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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四一五事變，是1927年4月15日起中華民國廣州發生的中國國民黨廣東實權派捕殺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其群眾的事件，為「中國國民黨清黨」行動的一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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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武漢後，1927年1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遷到武漢，成為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等中國國民黨左派當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留在南昌不願赴武漢。武漢國民政府免去蔣中正全部職務，而蔣中正在南昌委任軍事長官。革命政府從此分裂為南昌（後遷到南京）和武漢兩個政府對峙。負責廣州工作的李濟深未捲入蔣中正與武漢方面的「遷都之爭」。[2]
在北伐過程中，工農運動發展迅速。工會成員增至200萬人，農會成員增至900萬人。不少地方的工人要求取消各帝國主義國家享有的特權，農民要求打倒地主豪紳、開展減租減息，還要求分配土地。中國共產黨勢力也日漸壯大。中國國民黨內中右派人士認為過激主張會導致各帝國主義國家不滿，這些人士也對中國共產黨有戒心。北伐軍軍官大多出身地主、豪紳家庭，也反對工農運動。[2]
在上海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提出中國國民黨要「清黨」。1927年初，蔣中正應他們的要求，同武漢方面領導人舉行一次談判。3月中旬，武漢方面決定加強國共兩黨合作，支持工農運動，以限制蔣中正的權力。掌握著軍權的蔣中正乃公開反共反蘇，鎮壓工農運動，策劃「清黨」及驅逐蘇聯顧問。李濟深的思想也日益傾向蔣中正，認為蘇聯派到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是「陰謀策劃想從中奪權」。1927年3月，李濟深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和武漢國民政府委員。[2]
廣東的工農運動愈演愈烈，大批工會、農會成立，並紛紛建立「糾察隊」、「自衛隊」等工農武裝。農會分散在廣東各地，廣州的工會內部成分複雜，幫會習氣嚴重，工會之間不斷衝突甚至械鬥。[2]1927年1月2日，廣東機器工會200餘人襲擊粵海鐵路工會宿舍，打死鐵路工人6人，打傷十多人。1月3日，廣東機器工會又襲擊廣三鐵路工會，打死鐵路工人4人。廣東省政府對此都沒有追究。1月7日，廣州政治分會決議解決鐵路、機器兩工會糾紛辦法。1月8日，粵漢、廣三、廣九三大鐵路工人要求政府複議該辦法，暫緩實行。1月10日，廣州政治分會議決組織解決機工、路工糾紛委員會。1月23日，廣州工人代表會為反對商店在舊曆正月初二有權自由開除工人（即所謂「吃無情雞」），向廣東省政府請願。廣東省政府偏袒資方，派警察壓制罷工，致使5000名左右工人被解僱。2月8日，廣東機器工會武裝進攻石圍塘廣三鐵路工會，鐵路工人在南海農民自衛軍支援下，擊退了進攻。2月15日，由於廣州工商糾紛仲裁委員會偏袒資方，工會派出糾察隊封鎖商店，廣州市公安局局長鄧彥華收繳了部分糾察隊員的武裝，引發廣州工代會領導工人展開大規模反對「無情雞」的運動。2月17日，廣州工商仲裁會第二次會議議決暫行辦法6條，在沒有解決「年初二案」以前工商暫允遵守。2月28日，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就「年初二」問題發表對工商交涉宣言。[3]
李濟深手下的第十師師長陳銘樞、第十一師師長陳濟棠都傾向反共。1927年春，陳濟棠要求李濟深公開譴責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反共。被李濟深拒絕後，陳濟棠直接報告蔣中正，要求「舉行清黨」。[2]
李濟深經過多方考慮，最終決定「清黨」。[2]
1927年3月22日，李濟深任命鄧彥華為廣東省防軍師長兼廣州市公安局局長。[3]
1927年3月下旬，李濟深接到蔣中正自江西發來的電報，要廣州的李濟深和黃紹竑來上海議事。二人一到上海，便被接到北伐軍總部，見到了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1927年4月2日下午，蔣中正在北伐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及部分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參加的秘密會議，討論「清黨」，出席會議的有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陳立夫等人，會議決定全國「四一二清黨」。[2]李濟深在會上談了海陸豐農民運動情況後提出：「如果不早日清黨，早日鎮壓，其他各縣的農民都將起來效尤，廣東就無法維持了。」[4]
1927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變。當日，李濟深等人回到廣州。[1]李濟深回到廣州，隨即在廣州文德東路26號二樓通知中國共產黨聯絡員陳秋帆前來，在二樓李濟深怕隔牆有耳，便在一張報紙的邊上寫下蔣中正決定4月12日全國「清黨」，並請陳秋帆再看一遍，問陳秋帆記住沒有。陳秋帆說記住了。李濟深便撕下報紙燒掉。陳秋帆回去後隨即通知，不少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轉移。[2]
為保證廣州「清黨」的順利進行，蔣中正派其親信錢大鈞及「中央代表」朱家驊前來廣州監視及執行「清黨」。4月14日，李濟深與朱家驊及錢大鈞去黃埔軍校找負責人方鼎英談話，並給方鼎英看了蔣中正下達的「清黨」密令，要求方鼎英在黃埔軍校執行「清黨」。方鼎英提出三點意見，主張讓被清出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自由離校」，獲得李濟深同意，但朱家驊和錢大鈞對此並不滿意。[2]
1927年4月14日下午，李濟深召集駐廣州的軍、警高級軍官開軍事會議。[1]李濟深以總參謀長（代行總司令職權）的身份，下令廣州4月15日起戒嚴，任命廣州警備司令錢大鈞兼任戒嚴司令，命令廣州市公安局局長鄧彥華督率所屬，協同軍警，迅將市內所有共產黨分子一律逮捕，並密電廣東各屬同時舉行。[4]
1927年4月15日凌晨2時，廣州全市開始戒嚴，軍隊及各區警察按地址搜捕中國共產黨黨員，當天共逮捕1,000多人。[4]4月15日當天，軍警分為三路進攻粵漢鐵路總工會、廣三鐵路總工會、廣九鐵路工會等中共方面的工人團體，搜捕中國共產黨人及工農領袖。軍警還解除了黃埔軍校及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包圍並搜查了中共廣東區委、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省港罷工委員會、海員工會、鐵路工會、廣東省農民協會、中山大學等200餘個機關、團體、學校，此即四一五事變。[1]
4月15日下午2時，李濟深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留粵中央執監委員、廣東省黨部執監委員、廣州市黨部執監委員聯席會議，決議成立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特別委員會（以下簡稱「省特別委員會」），以李濟深、古應芬、李福林、陳孚木、鄧彥華5人為委員，授以處理黨務、政治、軍事最高全權；決議克日掃除廣東的共產黨分子，並即日宣布同武漢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脫離關係。下午5時，李濟深主持召開特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通令中國國民黨廣東省各級黨部於文到3日內將共產黨分子檢舉密報本會查辦。[4]
4月15日，廣州市公安局發表布告稱：「此次行動，乃奉總司令訓令，准中央監察委員會咨，對各地共產黨首要分子實行非常緊急處置。」[5]
4月15日起的大批被捕者中，蕭楚女、劉爾崧、沈春雨、李森等60多位知名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被拘押在廣州市公安局監獄內，近兩千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和群眾被關押在南關戲院。[6][7]李濟深因不認識許多中國共產黨黨員，又想儘量釋放一些中國共產黨黨員，便請梁漱溟去被錢大鈞關押約2000人的南關戲院訓話，然後將其認識的中國共產黨朋友逐一放掉。[2]
省特別委員會在廣州市公安局內專門成立了「軍政督察委員會」，負責審訊知名中國共產黨黨員。蕭楚女等人受到刑訊。蔣中正電令廣州當局將蕭楚女等人秘密處決。4月22日夜，關押在廣州市公安局內的蕭楚女等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關在南關戲院的部分中國共產黨黨員及群眾，被押解到天字碼頭，用兩艘軍艦載往廣州南石頭懲戒場監獄，蕭楚女、劉爾嵩、熊銳、李森等40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和群眾到南石頭懲戒場監獄後隨即被處決。[6]
在此次事變中，廣州被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和群眾共5000餘人，其中2100餘人被殺，知名的中國共產黨人劉爾崧、李啟漢、蕭楚女、鄧培、熊雄、李森、熊銳、畢磊等被處決。廣東200餘個農會被封閉。四一五事變使廣東完全被李濟深、黃紹竑等控制。[1][3]
根據從廣州逃到武漢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韓麟符，以及《大公報》記者等，都曾講過廣東的國民黨要員在殺戮問題上有分歧。在廣州四一五事變中，不少被槍殺的工人有的是在抵抗中被打死，有的是武裝抵抗導致軍隊官兵傷亡，被捕後被軍隊擅自拉到白雲山等處秘密槍決。對被捕之人，李濟深主張除首要者外，其他能具悔過書者不應過分處置。古應芬、錢大鈞、李福林、鄧彥華等人則主張徹底肅清共黨分子，抓來者一般均槍斃，工農組織一律解散。曾養甫，尤其是陳孚木等人，主張殺人要慎重，並強調保護工農團體。陳孚木還馬上出面保釋十多人。廣州四一五事變捕人多，但開始甄別也早。事變發生後僅兩三天，廣州當局便以軍政督察委員會的名義開始甄別，凡有相關部門或人士可作證者，均通知到場陪審及作證。例如4月19日，軍政督察委員會有公函給廣州中山大學，通知次日開審該校被捕學生，要求中山大學派員陪審。中山大學隨即派教授前往，請知情學生到場作證。[5]
1927年4月17日，中共廣東區委在廣州西堤舉行緊急會議，決定重整各個工會及黨支部，並且成立中共廣州市委，吳毅任市委書記，周文雍任市委組織部部長，繼續領導工人鬥爭。中共廣東區委暫時轉移到香港。[3]
黃埔軍校因校長蔣中正尚無明令，所以廣州方面除4月15日當晚派艦監視並全體繳械外，沒立即捕人。黃埔軍校教育長方鼎英電蔣中正：雖然從李濟深處「得悉前方情況，惟處置方法未明了」。4月16日，蔣中正批覆：「徹底清黨，不可再允共產分子在校，以維黨國。」[5]1927年4月18日，李濟深派海陸軍包圍黃埔軍校，開始拘捕中國共產黨黨員。[3]「學生中平日言行不正，思想不純或經官長之考察，或經本人之自首，或經同學之舉發而皆經多數同學公認者，計共剔除共產搗亂分子百七十餘員名，均於是日寄押於奉令來埔協助之中山兵艦附近。」到5月初，連同校部及分駐各地的入伍生，「逮捕之員生約四百人之譜」。不少黃埔學生喊冤，認為：「這次廣東清黨運動中有一些反動分子乘機而起，藉公報私，排斥忠實同志……，更有乘機報復，加以殺害、侮辱，在軍閥帝國主義鐵蹄之下亦所罕見。」有學生甚至直接致信蔣中正，認為李濟深「對黃埔學生特別殘酷」，說每日廣州市公安局用鐵甲車運出的死屍中，都有被害黃埔軍校同學，李濟深是在利用「清黨」排斥黃埔軍校學生及外省軍隊，培植自己勢力。蔣中正不得不指示各方：「凡黃埔學生有共產嫌疑者，請交黃埔同學會審查，而後再定罪狀。」[5]後來，黃埔軍校成立「清黨委員會」，以胡靖安等反共人士為委員。[2]
廣州四一五事變發生後，4月20日，中山大學教授、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魯迅因營救該校被捕學生無效，憤而辭去一切職務，離開中山大學。[8][3]
4月21日，蔣中正通電宣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從廣州遷往南京，否認武漢國民政府。4月21日，粵漢、廣九、廣三鐵路工人及廣州市汽車工人，在中共廣東區委領導下，在中午罷工1小時，抗議四一五事變。同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省港罷工委員會、廣州工人代表大會、香港總工會等5個團體聯合發出布告，號召全廣州市工友為反抗蔣中正、李濟深摧殘，於4月22日舉辦政治總同盟罷工1天。當局於當晚逮捕80多人。4月22日，當局又槍殺散發傳單者5人，但仍然有一部分工人罷工。4月23日，各報紙停刊，海員以及油業工人、輪渡工人等一律罷工。[3]
4月23日，在廣州工人代表會領導下，廣州海員、鐵路、輪渡、汽車、油業、印刷等工人數千人罷工。其他工人預定4月24日、4月25日罷工。罷工工人呼喊「打倒蔣中正和一切軍閥」、「釋放一切政治犯」等口號，散發中共廣東區委等的宣言，許多人遭到軍隊逮捕。鄧金娣、羅大妹、黃培等散發傳單者被殺。[3]
4月27日，李濟深在廣州舉行「清黨及慶祝遷寧大會」，發表《護黨救國宣言》。4月28日，廣州無線電台成立，上海和廣州自此可用無線電直接通信，無需再經香港水線傳遞。4月28日，廣州戒嚴司令錢大鈞發布布告稱，未經政府許可，禁止任何形式罷工。[3]
5月1日，廣州工人在中共領導下，舉行各界示威遊行。廣州因前年的省港大罷工而失業者尚有3萬人，一向由廣東省政府撥給生活費，5月上旬，李濟深特向廣東總商會籌款100萬元，擬每人發給90元遣散。5月20日，林雲陔接替孫科擔任廣州市市政委員長（市長）。5月21日，廣州八大領袖工會代表聯席會議，議決組織廣東全省勞工團體總同盟，要廣州市公安局局長鄧彥華尊重孫中山總理扶植農工政策，並要政府嚴懲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腐化分子。5月21日起，廣州當局加緊遣散留在廣州的約4萬省港大罷工工人。[3]
6月15日，廣東磨製糕粉工會要求加薪未果，舉行罷工。6月18日，廣州各團體5萬人召開反日出兵大會，通過實行經濟絕交、不准商民購運日貨等議決案十多項。6月19日，廣州2萬多名工人在東園前舉行集會，紀念省港罷工兩周年，會後舉行反迫害遊行。6月23日，廣州3萬群眾在東校場集會，紀念沙基慘案兩周年，會上提出「釋放一切政治犯」口號。[3]
6月29日，廣州警備司令部和廣州市公安局藉口廣州工人前在省港罷工紀念日及沙基慘案紀念日大遊行時，呼喊革命口號，散發擁護武漢國民政府、收復廣東等標語傳單，舉行了第二次「清黨」。廣州50多家工會遭到搜查，約200名工人被逮捕。這是廣州當局繼4月15日之後的又一次大搜捕。6月30日，又派軍隊包圍太平南路嘉南堂省港罷工工人公共食堂，並且按工賊組成的「改組委員會」提供的黑名單，捕去工人200多名。廣州工人各自成立自救隊、義勇團等秘密武裝，反抗迫害。[3]
4月15日事變發生後，廣東各地軍警紛紛查封農會，逮捕農會職員，搜捕農軍，收繳農槍。[4]
4月15日省特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還決定組織廣東省農民協會改組委員會，並派曾養甫、徐天深、陳孚木、黎東誠、湯澄波、陳普銘、葉介之、詹菊似、鄧一舟等9人為改組委員。4月16日，曾養甫等9名改組委員宣布就職。下午2時，葉介之、黎東誠、詹菊似3人，帶同廣州警備司令部軍隊十多人，前往接收廣東省農民協會。當時廣東省農民協會職員已星散。4月17日，廣東省農民協會改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由詹菊似報告接收廣東省農民協會情形及派黎志川接收番禺縣農會情形。會議推舉詹菊似、黎東誠、葉介之3人為常務委員，推舉湯澄波為宣傳部主任，鄧一舟為組織部主任，徐天深為農民自衛軍部主任。自此開始自上而下改組廣東各級農會。[4]
4月21日，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農民部發出通告，暫停前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移交該部指揮監督的廣東各地中央農民運動特派員職務。4月22日，廣東省農民協會改組委員會根據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農民部來函指示，通令各路辦事處、各縣特派員一律停止職務。經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的各地特派員至此終結。4月23日，廣東省農民協會改組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定，經改組的各路辦事處主任，有臨時派出各縣改組委員的權力，惟須呈請省農會組織部審查，提出委員會正式任免。會議議決的處理辦法規定：「各地農民自衛軍，處此嚴重時期，只負保護居地治安之責，不得自行集會及移防」，「應一律靜候省農民協會整理之」。廣東省農民協會改組委員會還從農會的組織上徹底排除了中國共產黨黨員。4月28日，廣東省農民協會改組委員會秘書處發出通告，表示原定5月1日召開的全省農民第三次代表大會，現因政府肅清共產黨時期，經廣東省農民協會改組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議決展期。4月29日，省特別委員會秘書長黃居素函知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經省特別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議決，各屬農軍歸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直接指揮，詳細辦法由民眾運動委員會擬定。[4]
5月28日，廣東省農民協會改組委員會向各縣農會改組委員會下達3項通告，整頓農民自衛軍。6月20日，李濟深向廣州政治分會提出《徹底解決農民團糾紛辦法》。該辦法認為，「欲求徹底解決農民團糾紛，團結革命勢力，鞏固本黨黨基，確有使農民協會直接受本黨之指揮監督之必要。」「農民自衛軍、民團及其他一切地方武裝團體，應合併改組為人民警衛隊……歸政府統率指揮。」該辦法經6月29日廣州政治分會第三十六次會議通過，轉呈南京中央核准施行。該辦法推翻了孫中山批准的《政府對農民運動宣言》中農民協會「為不受任何拘束完全獨立之團體」及特許其組織農民自衛軍的規定，改變了農民協會的性質，消滅了農民自衛軍。[4]
農會改組開始後，中國國民黨內各派隨即開始爭奪各地農會改組權。各縣黨部不顧省黨部下發的由廣東省農民協會改組委員會負責「辦理改組一切事宜」的通告，擅自派員接管各地農會；各地防軍也擅自委派農會改組委員。各地農會改組一片混亂。5月13日，中國國民黨廣東省執行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召開，農民部提出了《制止各縣黨部擅委農會職員，並函請總司令部通令各地防軍不得擅委農會職員，以劃一事權案》。5月15日，省黨部將廣東省農民協會改組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後的來函轉給各縣市黨部查照，並表示：「嗣後如有擅委各縣農民協會改組委員，定必嚴行查究，以肅黨紀。」[4]
在農會改組過程中，各地地主、豪紳組織民團，有的還聯合軍隊，一起進攻農會，以中路各縣為甚，其他地區也陸續發生。例如東江地區農軍勢力強，這種情況稍少，但普寧縣城內的方姓豪紳，在清黨之後到處「焚毀農村，殘殺農民」，導致全縣800多個鄉的民眾發起「移縣運動」，請求政府將縣城遷到其他地方，以免受方姓豪紳壓迫。地主、豪紳不僅借清黨摧毀農會，有的甚至還搗毀當地曾支持過農民協會的中國國民黨黨部。[4]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胡漢民任主席，執行委員會由蔣中正、吳稚暉、古應芬、陳銘樞等人組成。5月2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局宣布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廣州分會成立，分會委員有李濟深、古應芬、黃紹竑，戴季陶、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陳孚木、甘乃光、陳可鈺、朱家驊、李福林。李濟深任分會主席。廣州的省特別委員會遂宣布結束。同日，中國國民黨廣東清黨委員會成立，李濟深、林雲陔、曾養甫等人為委員。5月26日，蔣中正從上海派預備隊3000人歸李濟深指揮，至此廣東的政府軍隊達到約3.5萬人。6月24日，南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又決定改組廣東省政府，李濟深任省長。[2][3]8月1日，廣東省政府改組成立，新任廣東省政府委員陳可鈺、古應芬、朱家驊等正式就職，李濟深仍任廣東省政府主席。[9]
8月6日，廣州商民2萬多人包圍廣東省政府，要求取消奢侈品稅。8月7日凌晨3時，廣東省政府宣布戒嚴，藉口請願團內有共產黨欲謀刺廣東省政府要人，派兵2000人前往彈壓，並且派救火隊用水龍射擊，相持3個小時，群眾遭到驅散。[9]
9月21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代總指揮黃琪翔率2000人抵達廣州，表示擁護汪精衛、李濟深、張發奎（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及軍委會。9月30日，中國國民黨廣州政治分會任命張發奎為改組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委員，李濟深等人為兩廣經濟委員會委員，並且決定不遵守中央特別委員會限10月1日前撤銷廣州政治分會的命令。10月1日，李濟深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9]
10月5日，廣州舉行歡迎張發奎及第四軍和第十一軍返粵部隊的大會，張發奎在會上表示返粵有3項使命：（1）肅清共產黨，剷除葉、賀起義軍；（2）改善廣東政治；（3）扶植農工。10月7日，李濟深、張發奎電請汪精衛回廣東主持大局。10月11日，廣州政治分會決定拒絕南京中央特委會取消廣州政治分會的議決，並且組織臨時軍事委員會，以李濟深等9人為委員。[9]
10月14日，廣州海員工人5000多人罷工，並且在廣州西瓜園舉行萬人大會。大會一致決定驅除中國國民黨操縱的改組委員會，成立工人自衛工會「維持委員會」。工人奪回海員工會會址，撤下青天白日旗，改升紅旗，並遊行示威。軍警逮捕27個遊行工人。10月17日，廣州工人代表會特委會議決10月24日舉行總罷工，要求釋放4月15日被捕的工人，恢復鐵路工會，廢除工代會。10月19日，廣州當局派警察部隊突襲東園省港罷工委員會及海員工會總部，55人被捕，2人受重傷，四一五之後殘存的400名省港罷工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同日，軍警還實行日夜戒嚴。10月22日，廣州市公安局發布告示稱，任何工會未經公安局批准一律禁止集會，如需集會須事前3日送審；並且限令省港罷工工人在5天內從罷工以來占用的房屋及商店撤出。廣州工人代表會原定10月21日總罷工及示威遊行，但因被當局事前得知而未舉行。廣州工人代表會改總罷工為飛行集會，10月23日，工人組織100個小組，持紅旗在街頭髮傳單。事後，當局捕殺工人日益增多。10月25日，廣州當局解散沙面罷工總機關，並且將其所屬的糾察隊繳械。[9]
10月29日，汪精衛抵達廣州，在葵園召開會議，號召「救黨」，商議恢復中央執監委員會及國民政府，準備同新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別委員會分庭抗禮。10月30日，在廣州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汪精衛等7人舉行聯席會議，議決聯名通電主張克日在廣州舉行中國國民黨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以解決黨務、政治、軍事問題。[9]
10月下旬，團長葉劍英率領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從九江回到廣州，駐廣州北較場四標營。11月1日，廣州鐵路、火柴等行業數千工人在東山廣場開大會，並示威遊行，到白雲路葵園汪精衛住宅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工友、恢復工會等。廣州市公安局派大批軍警強迫工人解散，逮捕20多人。11月3日，廣州省港罷工工人為抗議當局企圖消滅工人組織，在公園前遊行示威，被軍警衝散，多人遭到逮捕。11月中旬，當局解散罷工工人組織，將工人驅逐出宿舍。11月7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及工人代表會在廣州西瓜園舉行紀念十月革命10周年群眾大會，千餘人到會，提出「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口號。大會遭警察驅散，數名工人遭到逮捕。11月10日，甘乃光接替林雲陔任廣州市政委員長。同日，廣東當局宣布遣散香港罷工工人。[9]
11月17日，廣州發生驅逐李濟深的軍事政變。張發奎從香港返回廣州，指揮黃琪翔軍、薛岳的新編第一師、黃鎮球的新編第三師，以「護黨」的名義發動政變，將桂軍繳械，並且占領黃埔軍校，包圍了李濟深、陳濟棠、黃紹竑等人住宅及司令部。激戰中雙方死傷數十人。事後，張發奎自任廣州軍事委員會主席。廣東籍將領陳濟棠、陳銘樞、錢大鈞等人都表示反對。11月17日當天，中共中央通過《對廣東目前政治任務議決案》，正式決定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要求中共廣東省委「發表宣言，號召全省工農暴動，建立工農兵貧民政權，以反對兩廣軍閥私人戰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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