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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強行在中國的內河黑龍江流域擴張。咸豐四年四月，俄軍入侵黑龍江，至翌年底基本完成對黑龍江下游的非法占領。咸豐七年，俄國又侵占黑龍江上、中游北岸的中國領土。咸豐八年四月初八日（1858年5月20日），英法聯軍攻占中國大沽。穆拉維約夫得知後於咸豐八年四月十一日（1858年5月23日）兵臨中國璦琿城下，要求同黑龍江將軍奕山談判中俄邊界。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奕山、穆拉維約夫簽訂《璦琿條約》。該條約變更了中俄東段法定邊界，使中國內河黑龍江變成了中俄界河，中國喪失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的固有領土，並將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固有領土變成中俄「共管」地區，此外俄國還獲得在黑龍江、烏蘇里江的航行權[1]。
咸豐十年九月二十六日，俄使伊格納切夫利用英法聯軍攻占天津、北京的機會，以所謂「調停有功」的名義，誘迫清廷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該條約使此前俄方與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的《璦琿條約》獲得清政府確認，將《璦琿條約》內中俄「共管」的中國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固有領土變成俄國領土[1]。
依照《中俄北京條約》第三條規定，1860年12月28日，恭親王奕訢向咸豐帝推薦從曾隨其「辦理俄國事宜」的侍郎寶鋆、成琦中簡派一員，前往勘界[2]。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九日（1861年5月18日），清朝欽差大臣成琦和俄國全權代表卡札凱維奇在興凱湖舉行會議，會勘中俄東界。咸豐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861年6月28日），雙方簽訂《中俄勘分東界約記》，作為《中俄北京條約》的補充條款。同時兩國還簽署並交換了《烏蘇里江至海交界記文》（又稱《中俄東段交界道路記文》），規定了該段已勘中俄邊界設界牌的數目及位置[1]。此次興凱湖中俄勘界，清廷代表成琦等人並未踏勘邊界，僅按照俄國單方面繪製的地圖及要求畫押鈐印[2]。
《中俄北京條約》第一條規定：中俄東段邊界之東南段「自白棱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與圖們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約第九條議會繪畫地圖，內以紅色分為交界之地，上寫俄羅斯國阿、巴、瓦、噶、達、耶、熱、皆、伊、亦、喀、拉、瑪、那、倭、帕、啦、薩、土、烏等字頭，以便易詳閱。」在成琦與卡札凱維奇（又譯「卡扎克維赤」）簽訂的《自烏蘇里江至海的邊界地圖》上，也標明耶、亦、喀、拉、瑪、那、倭、帕、啦、薩、土、烏12個俄文字頭的界牌。其中，烏字牌定在圖們江入海處的江口東岸、日本海邊，圖們江下游東（北）岸至日本海沿岸的罕奇海岸仍歸中國，中國通過罕奇海岸將俄國和朝鮮兩國隔開[1]。
但是，同治元年（1862年）俄國交換給中國的《烏蘇里江至海交界記文》中僅規定設八座界牌，少了「烏」字等7座界牌。烏字牌的遺漏，使中國喪失了罕奇海岸的主權。此「烏」字碑遺漏以及後來的「土」字碑立碑過程中，據說清朝勘界使臣成琦委派的中方立界碑官員佐領吉勒圖堪鴉片犯癮，到吉林城（又說寧古塔城）補充鴉片，將立牌事宜託付俄方勘界代表包辦，俄方勘界代表趁機單方面繪製交界圖，並在該圖上將罕奇海岸劃在「紅線」以外，從而使俄國與朝鮮半島隔圖們江相連，獲得侵略朝鮮的立足點，並封鎖中國通過圖們江出日本海的通道[1]。
為試圖彌補《中俄勘分東界約記》簽訂後烏字牌等界牌的遺漏帶來的巨大問題，以及解決俄國非法侵占中國黑頂子的問題，同時糾正土字牌設置地點錯位問題，恢復中國在圖們江的出海權，1886年，中俄雙方舉行「岩杵河勘界會議」，簽訂《中俄琿春東界約》[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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