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綱吉（日語：徳川 綱吉／とくがわ つなよし Tokugawa Tsunayoshi，1646年2月23日—1709年2月19日）是日本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在職期間為1680年至1709年。綱吉是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第四子，母親為側妾·阿玉之方（桂昌院）。原為館林藩藩主，1680年入繼將軍家，1709年逝世，法號「常憲院殿贈正一位大相國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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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川綱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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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德川綱吉像 （土佐光起筆 德川美術館藏） | |
| 江戶幕府第5代征夷大將軍 | |
| 任期 1680年8月12日—1709年2月19日 | |
| 前任 | 德川家綱 |
| 繼任 | 德川家宣 |
| 館林藩藩主 | |
| 任期 1661年—1680年 | |
| 前任 | 松平乘久 |
| 繼任 | 德川德松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646年2月23日 （正保三年正月初八日） 日本江戶城 |
| 逝世 | 1709年2月19日（62歲） （寶永六年正月初十日） 日本江戶城 |
| 改名 | 德松（幼名）→松平綱吉→德川綱吉 |
| 別名 | 松平右馬頭、館林參議 |
| 戒名 | 常憲院殿贈正一位大相國公 |
| 墓所 | 寬永寺 |
| 朝廷官位 | 從四位下右近衛中將兼右馬頭、正三位、參議、從二位權大納言、正二位內大臣、右近衛大將、征夷大將軍、右大臣 贈正一位太政大臣 |
| 氏族 | 館林德川家→德川將軍家 |
| 父 | 德川家光 |
| 母 | 桂昌院 |
| 兄 | 家綱、龜松、綱重 |
| 弟 | 鶴松 |
| 姐 | 千代姬 |
| 正室 | 鷹司信子（鷹司教平之女） |
| 側室 | 瑞春院（傳） |
| 子 | 德松 |
| 女 | 鶴姬（德川綱教室） |
| 養子 | 德川家宣、猶子：尊統法親王 |
| 養女 | 八重姬（德川吉孚室）、喜知姬（德川綱誠之女）、松姬（前田吉德室）、竹姬（島津繼豐繼室） |
| 花押 |  |
綱吉在繼承前代政權的路線之上，改革幕府行政，促成幕府政治由「武斷」轉向「文治」及武士官僚化。他賞罰分明，嚴懲尸位素餐的世襲門閥武士，不拘出身地拔擢人才。且致力於發展經濟、改善社會風氣及民心教化，日本由此迎來歷史上數一數二的輝煌時代「元祿盛世」。
元祿時代經濟規模急速擴大，景氣的經濟推動了學術藝術領域百花齊放，儒學者·荻生徂徠、劇作家·井原西鶴/近松門左衛門、俳諧師·松尾芭蕉、繪師/工藝師·尾形光琳等對後世日本影響深遠的各領域奇才呈井噴式出現。
在改善社會風氣及民心教化方面，綱吉基於釋家之慈、儒家之仁頒布一系列法令，對老弱病殘等社會弱勢群體給予關照援助，並給予人以外的動物以關愛保護。這一系列法令被稱為「生類憐憫令」，過往的歷史描述和文藝改編中對此系列法令的評價多基於虛實不明的坊間謠言，故而給人留下「奇葩且極端的動物保護法」等消極印象。
因政治改革觸動武士階級利益，綱吉於《三王外記》《御當代記》《折たく柴の記》等武士出身學者的著作中被抹黑成驕奢淫逸、恣意放縱的昏君形象，後世文藝作品多取這類偏頗記錄為參考。20世紀末以來，以大石慎三郎、塚本學、山室恭子、根崎光男為首的日本近世歷史研究者給予了這位卓絕的君主以高度評價。
2023年4月，德川宗家第19代家主德川家廣公開表示對綱吉的肯定與敬佩。
生涯與執政
正保三年正月初八日（1646年2月23日），德川綱吉出生於江戶城，乳名「德松」，父親是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母親是家光側妾·阿玉之方。
綱吉出生時雖為第三子（序齒第四），實為第二子。二哥長松（德川綱重）誕下後即被過繼給家光長姐·天樹院撫養，綱吉由此成為第二子[2]，誕後第七天的「七夜祝」所受待遇遠勝二哥長松，幕府典禮中的排名亦高於長松。
慶安四年（1651年）四月，五歲的德松領十五萬石。同月，父親家光去世，得年四十八歲。八月，長兄德川家綱接受將軍宣下，成為第四代將軍，德松與二哥長松則離開江戶城。
承應二年（1653年），七歲的德松元服，領兄長家綱的「綱」一字正式改名為「綱吉」，冠「松平」姓。
寬文元年（1661年）八月，綱吉成為館林藩藩主，領二十五萬石。十二月，敘任「參議」，稱「館林宰相」。
館林時代，綱吉與大哥家綱、二哥綱重關係親密，尤其與同為將軍御弟的二哥綱重來往頻繁。兩人常互相串門，相約踏青泛舟。後來綱重患病，綱吉自江戶城歸來常代大哥家綱看望[3]。
延寶八年（1680年），長兄家綱病危，無嗣，且二哥綱重已於兩年前病逝，綱吉由此成為家綱養子，進入江戶城二之丸。五月，家綱去世，得年四十歲。八月，綱吉接受將軍宣下，成為第五代將軍。
有關五代將軍繼任的風波，流傳較廣的一個說法是家綱朝的大老酒井忠清意欲效仿鎌倉幕府初期的北條義時，從京都朝廷迎入「宮將軍」。《三王外記》有如下記述：「莊王立三十年無子，二弟其一為峽公綱重，其二為館林公綱吉。峽公先薨，延寶八年夏，莊王有疾，弗豫丞相廄梁侯忠清與列相參政議，為王立嗣。廄梁侯欲請山城天皇支屬有栖幸仁立以為嗣。昔者，鎌倉王實朝遭害，無後，執政平義時請山城天皇丞相藤道家之子賴經立以為嗣，而己專政。廄梁侯蓋效之也。時列相參政莫敢可否者，唯獨列相安中侯正俊執不可，而欲迎立館林公……」
這一記載得以成立的根據是酒井忠清確為家綱朝中後期的政事一把手，類似北條執政，那麼他效仿北條義時迎入傀儡將軍更方便自己再續權威，這一想法並不難懂。
然持此主張者顯是無視了鎌倉幕府與江戶幕府成立的前提和體制的迥異處，仍當這一時代是武士政權的草創期，有供權臣（有力御家人）隻手遮天的空間。
此外，北條迎入宮將軍的前提是源賴朝的血親後代已凋零殆盡，而四代家綱彌留之際，不僅有正值壯年的三弟綱吉、剛成年不久的二弟綱重之子綱豐，御三家中的尾張與紀州藩也都存在延續初代家康血脈的合適人選，酒井忠清再有野心，恐怕也不至於草率狂妄至此。
《三王外記》早年被當作研究江戶中期政治與人物的第一手資料，然個中記載多為坊間流言和杜撰，無確鑿史料支持，近世史學者目下對此多有批判。平戶藩主·松浦靜山也早已批評過它「最初問世時誰都知道是杜撰的，時間久了卻被大家當成真事。」、 「我聽聞有一本誹謗中傷綱吉公時代的書，借來看了下覺得實在浪費時間又還回去了。太宰（春台）的這本書，十句里一句真話都沒有，全書滿是誹謗中傷，十分下作。 」[4]。
有關德川綱吉的逸話，譬如「生類憐憫令」的頒布是由於綱吉求子心切、柳澤吉保之子乃綱吉私生子等皆出自《三王外記》。
17世紀末，世界氣候正值小冰期，災害頻發。綱吉上任前後多地農田受災，農民困苦無助。故其上任之初即重用老中·堀田正俊負責賑濟事宜，後又命正俊整備農政機構並嚴查地方代官。
江戶前期，代官多為地方土豪世襲，重出身輕能力，多有尸位素餐、中飽私囊、貪污受賄等惡行。綱吉向代官頒布七條法令，開頭既為「民乃國之本」，在其統治的二十九年間，罷免或處以死刑的不法代官多達三十四人[5]。
然由於《水戶黃門》等影視作品將綱吉懲治不法代官的歷史完全移植給同時代的德川光國，塑造了一種綱吉政權滿是貪污受賄、魚肉百姓的「惡代官」的普遍認知，影響惡劣。
鐵腕整頓官僚集團外，另一方面，以「越後騷動」的再審為契機，綱吉於大名諸侯間樹立起絕對的權威，其治世二十九年，期間改易或減封四十六家大名，處罰近一千三百名旗本及御家人。處罰原因有無嗣廢藩、治理不作為、精神失常、拔刀砍人等多種。綱吉的陟罰臧否不論關係親疏，受罰大名一半為世代效忠德川的譜代大名[6]。
貞享元年（1684年），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殺於江戶城中奧的御座之間。據《堀田家三代記》中記載，指派殺手稻葉正休的幕後黑手為將軍綱吉，然真相併無定論。過往的描述大體為事發地在御座之間的老中議事處，離將軍寢屋極近，故綱吉事後藉此將老中議事處牽往遠處，又寵幸側用人柳澤吉保，開啟恣意縱慾的獨裁政治。
然近年對於該事件及將軍權力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留意。
一：誠然與前任家綱相比，綱吉對政事更為積極熱心，然他並未在堀田正俊死後疏遠老中、獨裁專政。據深井雅海的觀點，比起綱吉政權，其後的家宣家繼政權及吉宗政權下側用人的政治力量更具備將軍專制政治的特點，而綱吉政權下的側用人柳澤吉保，其主要參政形式依然是與幕閣老中合議政務，與一手遮天相去甚遠[7]，故將堀田正俊被殺一事與側用人上台強行聯繫到一起是草率的。
二：過往歷史研究將堀田正俊在世時的綱吉之政稱為「天和之治」，承認這一時期綱吉關心民生、整頓吏治等措施的英明。另一方面又認為正俊去世後，善政不再繼續，綱吉逐漸成為荒淫無道的昏君。然20世紀末的研究中早已表明綱吉的政策具有持續性，懲罰不作為武士甚至在堀田正俊死後方得凸顯，其餘為國為民的善政亦並未因為正俊的死而中斷。正俊亡於元祿之前，若正俊之死讓綱吉不再受約束，獨攬大權，肆意妄為，那麼元祿盛世的到來將無從說起。
仍需注意的是，以上兩點並非是為綱吉洗脫指使嫌疑，而僅僅是針對過往帶有偏見的不實描述予以批評。正俊遇刺一事的真相唯待日後更多優質史料的甦醒與解讀分析。
在整頓吏治、嚴懲不作為武士/大名的同時，對於有用之才，綱吉則不拘泥出身高低重用之，具有代表性的實幹派官僚便有綱吉的財政大臣·荻原重秀。
歷史學家推算家康去世時留下的遺產光金銀便有二百萬兩[8]，秀忠去世時三百五十萬兩，然由於家光不加節制的揮霍，其去世時只留下了六十萬兩，再到家綱治世後期，幕府倒缺二十萬兩。
百姓所納諸稅以外，幕府的收入更需仰仗金山銀山的獨占開採。戰國至江戶初期，坐擁礦山者則掌握天下財富，而家綱時期，礦山瀕臨枯竭，又遇明歷大火，損失慘重，幕府不得不搬出家康留下的戰時儲備金。
儲備金能解燃眉之急，但金銀兩礦的枯竭問題並未得到真正解決。
綱吉先後通過沒收大名領地、檢地及開發增產金銀兩礦來填補幕府虧空，然效用有限，唯一的辦法即是加稅增收——但綱吉執政時期，稅率卻來到了三分歸公、七分歸民的歷史最低點。
綱吉上位之初即解任多名財政官員，荻原重秀向綱吉進言世襲代官的弊害，隨後出任「勘定組頭」嶄露頭角，在國家財政這一領域步步高升，成績斐然，不負所望。
荻原重秀認為只要有國家擔保信用，就是磚瓦也能作金塊流通。因此在面對幕府財政虧空及金銀資源枯竭的窘況，他的主張是改鑄貨幣的金銀含量，以此增收。
這一破天荒的財政政策大為成功，大量貨幣流入市場，再配合這一時代的輕徭薄賦，百姓手中因此有了余錢，在滿足物質生活外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享受。由此，綱吉治下的元祿時代，城鄉經濟繁榮，迎來學術藝術百花齊放的盛世。
對此，六代家宣的儒學者·新井白石卻認為貨幣改鑄違反儒家所說的天理，指責幕府坐收五百萬兩利益，通貨膨脹導致物價飛漲，百姓怨聲載道。綱吉死後他多次進言要求家宣罷免荻原重秀，並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誣衊荻原重秀受賄二十六萬兩[9]。
因新井白石於學術界的成就和地位無可撼搖，後世史學家皆以他所言所寫為圭臬，先入為主地判定荻原重秀貪墨、柳澤吉保豪橫、德川綱吉為一己私慾視民生為糞土。
事實上，村井淳志中指出元祿貨幣改鑄後的11年裡年通脹率僅3%，是非常溫和且優良的通脹政策，大幅度的米價波動僅限於17世紀末小冰期帶來的冷夏，導致個別年頭的稻米總收成銳減[10]。杉山伸亦表示經濟規模的急速擴大會帶動貨幣不足的現象出現，荻原重秀的政策正是在認識到這一經濟規律之後提出的應對措施[11]。
家宣上台後依然重用荻原重秀改鑄貨幣，雖說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正是倚靠在家宣朝仍然主持國家財政的重秀，家宣才得以有閒錢七十萬兩修建御座間，這一與民與國無關的巨大開銷在過往描述中卻不見提起。
新井白石不肯罷休，三番兩次彈劾重秀，甚至上書九千字，在無任何證據的前提下羅列其種種罪狀，又威脅家宣道：「若不罷免荻原，臣將與他同歸於盡！（荻原を罷免しなければ、荻原と刺し違えをする！）」。終於，在家宣病逝前一個月，新井白石如願逼走了這一經濟領域的天才。
新井白石於日記中將荻原重秀描繪成私自鑄造貨幣、與銀座商人勾結受賄的惡劣形象，然幕府的史料卻表明荻原重秀每回改鑄貨幣，即使未公布於眾，也皆得將軍家宣肯首。因此等不實描繪及攻擊，新井白石有關綱吉政權的批判逐漸失卻史料信用。
家宣託孤對經濟一竅不通的迂腐儒者所施行的保守經濟政策收效甚微，隨後的八代將軍吉宗執政前中期更是延續新井白石的經濟政策，造成整個社會發展的長期停滯（亦有說法是「低成長時期」），這一時期被稱為「白石通縮」。
由上可看出綱吉賞罰分明的執政理念，對於無才無德靠祖上功勳世襲的武士，他絕不心慈手軟，而對有才能的實幹派，他論功行賞，柳澤吉保、荻原重秀、荻生徂徠皆於這一理念下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各自的能力。近年史學界對綱吉及其所用大臣的評價逐漸趨於積極和肯定。
上世紀末，塚本學、大石慎三郎等史學家在探索出「生類憐憫令」的真相後仍然認為綱吉狂熱的佛教信仰，以及對母親桂昌院的言聽計從是造成幕府財政困難的元兇，甚至還判定了一系列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幕府財政困難，將軍綱吉不知收斂地修廟造寺捐錢，幕府不得不改鑄貨幣增收，物價暴漲，百姓生活困苦……
大野瑞男的『江戸幕府財政史論』是為這一論說的關鍵依據，他指出元祿元年至元祿九年，幕府為修廟造寺花費了77萬兩，其餘非宗教類建築又花費22萬兩，德川十五代里對寺廟神社最為慷慨的即是綱吉[12]。
對此，Bailey指出元祿元年至九年77萬兩的宗教建築的修繕開銷中，有65%撥與了供奉德川家康的東照宮，其餘35%還包含了熱田神宮、伊勢神宮等歸屬幕府管轄的高規格宗教建築，這些換作其他將軍也依然需要承擔。另22萬兩的其餘修繕里，75%同樣撥與二條城、駿府城、京都御所等幕府職責範圍內的高規格建築，25%則用於公共基建工程[13]，這些帳不應完全算在綱吉的個人主觀意願上，探討前應先了解到綱吉執政時期恰逢幕府開府百年，許多建築已然到了不得不修的地步。此外，大野瑞男還強調綱吉生活奢侈，然他提供的資料里明確表示了綱吉上台初期的將軍生活費為年3.4萬兩，而到了十年後卻減少到了2.4萬兩，這與他所說的「生活奢侈」是矛盾且截然相反的。
寺社的建造修繕外，綱吉對僧侶的寵信亦受批判。然而連隆光和尚得寵之前最受綱吉重視的亮賢和尚及其寺院，建成二十年過去了，綱吉前後只賞了1200石，隆光的護持院也僅1500石，不可謂不摳。甚至在位二十九年裡綱吉對全部寺院神社的加增也不過16000石，比起綱吉沒收的領地數量，16000石連1%都占不到。
綱吉不僅未輕信僧侶的浮屠之說，其對佛教採取的更是一種絕對的支配態度。綱吉將朱印狀賜予不滿50石的小剎，小剎的運營則完全處於幕府監視下。其後元祿五年，在認可146家新寺院的合法性後，綱吉下令全國各宗派禁止創建任何新寺院，並積極插手參與佛家教派間的爭鬥，如高野山的內部紛爭。
最後，綱吉對母親桂昌院是否言聽計從，隆光的日記中所記載的八王子成就院一事足以證實。
八王子成就院的僧侶祈禱有功，阻止了火災，深得桂昌院信任，故而桂昌院希望幕府出錢為他們修建廟宇。然綱吉卻未應允，且又隨後下令寺社奉行調查成就院僧侶們的素日行為，寺社奉行上交的報告裡提到成就院僧侶的說教有蠱惑人心之嫌，綱吉遂將他們交由龜山藩主岩城重隆嚴加看管，成就院佛殿的修建亦不了了之[14]。
天下第一惡法
「生類憐憫令」一詞中，「生類」「憐憫」皆為佛教用語，因此評價這一系列法令時，會不可避免地站在釋家視角，甚至牽扯進其母桂昌院及隆光和尚。該令在各種捏造和創作中成為一種以犬類為主的極端動物保護法。
一些描述里，桂昌院為祈禱綱吉早日再得世子，向寵僧隆光尋求建議，於是隆光為滿足這母子二人的願想，更是為自己能享榮華富貴而不斷進言慫恿，也就有了臭名昭著的「生類憐憫令」。
這一論說完全拋開當時的社會背景及具體的實施方針不提，只專注於惡意揣度歷史人物的主觀私念並加以放大抹黑，影響極其惡劣。早在上世紀末，冢本學已對這一「隆光進言論」的草率結論予以批判，其後大石慎三郎、山室恭子、根崎光男亦對此做了補充說明。
籠統地用「生類憐憫令」這一權宜性稱呼來概括綱吉基於憐憫生靈所頒布的一系列法令，存在兩大問題。
一是解讀時不把人當生靈之一，惡意曲解原旨，刻意強調「生靈=動物」，誇大甚至捏造綱吉對動物的極端保護，卻無視綱吉的法令中對老弱病殘等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給人動物的命大於人命的錯誤印象。
二，有些法令與憐憫生靈這一原則屬交集而非併集，例如綱吉的禁槍令旨在加強社會治安，維護幕府統治，保護動物屬附帶的道德教化。有人射殺了一隻鶴而被砍頭，乍一看此人僅僅違反了生類憐憫令就被處以極刑，但他被砍頭的最主要原因是非法持槍，威脅社會治安，濫殺動物是為其次。禁槍令最初的確強調不要傷害山林野獸，放空槍嚇唬即可，但農民和莊稼依然受威脅，於是幕府在沒收個人持有的獵槍後，會派專人前往受野獸威脅的村莊射殺之。
且獵人這一職業並不受限，綱吉並未因為自己憐憫生靈就剝奪靠捕獵為生者的工具。同樣綱吉禁止釣魚娛樂，但並未禁止以漁獵為生者捕魚販賣。
「生類憐憫令」中有關動物保護的法令最為人津津樂道，然事實上，要求路上百姓對狗下跪、打死蚊子即流放等荒唐法令，不見於幕府法令集，只見於《三王外記》《御當代記》等雜說風聞類的著作中。
目下的研究將該系列法令頒布動機主要分為兩類，這兩類同根同源，理念多有重合處。
一：移易野蠻風俗。
德川綱吉上台之初，戰國雖已結束七十餘年，然殺伐血腥卻未褪盡，武士視庶民之命為草芥，庶民又視比自己力量更弱者為欺壓霸凌的最優目標。為糾正世間不仁無義的野蠻風氣，綱吉基於釋家之慈、儒家之仁推行一系列法令。
20世紀初的歷史學家栗田元次率先注意到該系列法令中禁止遺棄老弱病殘等基於人文關懷發布的條目。對社會弱勢群體，幕府予以保護援助，對弒殺女嬰者予以嚴懲。禁止武士殺傷百姓，懲罰酗酒鬥毆者，這類對人的約束同樣旨在保障一般平民的安穩生活。
人以外，綱吉同樣對動物投以關愛，這部分在以訛傳訛中已被徹底妖魔化。
早在綱吉頒布與貓狗相關的法令以前，上台之初他即多次強調對牛馬的保護，主要內容有「禁止切割分離馬筋」、「禁止遺棄病老牛馬」等。
例如「禁止切割分離馬筋」這條，其實施背景是由於當時對馬的畸形審美，人們會切割分離馬筋讓馬看起來更漂亮，拍賣價格更高。綱吉認為這一滿足人類私慾而使動物受苦的行為是為不仁，實質上與2023年荷蘭頒布的「禁止繁育短鼻犬」在理念上有異曲同工之處。
並且在當時，馬是人們生活里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後來所頒布的「禁止讓牛馬負荷過多」這一條例乍看是基於綱吉泛濫的同情心，然須知這與現代社會禁止貨車超載、甚至與實施八小時工作制在本質上並無不同。
而「禁止遺棄病老牛馬」則與「禁止遺棄老弱病殘」發自同一仁心。現代日本社會隨意丟棄報廢車輛尚有面臨訴訟的風險，況乎古代可能攜帶病毒的病老牛馬，且幕府會給予難以贍養老牛病馬和老弱病殘的人家以金錢和食物補助。
二：解決社會治安問題。
武家從前一直有養鷹狩獵的慣習，狗則為鷹的餌料，由此武家上下養狗成風，大名更喜飼養烈犬。不僅如此，將軍大名狩獵，獵場周圍的百姓人家皆要上繳一隻狗，太瘦的還會被課以兩到三隻的「稅」。
犬類大量繁殖引發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成群傷人、叼走路旁孩童等悲劇頻頻發生。對此綱吉要求民眾善待犬類，給予食物防止它們餓肚時侵害百姓財產甚至危及生命，其後又於江戶多處建立起狗屋集中管理。
此外，綱吉要求給家養犬做毛色體型和飼主登記，明確責任所在，極力避免人狗衝突，保護民眾財產生命的同時亦是在保護狗不受血腥捕殺。
誠然，圈養無主野狗、病狗、烈狗每年花銷不在少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野狗橫行的根源——也就是綱吉絲毫不熱衷也不鼓勵的狩獵，卻一直以來都是剝削百姓、踐踏莊稼的上層社會的娛樂活動。飼鷹費用、人員調遣、獵場維護……熱衷該項活動的三代家光及八代吉宗所耗金錢人力從不見提起。
綱吉在職期間，日本社會迎來「元祿盛世」，幕府財政好轉，輕徭薄賦下人民生活相對富足。如此背景下，幕府為解決社會治安問題所花費的金錢，究竟會對財政造成多的壓力，又會為人民帶去多深的痛苦？
並且綱吉上任之初即拆除毫無實戰作用的巨型軍艦「安宅丸」，該艦造於家光時期，每年維護費達十萬兩，光四代家綱在職三十年間便浪費了三百萬兩，於國於民卻無任何益處。過往描述中從不見提及此事，而只專注基於雜說類劣質史料無下限抹黑。
過往描述中，家宣上台後即廢除「生類憐憫令」，似乎是痛改前任綱吉的惡法，但根崎光男的研究卻指出，綱吉晚年時狗屋所養野狗數量已驟減，狗屋占用的土地也逐漸返還給百姓。既然狗的數量不再威脅社會治安，那麼就沒有必要再維護狗屋[15]。
塚本學注意到狗屋將公狗與母狗分開圈養，強調其目的在於防止進一步繁殖，這一記錄於幕府法令集中的明文規定證實了綱吉建立狗屋，其本意在於解決社會治安問題，而非出自自己屬狗愛狗、或對隆光和尚和母親桂昌院的言聽計從[16]。
另有個別於現代看未免過於嚴厲的法令，諸如「殺狗償命」，解讀時須知殺狗這一行為在整個江戶時代都會被處以流放或死罪，與綱吉個人喜惡關係不大。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社會深受佛教影響，不殺不食牛馬豬狗等哺乳動物是為自古以來的慣習。
天和二年十月，一流浪漢殺死兩條狗，狗的主人是江戶本銀町的八右衛門和三郎兵衛。流浪漢承認自己是蓄意殺狗，幕府認為性質極為惡劣，處以流浪漢死刑。這是早於所謂「生類憐憫令」頒布的時期，更早於隆光和尚來江戶。
再之前的寬文十年到二十年，這是家綱的時代，四起殺狗案的罪犯被處以流刑。而離開江戶，全國各藩又都能見到嚴懲殺牛馬狗者的明文規定，會津藩正保三年（1646）年的條文裡嚴厲禁止殺牛殺狗，同樣也禁止買賣交易和食用。1646年，綱吉還不叫綱吉，叫「德松」，此時未滿周歲。
基於新井白石的記述，綱吉頒布的「生類憐憫令」導致數十萬人獲罪，因此家宣上台後當即廢止惡法，大赦天下。然而全國總共加起來不過赦免8831人。1875年，日本總人口約3530萬人，刑務所受刑13186人，占比0.037%。1945年日本戰敗時占比0.051%，1949高達0.097%，此後大體呈減少趨勢，2016以來穩定在0.030%到0.040%之間。
1709年天下大赦，當時日本總人口約2800-2900萬人，大赦8831人，占比不到0.030%。假使說這8831人的罪行皆與「生類憐憫令」有關，那麼是否可以認為綱吉的治理是史上第一太平長安，畢竟他們只是殺狗屠馬，這個世道還沒人殺人放火。但很明確的是，其中99.9%的犯罪與「生類憐憫令」無關。
據山室恭子統計，「生類憐憫令」推行期間因觸犯相關法令被問罪的加起來僅69件，還得算上《御當代記》裡找不到明確出處的「聽說有人因此獲罪」。69件里不僅其中43件都是武士受罰，同樣的罪，武士與百姓所受處罰還是不一樣的，醉酒砍殺馬匹的百姓文四郎無罪釋放，而同罪的幕府足輕彌一兵衛等人則被追放（驅逐）[17]。
綱吉以嚴刑峻法治世，其中針對武士的較多，尤其是違反「生類憐憫令」的。而對百姓，殺人、放火、詐騙者會被處以較重刑罰甚至死刑，涉及「生類憐憫令」時則寬大處理，故而也難怪武士憤慨，畢竟從前他們殺個人都且是小事，如今砍條狗捅個馬都要掉腦袋。
柳澤吉保及傘下學者所編撰的《憲廟實錄》為綱吉朝編年體史書，在最後的部分評價道：「該系列法令的主旨在於期盼百姓育成仁心，因此並未嚴格執行。」
綱吉去世後，家宣上台。過往描述里家宣當即廢除了惡法，還政治清明，然事實並非如此。後來打出的民間告示里一字未提廢止，反而是「不使其中斷」，甚至強調「謹懷憐憫生靈之心」[15]。
個人生活及身邊人
①綱吉與正室·鷹司信子間雖無子嗣，但關係和睦，夫妻二人會一起觀賞能劇或去往幕臣家中。德國醫生·坎普爾的日記中記錄了他覲見將軍綱吉時的事，綱吉與正室·鷹司信子、側室·阿傳之方等女性一同於表殿（おもて，江戶城中大奧為最深處，おもて為最外處）觀賞他的歌舞表演，並且寫到御台所信子非常美麗，綱吉則在御簾後對信子說：「那人一直在往御台的方向瞅著呢，他肯定知道坐在這的就是你。」
②業餘時間綱吉酷愛讀書做學問，能用唐音朗讀儒家經典。他不僅招學者講課，還經常親自開課講學，不僅給眾多大名諸侯講，去往幕臣家中時依然講。此外綱吉熱衷鑽研能樂，並親自登台表演。綱吉所留書畫作品多達百餘件，為德川十五代將軍中的佼佼者。
③按慣例，綱吉從小應由乳母甚至是乳父教導培養，家光的逝去讓其生母桂昌院有了親自教育綱吉的機會，因此放在同時代的中國封建王朝看尚屬尋常的母慈子孝，於武士的慣例看只覺非比尋常。對武士而言，所謂生母只是為男人誕下後代的容器，不被允許參與育兒過程，和子女尤其是兒子關係不親密才正常。結果，處於特定歷史階段和特定階級群體眼中的「非比尋常」經過渲染解讀，桂昌院與綱吉的關係傳遞到現代就扭曲成了一對控制欲極強的母親與對母親言聽計從的媽寶男形象[13]。
④傳聞中綱吉好色無比，甚至對臣子妻女下手，然史實中，綱吉所擁後宮不過正室一人加側妾三人（其中兩人直到綱吉去世前兩年才獲得側妾地位，且已年逾三十），在德川十五代將軍里算少之又少的。
⑤綱吉並不喜歡狗，其在職期間，無論是他個人還是後宮大奧都未曾找到養狗記錄。
⑥綱吉對身邊人懷有深厚的感情，對女性較為體貼，Bodart-Bailey, Beatrice M認為這與他由母親撫養長大有關，同樣他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亦有這個因素。但武士社會中這樣的人被當作另類，過往的解讀中也將他這一面當作他沒有男子氣概、軟弱無能、對嚴母言聽計從的證明[13]。
⑦綱吉身邊的女性在整個江戶時代都屬另類。其母桂昌院不僅對學問有著濃厚的興趣，在那個女性不被要求會用漢文書寫的時代，桂昌院還嘗試用純漢文書寫。其側用人柳澤吉保的側室·正親町町子具有極高的文學素養，所著日記《松蔭日記》是為了解江戶中期武家上層社會禮節往來的重要資料之一。町子的日記中對綱吉的治世和為人給予高度評價。
⑧綱吉生活自律，崇尚節儉，不飲酒，對珍寶異獸無興趣。過往描述里將他形容成花錢如流水的昏君，卻無確鑿史料可以證明這點。Bodart-Bailey, Beatrice M於《犬將軍》一書中憤慨地說道：「即便是如今，歷史學家為了維持綱吉鋪張浪費且不道德的形象，無不是按需引用史料。綱吉畢生前往柳澤吉保府前後不過五十八回就受批判，然其父家光一年去幕臣家的次數即多達四十二回，此事卻從無人提起！」綱吉執政初期即拆除軍艦安宅丸、大幅度削減狩獵開支，而過往記述中卻只專注批判他修廟養狗[13]。
⑨綱吉忌諱死亡和血液源自神道教及釋家的「穢」「清潔」思想。同時他對雷電地震等超出人力範圍的自然現象懷有敬畏之心。
⑩在給柳澤吉保的書信中，綱吉談到他對儒釋兩道的看法（以下為書信原文）：「釋迦孔子之道，專慈悲，要仁愛，勸善懲惡，真若車兩輪，最可篤恭敬者也。然學佛道者，泥經錄之說，離君遺親，出家遁世而欲得其道。如此則世將至悉亂五倫。是可恐之甚也。學儒道者，泥經傳之言，祭式常食禽獸，是以不厭害萬物之生。如此則世將至悉不仁而如夷狄之風俗。是可恐之甚也。學儒佛者，不可失其本矣。」
⑪堀田正俊的日記中記載了臣下建議綱吉更名，在名中加入「家」字，綱吉則認為「綱」字是兄長兼主君所賜，不願更改，並以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的「秀」字舉例，表示不改「家」也並無不合理[16]。其後八代將軍吉宗也未改掉「吉」字，結合吉宗治世政策上多表現出對綱吉的推崇，他基於敬愛之心不改「吉」字亦屬人之常情。一些推測里認為綱吉與吉宗屬於臨危授命，來不及改，或者並非嫡系，不具備改「家」字的資格，這般說法並無任何史料支持，且家綱五月去世，綱吉八月才受將軍宣下，時間上也不存在來不及一說。
⑫綱吉被認為疑似患有侏儒症，但仍有多個不相符合的點。大樹寺安置了德川氏將軍的牌位，牌位長度據說即是將軍本人身高，而目前已被開棺考古的數名將軍的遺骸身高與牌位大差不差。綱吉的牌位為124公分。
然目前未發現任何記錄綱吉身形矮小的文字資料。坎普爾的記錄中詳細描述了綱吉正室鷹司信子的體格容貌，卻半字未提及綱吉。可以明確的是坎普爾的記錄並未被幕府發現，內容也不曾被刪改。畢竟，他偷看的是將軍之妻，此等詳盡描述無疑是大不敬，但凡被發現，就不僅僅是刪掉內容這麼簡單的事了。
此外大樹寺的牌位中，七代將軍德川家繼的牌位高約135公分，而家繼去世時實歲不過6歲。1901年日本6歲男童平均身高為107公分，1950年為108公分，在成年男子平均身高155公分、6歲男童的平均身高僅102公分的江戶時代，6歲的家繼擁有135公分的身高更可以稱為奇觀，且其父母祖輩皆不具備異於常人的身高。遺憾的是，家繼遺骨於開棺前已化水，難以考證其身高是否與牌位一致，並且目下同樣沒有描述他身高體格的文字記載。
實物考證上，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的綱吉用鎧下著長度為109公分，在江戶時代留下的鎧下著中屬於較長的，顯示綱吉無論身高還是體格皆為當時成年男性的正常水平。另同館所藏綱吉用肩衣與長袴的長度同樣為成年男性的正常水平，也可說明綱吉124公分的身高仍存在需進一步驗證的疑點。[18]松葉小紋長裃長袴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塚本學認為牌位製作和放置時間並不與將軍去世同步，不排除後世惡意貶低綱吉而篡改牌位長度的可能性。
綱吉除早夭的長子德松外另有一女鶴姬。鶴姬九歲下嫁御三家紀州藩三代藩主德川綱教，故而身為綱吉唯一的女婿，綱教被認為是六代將軍的有力人選。然寶永元年（1704年），鶴姬染病去世，綱吉遂於同年年底宣布二哥綱重之子·綱豐（家宣）為繼承人。
過往描述及後世文藝作品的描述中，綱吉之母桂昌院與綱重之母順性院同為家光側妾，屬競爭關係，互看生厭。而綱吉與侄子家宣不和，甚至在桂昌院的執意要求下綱吉久久未立家宣。這一描述難以站住腳的原因在於綱重生下後即被過繼給大姑母天樹院，誕下綱重的順性院實際上無子無女，並不具備與桂昌院競爭的資本。且家綱繼任為四代將軍後，綱吉與綱重來往頻繁，關係甚好，若桂昌院與順性院交惡，以桂昌院在文藝作品中的妖婆形象，斷不會允許綱吉與順性院的兒子有此般交情。故而不准綱吉立順性院之孫·家宣為繼承人的桂昌院，其動機是不成立的。
綱吉晚年方立繼承人，其根本原因在於他一直等待獨女鶴姬能誕下延續自己血脈的孩子，鶴姬的死讓他對紀州綱教不再抱期待任何，轉而選擇二哥綱重之子既合情亦合理，箇中緣由並非文藝作品中所描繪的飽含愛恨曲折。
文藝作品中對於綱吉的繼承人問題，常常描繪成水戶德川光國支持綱吉二哥之子綱豐，綱吉則屬意於女婿綱教，兩人爭執不下。這樣的記述只存在於德川光國一方的記錄中，仍需更為詳實的史料佐證爭執的存在。
不過，這一爭論背後蘊含的思想衝突仍值得探討。極度尚儒貶佛的德川光國推崇男系血脈，強調與綱吉同父的二哥之子綱豐的合法性，而綱吉對女婿綱教的期待，更進一步說是對女兒鶴姬誕下的外孫的期待。這一期待則基於日本古來的繼承法里所保留的，對女系血脈的重視。
寶永六年正月初十日（1709年2月19日），綱吉因麻疹去世，享壽六十四歲。相比三四十歲病逝且生前病痛纏身的父親家光、長兄家綱、二哥綱重，Bodart-Bailey, Beatrice M於《犬將軍》中說明綱吉遺傳了其母桂昌院的體質與壽命。
家宣全盤接下綱吉自上層武士門閥處收於將軍手心的君主權威，起用能樂師出身的側用人·間部詮房及儒學者·新井白石，並繼續重用綱吉的財政大臣荻原重秀主持國家財政、關東郡代伊奈忠順則繼續完成富士山噴發後的賑災救濟。
惡評的源頭
綱吉的改革和政策觸犯了武士階級的利益，是為其被抹黑到底的原因所在。
武士站在武士的立場上對為自己這一階級謀取利益的主君給予高度評價，譬如德川吉宗。反之對階級背叛者予以罔顧事實的嚴厲批評，譬如德川綱吉。
綱吉從小就有過人的智慧，《德川實紀》中記載到其父家光常對侍奉綱吉的人說：「這孩子比其他人都要早慧，未來可期。但他既為人臣，言行舉動若盡隨才氣與內心，恐怕會生出意料外的禍患。」
《武野燭談》中又提到家光對其母桂昌院說：「我生於戰亂時，從小隻習武不習文，年輕時就開始治理國家，也沒有讀書的時間。這孩子聰慧得遠超眾人，你要教他以學問為重。」
後來家光又說：「德松應該知道的事也要說不知道，太過聰明伶俐會被竹千代（家綱）嫉恨。」
Bodart-Bailey, Beatrice M分析家光的內心還記得父母過於偏愛事事比自己優秀的弟弟忠長，在年幼的綱吉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過去，故而千叮萬囑要讓綱吉專注學問，遠離武家正統教育。在當時，讀書對武士而言並非正業，而是副業。
在學問上苦下功夫，又有母親桂昌院的支持和鼓勵，心懷仁愛上台的綱吉對庶民百姓投入大量的關懷，因此在百姓眼裡，綱吉的評價並不壞。或者說後世所能看到的描述，本身基於有能力著書流傳於世的武士之手，庶民百姓即使留有記錄，也多消逸流散於時間的長河與戰火紛飛中。武士階級的文章裡所謂天下第一惡法讓百姓苦不堪言，而生活於元祿時代的井原西鶴，其著作中只提到元祿的繁華使庶民百姓受益頗多，絲毫未提過這一系列法令如何叫他受苦受難。
在幕府內部，綱吉是徹頭徹尾的秩序破壞者和武士階級的背叛者。
武士集團的上層門閥對江戶幕府的將軍所期待的從來不是獨斷專制，而在於其以軍政府首腦的威嚴進行判斷和裁奪。家綱正好是這樣一個符合門閥期待的將軍，在他執政的三十年裡，前有保科正之，後有酒井忠清等一眾能臣輔佐，他並不需要親自做出什麼重大決定。
又一酷愛批評綱吉的武門學者戶田茂睡在《御當代記》中借酒井忠清之口說道「他（綱吉）不具備治理天下的資質」。從前的歷史學家以這樣的記述為第一手資料，卻忘了這樣的資料出自武士之手。歷史學家們在評價綱吉時，先入為主地採信一些由武士階級所寫的評判，再基於這些從武士視角出發、有失偏頗的評判之上，去逆推綱吉的所作所為出於何種動機。
武士需要的首先是能保證他們家門與土地的強有力的軍政府首腦，無仗可打的太平年代他們還需要一些參政議政的權力。而綱吉既不保證武士們的家門土地（改易減封），甚至嚴格考察蒙祖上餘蔭世襲某一官職的武士（整頓吏治），一旦有懈怠不作為即施以懲戒。如此改革，對於武士而言自然是無情無義無理取鬧的，如此主君，自然是不合格的、荒唐的。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綱吉的自我定位首先是「國君」，其次才是「主君」。綱吉的政治理想是聖賢君子之道，那麼他的理想就勢必要建立在武士的痛苦之上。
綱吉強調的「仁」與武士信仰的功勳武力相違背，它要求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以民為本、教化百姓、以德行服人，這等同於剝奪武士們的特權。一直以來武士眼裡，庶民是他們可以任意處置的所有物，他們只需要奴役，而不用負任何責任。
綱吉從實際利益與精神世界閹割和改造武士，而吉宗走的路線是恰恰相反的。綱吉對大名十分嚴格，而吉宗不僅完全恢復鷹狩，還減輕大名武士們的負擔。吉宗代表的是實實在在的武士階級的利益，故而在掌控了絕大部分歷史記錄的武士群體中評價頗高。而在百姓眼裡，苛斂誅求的吉宗其所謂的「米將軍」一稱，遠比綱吉的「狗將軍」更具諷刺挖苦之意。
德川綱吉研究史
德川綱吉相關研究有兩波高潮，第一波集中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第二波集中於20世紀末至今。
第一波研究主要基於兩種資料，一是幕府官方編撰的《德川實紀》，還有再往前，由柳澤吉保著人編撰的《憲廟實錄》，此書後來獻於八代將軍德川吉宗。
二是新井白石《折焚柴記》、戶田茂睡《御當代記》、太宰春台（疑）《三王外記》等對德川綱吉及其周圍人和治世極盡批判和諷刺的私人性質記述，史學界稱之為「雜說類」。
前者不一定比後者更具參考性，因《德川實紀》編撰於德川綱吉去世一百多年之後，幕府在編撰時參考了後者「雜說類」記述。而《憲廟實錄》則被吉宗下令刪減去綱吉的政績。
第一波研究基於以上史料，再佐以一些民間逸話和虛實不明的創作，比如赤穗四十七浪士的武勇傳，就形成了那一時期德川綱吉研究領域的基本論調——愚昧的昏君
1882年，田口卯吉在《日本開化小史》中批評綱吉政權弊病眾多，前有大老堀田正俊專橫，後有牧野成貞、柳澤吉保亂政，而「専制國君主」德川綱吉則是一昧耽溺於享樂，將國政交予「不良の宰相」。1883年刊行的《德川十五代史》其作者內藤恥叟更是猛烈抨擊綱吉政權是「奸小得意」「人民怨咨」。
再往後綱吉政權的評價則從完全的否定演變成「前善後惡」派，同時也誕生了「毀譽貶褒各有」派。善的部分肯定元祿時代的繁榮和綱吉對學問的推崇等，惡的部分則是批評綱吉的生類憐憫令、過度信佛、驕奢淫逸等。
到了1925年，德富蘇峰所著《近世日本國民史》中評價元祿時代為「大抵無可挑剔」，但同時又遺憾沒能出現像樣的經世家。德富蘇峰不認為綱吉是昏庸的君主，他寫道：「公平分析的話，（綱吉）決非暴君惡主，也非對歹行感到愉快的人。他有他的主義他的信念他的意見他的見識。」同時他又說綱吉「雖喜怒哀樂不定，性情偏倚，激情澎湃外卻有著非常的執著和強韌」。
此外還有重野安繹、辻善之助對過去史學家的評價進行反駁，並且辻善之助還否定了柳澤吉保的「奸邪小人論」。
栗田元次在1927年的《綜合日本史體系》中給予綱吉較高的評價，他認為綱吉從小聰明好學，精力旺盛，矯正家綱時代君權下移的弊端，恢復將軍權威，尚儒崇佛，躬行忠孝，對幕府政治的文治化有極大貢獻，其性格中的確有極端的一部分，但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因為一個缺點就捨棄諸多優點。在給予綱吉較高評價的同時，栗田元次亦對吉宗政權的保守復古予以相應批判。
然而無論史學界的評價如何轉變動向，對於世間普通人來說遠不如忠臣藏、狗將軍來得有趣精彩，因此綱吉的研究很長時間沒有更多的發展，人們更多關注的是逸話傳說，還有與昭和繁華相提並論的元祿時代。
20世紀末，大石慎三郎等較為人所知的日本近世史學家登場。大石認為江戶時代的武家上層社會普遍注重門閥與世襲，對從底層升上來的武士報以輕蔑，因此不在意出身而只論能力拔擢人才的綱吉在武士階級間難得好評，順帶著柳澤吉保也被批判甚至是污衊，因柳澤吉保最初只是500石的底層武士，最後卻成為15萬石甲府藩藩主。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史學家幾乎都出自武門後裔，他們的立場本質上與新井白石、戶田茂睡等對綱吉政權極盡批判言辭的18世紀初的學者別無二致。大石慎三郎批評他們將基於江戶等級觀念所創造出的私人性質的記述原封不動地拿來評價歷史人物。
此外還有塚本學率先對「生類憐憫令」投以極大關注，所著《有關生靈的政治》《德川綱吉》等書成為後來的研究基石。
視線離開日本，20世紀末至本世紀初，德國學者Beatrice M. Bodart―Bailey先後出版《坎普爾與德川綱吉》《犬將軍》等著作，這些作品被引進日本，為綱吉研究領域提供了嶄新的分析視角。Bailey在栗田元次和大石慎三郎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對綱吉予以惡評的多為被綱吉的行政改革整治的武士群體，綱吉所頒布的「生類憐憫令」是為約束武士的重要一環。
而山室恭子更是於《黃門大人與犬公方》一書裡闡述因觸犯「生類憐憫令」而獲罪的，三分之二為武士，庶民百姓即是有同等惡行也大多被寬大處理。剔除「雜說類「中來源不明的傳聞和記載，「生類憐憫令」並不多奇葩，因此也很難說「生類憐憫令」是否真的給人民群眾帶去無盡的麻煩。
本世紀以來對綱吉的重新評價是從多方面的。
一是近世經濟的研究發展洗刷了貨幣改鑄的冤屈，過往的歷史學家輕信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記》，不加絲毫分析且想當然地認為貨幣改鑄必定導致物價騰飛，百姓怨聲載道，而幕府坐收五百萬兩利益以供綱吉奢侈。但近年的研究卻顯示元祿時代的物價上漲是溫和且健全的，每年平均只有3%通脹率，在綱吉的支持下推行貨幣改鑄的荻原重秀比凱恩斯早200年領悟貨幣經濟的原理，是當之無愧的經濟學天才。且綱吉之後的德川家宣、德川吉宗在面對財政問題時最終的解決辦法都是改鑄貨幣。
其二在於側用人政治的研究徹底洗刷了柳澤吉保「奸詐小人」、「媚上權臣」之類的惡名。吉保的歷史形象轉變為能力極強且品格高潔的秘書長，對上盡忠卻不愚忠，會找適當的時機勸諫主君綱吉，並自述只會媚上的臣子不值得稱讚，切實為主君考慮的才是好的。吉保與家宣關係良好，若非高潔的品格與卓越的能力，他不可能將十五萬石完美交與長子繼承，又在家宣這裡全身而退。
其三則是「生類憐憫令」的研究，以及對綱吉信仰問題的重新探討。這一領域取得了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發展，是19世紀末以來左右綱吉政權一系列評價的關鍵所在。
官職位階履歷
※日期＝舊曆
- 承應二年（1653年）八月十二日，元服。同日，敘任從四位下右近衛權中將兼右馬頭。同月十七日，昇敘正三位。
- 寬文元年（166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補任參議。
- 延寶八年（1680年）五月七日，成為將軍後繼者。同日，任正二位權大納言。八月二十二日，任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征夷大將軍、源氏長者宣下。
- 寶永二年（1705年）三月五日，右大臣
- 寶永六年（1709年）一月十日，逝世。同月二十三日，贈正一位太政大臣。
家系
- 父：德川家光
- 母：阿玉之方（桂昌院）
- 兄弟姊妹
- 姊：千代姬
- 兄：家綱
- 兄：龜松（早夭）
- 兄：綱重
- 弟：鶴松（早夭）
- 妻妾
- 正室（御台所）：鷹司信子 （淨光院）
- 側室：於傳之方（瑞春院）
- 側妾：大典侍（壽光院）、新典侍（清心院）
直到綱吉去世兩年前（1707年），大典侍與新典侍是作為地位次於右衛門佐的女官在大奧工作，並非綱吉正式的側妾。
1707年，年過三十的二典侍從大奧高級女官名單中消失，加之綱吉賜下單獨的宅邸供二典侍居住，此後二人被認為是正式成為了側妾[19]。
據柳澤吉保的日記記載，1708年他已在為綱吉退位後的居所選址和建造著手，因此可以推測1707年綱吉給予兩位侍奉左右長達15-18年的典侍相應的賞賜，是以此保障她們此後的物質生活。
大典侍的地位與待遇要高於新典侍，並且1708年，綱吉還自大典侍出身的清閒院家過繼來養女竹姬。就將軍養女普遍的優越出身而言，清閒院家的竹姬並無資格成為綱吉養女，但綱吉的長兄德川家綱曾有一因難產而死的側妾·烏丸振，其養父烏丸資慶的正妻則出身清閒院家。故而福田千鶴認為大典侍及清閒院家的待遇之所以如此特殊，應與烏丸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通常說的「側室」並不能概括正室（正妻）以外的所有女性，也完全不等於「妾」。正室以外侍寢過的女性仍要分法律地位僅次於正室的側室（側妻），以及更低一等的側妾。側妾中還要分脫離勞動與未脫離的。
成為側室的條件極為嚴格，例如綱吉生母桂昌院即便誕下男孩也並非家光的側室，家光的大奧中唯一成為側室的是四代將軍德川家綱的生母·寶樹院阿樂[20]。
此外傳聞柳澤吉保側室·飯塚染子原為綱吉之妾，綱吉將她賜予吉保時已經懷孕，故而後誕下的柳澤吉里被懷疑是綱吉的孩子。此傳聞無史料證實，與綱吉搶占牧野成貞妻女同系逸話謠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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