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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越多越反動」[註 1]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被用來指責四人幫的文化教育政策，如方毅就以此痛罵四人幫教育政策的錯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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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於該句子的出處並無完全可信的考證。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之後的1942年2月28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做了《反對黨八股》的講演，以及早在1930年5月發表的《反對本本主義》。這些文章、演講與報告中，都表現了其對某些知識分子理論不能聯繫實際、缺少實事求是精神的批評態度，號召反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毛澤東1942年2月1日發表的《整頓黨的作風》中說：「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
1942年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整頓三風的報告：
「目前所謂知識分子，實際上最無知識。工農分子反而有一點知識。」——《解放日報》，1942年2月22日。
1942年3月7日，康生在延安幹部會上傳達毛的《反對黨八股》。4月18日，康生向中直機構、軍委直屬機關幹部作了長篇動員報告，極力發揮了毛澤東對教條主義的批判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嘲諷，將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概念迅速傳播開來[2]。
1963年10月26日，周揚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按照資產階級的方向，即追求個人名利、只專不紅的方向來培養，使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脫離實際、脫離勞動人民，成為高踞於人民之上的精神貴族。這是一條錯誤的、資產階級的路線。實行這條路線，就只能培養出修正主義者，培養出新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專家；或者使原來革命的專家蛻化變質，成為修正主義者，成為資產階級庸人。」[3]
1965年，毛澤東提出「書讀得越多越蠢」。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對衛生工作的指示》（六二六指示）中提出：「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的談話提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4]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1971年《中國科學院計劃座談會紀要》指責中國科學院在文革前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科研路線」，「竭力維護封、資、修的一套」；科研是「學院式」的，「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生產實際、脫離工農兵群眾」；科學家是「資產階級專家」、「反動學術權威」。
1976年3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論當前教育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指出：
在修正主義路線的統治下，學校不是為無產階級而是為資產階級培養接班人。它用「智育第一」、「知識私有」、「成名成家」、「讀書做官」等種種地主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青年，引誘他們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道路。
1975年11月8日，張春橋在一次談話中說：「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什麼人？我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5]
1977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發表社論《要知松高潔 待到雪化時——推翻「四人幫」對<匯報提綱>的誣陷》，對四人幫進行聲討與批判，其中出現了知識越多越反動：
如果按照「四人幫」的那套搞下去，把專業科技機構都取消，把實驗室和中間試驗廠都拆散，把科技人員都攆走，對科學技術實行專政，連知識也要「統統忘掉」，否則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那麼，只有任何科學也不研究，什麼知識也沒有，回到穴居野處的時代，再從人回到猿，才合乎他們的「理想」。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6]：
「四人幫」胡說「知識越多越反動」，鼓吹「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把既無知又反動的交白卷的小丑捧為「紅專」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鑽研，為祖國的科學技術事業作出貢獻的好同志誣衊為「白專」典型。這種是非關係、敵我關係的顛倒，一度在人們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亂。
同年4月22日教育部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鄧在會議上又指出：[7]
「四人幫」反對嚴格要求學生學習科學文化，反對學生以學習科學文化為主，胡說這是「智育第一」，是「脫離無產階級政治」。他們鼓吹「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胡說「知識越多越反動」，並把今天掌握了文化的勞動者及其子弟誣衊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建國3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在文化上，他們（四人幫）打著文化革命的旗號，大規模地毀滅文化，在我國文化事業的許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他們在各個文化領域實行所謂'全面專政』，取消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取消了人民的言論、出版、教學、研究、創作表演的自由。他們藉口'反對封、資、修』，鼓吹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奇談怪論，任意消滅歷史上文化遺產和破壞社會主義文化。他們的文化專制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教育、科學事業倒退了許多年……
根據師東兵著《張春橋在獄中》第十三章的說法，張春橋對此有不同意見：
張春橋在「知識越多越反動」這句話下，劃了一槓，打了個大大的問號，批道：「這話是誰說的？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人會說這種只有低能兒才說出的言論。」
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蘇聯，史達林提出「專家越大越反動」的理論並執行對各領域、各部門知識分子的清洗和鎮壓，此「大轉變」一改相對寬鬆的列寧文化政策，並解散了90％以上的人文社會科學團體。[8]行光主張史達林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理論，是自俄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工人運動中的馬哈伊斯基主義推演出來的[8]。蘇聯書報及文獻檢查制度及各種各樣的逮捕關押專家、教授和文化人的「監獄研究所」和「監獄設計中心」形塑了史達林時期科學技術發展途徑。[8]
於文化大革命前，毛澤東逐漸形成「知識愈多愈反動」的思想，也說過「書讀得越多越蠢」，此想法當時得到中國共產黨黨內相當多的人贊成。[9]
於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指控四人幫以「知識越多越反動」批評教育工作者是錯誤的，並展開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政策改革的方案，包括大量送中國學生前往西方教育機構學習，以及和西方教育機構媂結姊妹關係。[10]
1977年8月，中國科協尚未從中科院的科協辦公室恢復原組織架構，章道義於北京中山公園舉辦談話會，請中國科協周培源、茅以升、嚴濟慈談數理化並號召中學生好好習得基礎科學知識，以「儘快扭轉十年動亂形成的『讀書無用論』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奇談怪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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