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熾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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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熾昌(1908年11月29日—1994年9月27日),筆名水蔭萍、南潤,是台灣日治時期著名詩人。台南市人。
楊熾昌9歲進入台南第二公學校(現在的「立人國小」),讀了5年公學校後,考入台南一中與日本人共學,畢業後於1932年赴日求學,入東京文化學院深造,常有詩作發表於《椎木》、《神戶詩人》、《詩學》等日本雜誌。因父亡故,於1934年返台,受聘代理《台南新報》學藝欄主編。1935年秋,楊氏與張良典(又名丘英二)、李張瑞(利野蒼)、林永修(林修二)等人合組風車詩社。詩社、詩刊為時不長,1936年夏季就結束了。1937年楊熾昌進入《台灣日日新報》當記者,該報與其他5種報紙在1944年4月1日改為《臺灣新報》,1945年10月25日再改為《臺灣新生報》[1],楊氏轉入《新生報》任職,之後受聘於李萬居組織的《公論報》,擔任台南分社主任。此外,他還擔任了台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偶爾幫忙扶輪社編社刊。
1930年代初,楊熾昌曾將法國超現實主義引進台灣文壇。超現實主義於1924年產生於法國巴黎,於1928年傳到日本,當時日本作家有百田宗治、西脇順三郎等人提倡,並有《詩與詩論》、《詩·現實》、《椎木》等雜誌響應。1933年超現實主義在日本文壇掀起一股浪潮,正在日本留學的楊熾昌適逢其會,接觸到超現實主義的文藝思潮,便將它引進台灣。楊熾昌在解釋為什麼要把超現實主義引進台灣文壇時,曾說:「台灣當時受日本統治,在這種環境下,我認為文學應該捨棄政治立場,而追求純正的表現,才能在政治的夾縫中,永遠生長茁壯。」
向陽曾說:「楊熾昌在1936年發表台灣第一篇超現實主義宣言〈新精神和詩精神〉,除了介紹當年日本盛行的前衛運動與現代詩運動(包括西方未來派宣言、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新即物主義等論述)之外,更推崇超現實主義。他主張『聯想飛躍、意識的構圖、思考的音樂性,技法巧妙的運用和微細的迫力性等』,強調『超現實是詩飛翔的異彩花苑』」[2]。
楊熾昌的主要作品有:詩集《熱帶魚》、《樹蘭》、《燃える頰》;詩篇〈花海〉(刊登在《文藝台灣》)、〈窗帷〉(刊登在《華麗島》) 、〈茉莉花〉(刊登在《風車同人集》)等;小說〈薔薇的皮膚〉(曾入選《台灣日日新報》小說獎)、〈貿易風〉(刊登在《台南新報》);評論《洋燈的思維》等。黃忠武的《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曾對楊熾昌作過這樣的評述:日據下的台灣文學,充滿著反日的民族情緒與濃厚的政治色彩,在這特殊的環境裡,文學藝術往往受到政治利用與污染,很難維持其純正的面貌,而《風車詩社》卻絲毫不受政治感染或干擾,楊熾昌便是《風車》的靈魂人物。他引起了「超現實主義」,建立了新的文學理想——努力顯現蘊藏在人的內心深處的東西。
「風車詩社」在1935年秋季成立,地點在台南,成立宗旨為「主張主知的『現代詩』的敘情,以及詩必須超越時間、空間,思想是大地的飛躍。並以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宣言奉為創作的圭臬」,也就是成員普遍主張拋棄傳統詩的音樂性與型式,創造一種新的形象,呈現人們內心領域的精神活動,並且以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宣言,作為成員的創作圭臬。發起人有楊熾昌、林永修(又名:林修二)、李張瑞(筆名:利野蒼)、張良典(筆名:丘英二),以及日本人戶田房子、岸麗子、尚梶鐵平(筆名:島元鐵平)等人。由於他們的作品沒有政治色彩,所以未受日本當局的干擾。詩社同時發行同人詩刊《Le Moulin》,刊銜標題為法語的「風車」,用粗糙的台灣竹紙印刷,是個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只刊登同人的作品。詩刊在1935年創刊,每期發行75本,至1936年夏季停刊[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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