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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政府間主義是美國哈佛大學安德魯·穆拉維斯基教授在1993年為解釋歐洲一體化而提出的國際關係理論。這一理論以政府間主義理論為基礎,進一步發展了政府間主義理論,並在其理論中包含了新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個方面,提供了比其前身更為真實的研究視角。[1]
自由政府間主義的創始人是美國哈佛大學安德魯·穆拉維斯基教授。他對歐洲一體化較為系統的解釋開始於他對《單一歐洲法案》談判的思考,1991年他在《國際組織》雜誌上發表了《單一歐洲文件的談判國家利益和歐洲共同體內通常的國家管理》一文。1993年他發表了《歐洲共同體中的優先選擇與權力 - 一種自由政府主義間路徑》(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一文,1998年他發表了專著《歐洲的選擇從墨西拿到馬斯垂克的社會目標和國家力量》。穆拉維斯基將其理論稱為自由政府間主義,把關於優先選擇形成的自由主義理論同對成員國之間艱難討價還價的政府間關注進行了全新的綜合,以解釋在歐盟框架下進行的政府間討價還價的性質和歐盟的發展演變[2]。
學界認為,自由政府間主義是現實主義理論在理性選擇、集體行動理論和國際政治經濟學刺激下吸納了國內的自由主義的方法發展而成的一體化理論[3]。穆拉維斯基的核心觀點是假定國家的行為是理性的,國家是一個理性統一的行為體,基於成本利益的分析,主導了國內層次的利益聚合和歐盟層次的討價還價。一體化產生於政府間複雜的談判和利益交換,一體化的結果反映了領導人的意志和各國的力量對比而並非一種非意圖的結果國際政策偏好形成的自由主義理論,該理論認為,在市民社會中相互作用並具有自主利益的私人和社團是政治中最基本的行為體。國家的優先考慮由處在關鍵位置的政治家決定,各國政府的偏好決定了它們在國際談判中的立場,而這種偏好的形成是由各種社會力量決定的[1]。對外政策是由重要社團的力量身份、各種利益訴求與國內政策相妥協的產物。政府的作用是匯集各種社團的偏好國家間談判的政府間主義分析方法。政府間的大交易是通過三個步驟完成的,分別是國家偏好的形成、政府間的談判和制度的選擇。成員國政府在國家間關係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歐洲一體化即是在成員國政府間交易的推動下進行的。在國家間談判的過程中,國家權力起到了主要的決定作用。一體化不是自動成長的過程,而是成員國政府理性選擇和相互交易的結果[4] 。
自由政府間主義關於國家利益的觀點是變化的,國家偏好的形成是跟隨國內社會群體利益的變化而變化的,而新現實主義所一言是預先設定的。自由主義界定的國家利益與談判的現實主義的結合即為此理論解釋[5]。對於歐盟的形式—部分的有組織的無政府,對超國家機構的解釋也是外化的,是工具性的。
就新現實主義而言,國家利益是預先設定的,國家具有功能單一性和相似性,國家是一個黑箱,其國家利益就是對權力、安全和財富的追求,以求其最大化,從而在國際舞台上確保其安全[6] 。自由的政府間主義則根據歐洲一體化的客觀現實以及歐洲的歷史傳統總結出國家利益的可變化性。自由的政府間主義應用了國家關係的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國家偏好國內形成。穆拉維斯基的新自由主義觀點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社會行為體的主要作用[7]。
穆拉維斯基認為,國家的政策偏好是國際政治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而理解國內政治是分析國家間戰略互動的前提條件而不是補充。這種偏好形成的源頭不在國家本身,而在次國家和跨國家兩個層面上,其中國家與其所處的國內及跨國社會環境的關係是影響國家行為的關鍵因素[8]。他認為,具有理性和規避風險的個人及私人團體是國際政治的基本行為者。在物質相對不足、價值觀相互衝突及社會影響力不相等條件制約下,上述行為者通過不受政治制約的交流及集體行動等途徑來增強各自的利益。代表制和國家偏好[9]。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在國內政治中國家並不是一個行為體,而是一個不斷受到社會行為者聯合制約的代表機構,國際或其他政治機構代表的是國內社會的一些次級群體,國家官員依據這些群體的利益來界定國家的偏好,並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採取有目的的行動。相互依賴與國際關係。國家間的偏好不盡相同,但一國的對外政策必然波及他國,影響到他國國內社會群體的利益,反之亦然[10]。
這樣一國的政策偏好就收到了他國政策偏好的制約從而形成了一種相互依賴的體系,這構成了國際合作的原動力。就歐洲一體化而言,穆拉維斯基認為歐洲一體化發生與發展的原動力並不是外溢的作用,而是成員國內不同社會群體為實現自身利益在歐洲層面上進行交易的結果[11]。由此可見,穆拉維斯基則將關注的問題進一步拓展到了次國家的層面,打破了新現實主義者認為的國家具有功能單一性和相似性、國家只是黑箱的說法。自由政府間主義的國家利益的形成並不是預先設定的,而是隨著不同國內群體的要求而設定的,其國家利益具有一定的可變化性。這一界定更符合國際政治客觀事實,並且可以更好的解釋歐洲一體化的深入和發展。
新現實主義來說,國際政治的基本形式就是結構和單元之間的互動,國際組織是從屬於單元而存在的,體現國際合作的國際組織不過是主權國家的工具,國際制度的安排,說到底體現的是一種權力關係。制度的產生和存在是為大國服務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制度才得以延續下來。總之,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看,國際制度的後面存在著權力的無形之手,國際制度反映的只是國際系統內部的權力分配[10]。國際制度只是國家權力的附屬現象,沒有獨立地位,對冷戰後世界穩定基本不會起促進作用。儘管國家之間能夠進行合作,但基於相對利益的考慮,這種合作很難持久。對於歐盟的一體化進程,他們認為只不過反映了占主導地位的大國力量分配的結果,仍然是國家之間進行競爭的領域[12]。
歐盟超國家機構的存在並不是制度主義所強調的意義,他並非內化於成員國,也不會影響成員國的偏好,但是它存在確實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並且起作用的深化已經超越了新現實主義所謂的大國意志。自由的政府間主義在承認了大國在談判中的權力的同時,解釋了為什麼讓渡國家權力於超國家機構。超國家機構的作用是工具性的,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於能夠降低國家間交易的成本,超國家結構的作用可以增強效率並且增強成員國政府在國內的權力。
自由政府間主義以政府間主義為基礎,政府間制度主義同意超國家機構在組織成員國目前談判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些談判是歐洲一體化重新啟動的基礎,同時政府間談判也是歐洲一體化的深層動力。穆拉維斯基認為,在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超國家機構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新現實主義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作為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它對特殊的地區一體化—歐洲一體化進程卻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釋。而隨著歐洲一體化發展起來的自由的政府間主義理論,在繼承了現實主義理論的同時繼承了對其超越,實現了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結合。究其原因,學界認為,這主要是歐洲具有自由主義的土壤,自資產階級革命以來,歐洲國家紛紛實行代議民主制,國內社會群體和壓力集團對國家政策具有一定的影響。正是由於歐洲國家國內自由主義的背景,才使得在歐洲可以達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在解釋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陷入了困境,不能提供有效地解釋,但是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展而形成的自由政府間主義,在部分承認了現實主義的同時,根據歐洲的實際情況,充分地提供了對歐洲一體化的解釋。同作為現實主義的流派,自由的政府間主義超越了現實主義,這從根本上說明,歐洲一體化促進了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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