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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俄語: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羅馬化:Andrey Aleksandrovich Zhdanov,俄語發音:[ɐnˈdrej ɐlʲɪˈksandrəvʲɪtɕ ˈʐdanəf];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史達林時期主管意識形態的蘇聯主要領導人之一。
安德烈·日丹諾夫 Андрей Ждано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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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主席 | |||||||||||||
任期 1946年3月12日—1947年2月25日 | |||||||||||||
前任 | 安德烈·安德烈耶夫 | ||||||||||||
繼任 | 伊萬·帕爾菲奧諾夫 | ||||||||||||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 | |||||||||||||
任期 1939年3月22日—1948年8月31日 | |||||||||||||
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 | |||||||||||||
任期 1939年3月21日—1940年9月6日 | |||||||||||||
前任 | 職位設立 | ||||||||||||
繼任 | 格奧爾基·亞歷山德羅夫 | ||||||||||||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 | |||||||||||||
任期 1938年7月15日—1947年6月20日 | |||||||||||||
前任 | 職位設立 | ||||||||||||
繼任 | 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塔拉索夫 | ||||||||||||
聯共(布)列寧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書記 | |||||||||||||
任期 1934年12月15日—1945年1月17日 | |||||||||||||
前任 | 謝爾蓋·基洛夫 | ||||||||||||
繼任 | 阿列克謝·庫茲涅佐夫 | ||||||||||||
個人資料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1896年2月26日![]() 今 ![]() | ||||||||||||
逝世 | 1948年8月31日![]() | (52歲)||||||||||||
國籍 | ![]() | ||||||||||||
政黨 | ![]() | ||||||||||||
職業 | 蘇聯政治家 | ||||||||||||
獲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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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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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丹諾夫於1915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並在隨後連升數級。1934年基洛夫被暗殺後,日丹諾夫成為了列寧格勒第一書記,並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6年,大清洗時他簽署了176份處決名單,並在8月和史達林解除了雅戈達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主席的職務。1937年3月,日丹諾夫宣布所有省級黨委書記都有重新選舉,通過這個手段清洗黨員。1938年9月,被任命為改組後的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部長,期間他強力推行藝術作品社會主義化。7月至1947年6月,他擔任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蘇聯海軍軍事委員會成員。
他的崛起恰好與葉若夫的倒台相吻合。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日丹諾夫指出,"除了鎮壓以外的其他手段可以用來執行"國家和勞動紀律"。日丹諾夫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其中他提議"既然資本主義分子已經被消滅,那麼就廢除黨的大規模清洗"。1939年3月大會結束時,日丹諾夫被提升為政治局的正式成員,兼任中央委員會秘書。6月29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表達了他所謂的"個人"觀點,即英國和法國並不認真希望與蘇聯建立軍事聯盟,"我的朋友們並不同意"。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三個月後蘇聯簽署《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的第一個公開暗示。
1940年6月日丹諾夫前往愛沙尼亞 [1],督導建立當地的蘇維埃政權並促進波羅的海週邊國融入蘇聯。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丹諾夫負責列寧格勒防衛抵抗德軍。1944年9月4日他在莫斯科主持了蘇聯與芬蘭的停戰協定,並以盟軍戰勝國代表身份代管芬蘭政府,直到1947年巴黎和約簽訂後蘇聯退出芬蘭。
1946年起,史達林派日丹諾夫負責蘇聯文化政策推動與制訂。他上任後的首項舉措是於1946年12月指使迫害蘇聯的異見文學家,如安娜·阿赫瑪托娃及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左琴科。日丹諾夫曾稱阿赫瑪托娃是「妓女、修女」、「卑鄙的文痞」 [2]。
1947年他組織蘇聯共產黨情報局,團結聯絡歐洲各國共產黨。1948年2月起,他開始批判整肅音樂家,特別批判所謂音樂界作曲的「形式主義」(只為音樂而創作音樂)不服膺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理念的作風。蕭士塔高維奇、普羅科菲耶夫、哈恰圖良都因此受到批判。
1948年他病逝於莫斯科;音樂家高薩契夫在自回憶錄裡打趣說:「日丹諾夫再也不能管他喝多少酒,及監視他一整天生活作息;也許史達林應該阻止日丹諾夫喝多少酒、還是改喝果汁,日丹諾夫也許可以因此有益健康多活幾年」;[3] 蒙特費奧雷認為史達林要對日丹諾夫的死負最大責任,原因是日丹諾夫無法接掌芬蘭共產黨的事業[4] 史達林曾經屬意日丹諾夫為他政治繼承人,但是日丹諾夫健康日壞,無法再承擔政務重任;再者貝利亞與馬林科夫也為爭奪史達林權力寶座而排擠日丹諾夫。
他兒子尤里(1919-2006)於1949年娶了史達林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因此結為兒女親家,但在一年後的1950年就離婚,他們有個女兒名為Yekaterina。
1934年8月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時,日丹諾夫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文學創作為意識形態服務,[5]並載入《蘇聯作家協會章程》。[6]日丹諾夫於是展開了對大批作家和文人的批判、鬥爭和鎮壓。而日丹諾夫主義則導致對一批蘇聯著名作家藝術家,包括左琴科、阿赫瑪托娃、蕭士塔高維奇的批判。
1946年,日丹諾夫提出了有關文化的思想,被稱為日丹諾夫主義,對蘇聯的直接影響持續到50年代晚期。日丹諾夫主義涉及文藝問和哲學問題。他的主張大量減少了該域的文化,改以簡單、科學性的圖表或符號來象徵某些道德價值。 [7]它要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同時要求「在現實的描繪之中展現出明亮的歷史遠景」,用政治宣判的方式解決文學問題,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鼓吹「無衝突論」。他提出文學家應以政策為創作指針。日丹諾夫重申了列寧與史達林以蘇維埃制度為指針的要求,要求黨員作家「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
1947年,在討論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時,日丹諾夫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軍對壘」確立為哲學史的定義。他認為哲學史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實際上用史達林主義的政治邏輯去規範哲學史研究,從而讓本應客觀公正的哲學史研究順從於政治權力。日丹諾夫於是被蘇聯人視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代表史達林和蘇共中央所作的有關哲學史教材的發言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經典。50年代末日丹諾夫死後,被打壓的蘇聯藝術界再次復甦,產生了大量抽象與創造性的作品。
他的出生地馬里烏波爾曾在史達林的影響下改為日丹諾夫市,並在市中心廣場樹立紀念碑。直到1989年再度改回馬里烏波爾,而紀念碑則在1990年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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