了什麼》(See What I Have Done)以莉茲和艾瑪·博登、布莉姬·蘇利文、虛構的陌生人視角講述謀殺案和之後發生的事,[123][124]榮獲MUD文學獎的「小說處女作獎」。[125]艾麗卡·梅爾曼於2017年出版的小說《謀殺者的女傭》(The Murderer's Maid)以1892年的布莉姬·蘇利文以及跟案件有關的現代妙齡女子的視角講述故事,榮獲獨立出版商圖書獎的「歷史小說金獎」。[126]
許多作品將莉茲描繪成維多利亞時代屈服於壓力的女性。激進女性主義假設莉茲有罪,將動機歸因於她所受的壓迫,她必須為了擺脫這種壓迫而殺人。[115]審判受到性別歧視影響反而對她有利:人們將莉茲視為有女性特質、有愛心又受人尊敬的女子,因為她出身富裕、受過教育。辯護律師的論點是,她這種階級的女性不會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正是這個原因讓她無罪釋放。在謀殺案之後,她性情大變,開始社交、參加盛大的晚會。她終生未婚,是當時的「解放女性」。因此,莉茲·博登成為了1950年代的女性主義象徵。[127][128]
備註
參考資料
參考書目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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