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鏞（1762年6月16日—1836年2月22日），字美鏞，號茶山、與猶堂，經常稱為丁茶山，諡號文度公，朝鮮實學思想家，詩人，歷任朝鮮文藝館檢閱、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弘文館修撰、京畿暗行御史、奎瀛府校書、谷山府使、刑曹參議等官職[1]:1278-1279[2]:396[3]。他「自幼希學聖，中歲漸希賢」[4]:14，留有1,195篇著述和2,263首漢詩，內容涉及經學、政治、經濟、法制、歷史、地理、醫藥等諸多領域。他的茶山實學思想和文學創作在韓國和朝鮮學術界倍受關注，相關的研究則稱為「茶山學」[4]:導論2。
丁若鏞是朝鮮王朝實學思想集大成者。他的茶山實學縱向繼承了星湖李瀷、鹿庵權哲身等經世學派的實學傳統，橫向吸收了明清實學和朴趾源、李德懋、朴齊家等人的朝鮮北學派，以及天主教、西方科技等西學[4]:23。他所生活的年代正處在朝鮮社會「轉型期」的前夜[4]:1[3]。為「興我舊邦」，「為天下國家」，他提出了包括等土地制度、行政制度、科學技術等各種社會改革方案。雖然他的改革方案最終沒能得以實現，但其中蘊涵的「按勞分配」、「牧為民有」等平等思想對朝鮮半島思想的近代化起到了啟蒙的作用[4]:39。茶山實學思想中的民權意識也使他在當今韓國學術界和民眾中得到推崇[4]:36。
丁若鏞是朝鮮實學派具有代表性的現實主義詩人，是續李奎報之後成就最高的現實主義詩人[1]:1278-1280。他從小就推崇「詩聖」杜甫[4]:39-41，並有「杜甫還生詩人」的美譽[4]:76。不過作為實學思想家，他的思想已經不再像杜甫那樣是單純的儒學，而是以實學思想為核心。這使得他的詩歌作品在內容上與杜詩同中有異，在藝術追求上也有所差別[4]:113。丁若鏞反對盲目推崇中國文化，在朴趾源倡導「朝鮮風」之後，他明確提出「朝鮮詩」的宣言，呼籲朝鮮詩人擺脫格律的束縛，用朝鮮人的方式表現本民族哀樂與情緒，謳歌本民族事物。他說：「我是朝鮮人，甘做朝鮮詩」[4]:115。
生平
丁若鏞1762年出生於京畿道廣州府（現在的南楊州市鳥安面陵內里馬峴村）的「八代玉堂」兩班貴族家庭，本貫押海（今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他的十三世祖丁允宗是高麗王朝的大將軍。在丁允宗之後，連續九代都是武將。高麗滅亡後，丁衍心懷亡國之恨，拒絕在朝鮮王朝為官。直到丁子伋開始出仕，官至承文院校理。之後經丁壽崗、丁玉亨、丁應斗、丁胤福、丁好善、丁彥壁、直到丁時潤（丁若鏞第五世祖）連續八代都是「玉門出身」。此後，家道中落，他的高祖父丁道泰，蔭補通德郎。曾祖父丁恆慎進士及第。祖父再次蔭補通德郎。他的父親丁載遠（1730-1792年）歷任全羅道和順縣監、慶尚道醴泉郡守、蔚山府使等地方官，其後終老於晉州牧使任上。丁若鏞的母親海南尹氏是朝鮮文學大師尹善道之後。丁載遠的第一任夫人是宜寧南氏，育有長子若鉉。南氏早逝後，丁載遠娶了茶山的母親，育有三子若銓、若鍾、若鏞。在他9歲的時候，丁若鏞的母親去世。之後，丁載遠又娶了金氏。金氏侍奉載遠公20年，育有一子若鑲。丁若鏞曾為金氏作《庶母金氏墓志銘》，為若鑲作《為舍第鑲贈言》。他的二哥若銓1801年辛酉邪獄時被流配，謫居16年後病逝於黑山島。他的三哥若鍾篤信天主教，在辛酉邪獄時殉教[4]:14-15[1]:1278-1279[2]:396。丁若鏞出生那年，丁載遠因見思悼慘變，辭官還鄉。丁若鏞4歲時開始學習千字文，7歲時能開始作詩。有「小山蔽大山，遠近地不同」之句。他的父親曾將他10歲前的習作編輯於《三眉子集》（已失傳），「文人碩士，莫不嘆賞，知其必大成。」[a][4]:19
丁若鏞10歲即開始跟隨父親學習儒家經典。15歲的時候，丁載遠出任戶曹佐郎後，他隨父親搬到了朝鮮漢陽。在京城，丁若鏞接觸到了朝鮮實學大家經世致用派（又稱星湖學派）的開創人和代表人物李瀷（號星湖）的遺稿，深受啟發，並從此沉醉於實學。他經常悔恨自己出生太晚，並對後代子侄們說：「余之大夢，多從星湖私淑中覺來。」除研讀李瀷遺稿，他還與李瀷的弟子李森煥、權哲身、李家煥、蔡濟恭等交往。他一方面向李森煥學習了星湖經學，一方面向權哲身學習了星湖的實踐道學。李家煥的博學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他還吸收了中國明清實學，並與朝鮮北學派的朴趾源、李德懋、朴齊家等人多有接觸，曾先後閱讀了朴齊家的《北學議》、朴趾源的《熱河日記》等。23歲時，丁若鏞從李檗（1754-1768年），開始接觸西方天主教和閱讀西學特別是科學技術類的書籍。[4]:20-22
丁若鏞23歲時考取進士，28歲時文科及第，得到正祖的賞識，奎章閣提學沈煥之稱其為「文苑之奇才」。他先後但任過文藝館檢閱、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弘文館修撰、奎瀛府校書、谷山府吏、刑曹參議等職務。他在1789年和1792年分別設計了漢江浮橋和水原華城[1]:1279[2]:396。在修建水原華城的過程中，他運用了滑車、鼓輪等機械裝置，不僅解決了工程難題還為朝鮮國庫節省了4萬餘兩的白銀。33歲時，他獲派為京畿暗行御史，廉查積城、麻田、漣川、朔寧郡等地。他關心百姓疾苦，懲處貪官污吏，深受百姓愛戴，但也因此得罪了朝中權臣[4]:23-24。
1801年，正祖忽然駕崩。反對派得勢後開始殘酷鎮壓南人派，史稱「辛酉邪獄」。丁若鏞的三哥丁若鍾在辛酉邪獄期間被斬首。他的二哥丁若銓則遭到流放。丁若鏞也發配到慶尚道長鬐。同年10月，他又因黃嗣永帛書事件而押至漢陽，後再次發配到康津。在流放期間，他近距離接觸到了下層社會。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此期間完成，他還創作出了許多反映百姓疾苦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在流放期間，他完成了多部關於《尚書》的研究著作，包括《梅氏（尚）書平》九卷、《古訓蒐略》六卷和《尚書知遠錄》七卷。1818年，56歲的丁若鏞獲釋返鄉，結束了長達18年的流配生活。後來不復為官，潛心治學，從事著述18年，於1836年去世[4]:24[1]:1278-1293[5]:40[2]:396-404[3]。1885年，朝鮮高宗追諡他為「文度公」[1]:1293。
思想與作為
丁若鏞的哲學思想有很濃的唯物主義色彩[4]:26。茶山實學融匯「經世致用」、「利用厚生」和「實事求是」的朝鮮實學思想，又與西方科學精神和技術合為一體[4]:26。他的實學思想可以分為修己之學和治人之學[4]:30。
修己之學，即茶山「仁學觀」可以概括為「行仁主體之實踐倫理」。茶山「仁學觀」與宋明理學有許多不同之處。宋明理學認為仁是「心之德」，是先天的、內在的。而丁若鏞認為宋明心性學說丟棄了儒家的原始道德論。他說：「古學用力在行事，而以行事為治心；今學用力在養心，以養心至廢事故也。」他認為仁德不能以心為仁，仁德只能在實踐中成就，主張道德與行事的統一。茶山的「行事」有道德實踐和事功兩重含義。他強調道德修養必須與事功結合起來。有利於國家和百姓的「事功」都是仁的實現，從事「事功」的人都是仁之人，即「仁者非本心之全德、亦事功之所成耳。」[4]:30-32
茶山實學思想不僅僅是要「修己」以「為仁」，更要確立一個健全的政治、經濟秩序。其實學思想的要領在於「拯救民生」[4]:32。茶山所處的時代是朝鮮社會「轉型期」的前夜。他一生經歷了英祖（1724-1776）、正祖（1776-1800）、純祖（1800-1834）、憲宗（1827-1849）四個朝代。1800年，正祖的突然駕崩使「英正盛世」成為曇花一現。年僅11歲的純祖即位後，外戚勢力很快凌駕於王權之上，對時派、南人派進行瘋狂報復與鎮壓。英正時期的改革成果也在「勢道政治」中付之東流[4]:1-5。茶山以孔孟之道為根基，為現實社會尋求良方，寫下涉及田制、行政、技術、賦稅制度、身份制度、人才制度等諸多方面的「一表二書」（《經世遺表》、《牧民心書》、《欽欽新書》）和相關著述，為「興我舊邦」，「為天下國家」，提出較為完備的改革方案和社會構想[4]:32。
土地制度改革是丁若鏞改革構想中最具創見的部分。《經世遺表》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論述土地制度改革。在丁若鏞所生活的年代，土地雖然名義上是歸國家所有，但實際上大多數土地都是由兩班貴族所控制。國家對百姓徵收收入二十分之一的稅收，而地主卻徵收佃農二分之一的收入作為地租。這導致，朝鮮國庫日空，百姓生活日窘。在借鑑中國井田制，柳馨遠（1622-1673）的均田制，李瀷的限田制後，丁若鏞根據朝鮮當時的國情，提出了「農者得田，不為農者不得之」的具有東方平等社會色彩的「閭田制」。[4]:33
在閭田制下，每三十戶左右的人家構成一個國家基本單位閭。每個閭的土地由閭內的居民集團耕種。每個閭設一名閭長，負責管理閭內土地和成員，記錄成員的勞動時間。秋收時，收成的十分之一以上上繳國庫，扣除閭長的俸祿後，剩下的收成按勞分配給閭民。閭田制體現了按勞分配的朝鮮社會平等思想。勞動者將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繳後，擁有所有的剩餘。丁若鏞認為此舉可以激發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力。[4]:34
在《田論》中，丁若鏞指出只要國家保證人口的自由流動，閭田制最終能實現土地和人口的均勻分布。他根據自己在流配期間的親身經歷認為，朝鮮現行的賦稅制度的癥結在於「漏結」[b]。兩班和富商隱瞞土地，偷稅漏稅現象嚴重。為此，他提出重新丈量土地的改革建議。丁若鏞在《井田議一》中說：「不必天下之民悉勸之為民也，農者為農，礦者為礦，不相妨也。」可見，他並不排斥非農產業，肯定了農業與礦業的並存狀況。不過他又說：「君子之道斥利輕財，聚斂之臣不如盜臣，凡言興利者皆小人也。」可見他所希望的理想社會是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對發展商業持保守立態度。[4]:35
閭田制是建立在土地國有基礎上的，但當時朝鮮土地雖名義上歸國家所有，實際上大多數土地由兩班貴族控制。因此閭田制在實施上有很大的障礙。閭田制的按勞分配也將兩班貴族排除在外[4]:35。「茶山所以提出閭田制，其目的不在於社會經濟的調整，乃在於全面重構社會。」[6]
丁若鏞有關行政制度改革的思想主要記載於《牧民心書》、《原牧》、《原政》、《湯論》等著述中。他認為在上古時期，牧民之官都是由民眾推舉選出。因此，「牧為民有也」，牧民官應該應民之需，服務於民。他的這種思想的根基是孟子的「性善論」、「保民而王」、「民貴君輕」等愛民思想。在《牧民心書》中，他強調牧民之官應該具有三倫：律己、奉公、愛民。只有嚴於律己，刻苦奉公，才是真正的愛民。他認為清正廉潔是為官之本，「廉者，牧之本務，萬善之源，諸德之根，不廉而能牧者，未之有也。」他還奉勸為官者注意約束親友，以避疑謗，「親戚古舊，多居部內，宜申嚴約束，以絕疑謗，以保情好。」丁若鏞的思想雖然沒有挑戰王權，但降低了兩班貴族等當權階級的地位，提升了民的等級。他的這種民權意識使他在當今韓國學術界和民眾中得到推崇。[4]:36[3]
丁若鏞還對朝鮮當時的科舉制度和人才任用制度提出了批評。他指出科舉制度沒有科目之分，也沒有薦舉之法，無益於選拔優秀人才。他建議科舉考試應該分科目進行，這樣才能使在各領域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脫穎而出。他還主張在人才任用方面打破地域、嫡庶限制，任人唯賢，這樣才能舉一國之賢強國裕民。此外，他還提出精簡政府機構，減少官吏數量，提高工作效率，以解決人浮於事的問題和減輕百姓稅收負擔。針對當時朝鮮官吏貪腐現象，他還提出健全官吏考核制度的建議。[4]:36-37
在《欽欽新書》中，丁若鏞提出了公正斷案，減少冤案的刑法觀點。《欽欽新書》記載道：「欽欽者何也？人命之獄，治者或寡，本之以經史，佐之以批議，證之以公案，咸有商訂，以授獄理，翼其無冤枉，鏞之志也。」[4]:38
丁若鏞與「利用厚生派」實學一樣，主張北學中國。他還曾提議在工曹之中設立專門負責從中國學校科學技術的「利用監」。他特別強調學習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知識和技術，培養朝鮮自己的技術人才。他相信「如此一來，不出十年，必能國富民強。」他在《技藝論》中強調發展農業技術、紡織技術、軍事技術、建築運輸和醫藥之學；在《原政》中強調發展水利、種植、畜牧、狩獵、採礦等技術。[4]:37-38
朝鮮三面環海，他指出提高造船之法對發展經濟和鞏固國防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他通過實驗，提出了多項合理實用的造船方案。他還在和平時期敏銳地預感到戰爭的臨近，極力呼籲朝廷居安思危，鞏固國防，說「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他在《地理策》、《民堡議》、《軍器論》、《戰船策》等文章中極有先見之明地呼籲朝鮮朝廷加固城池，開發火力更為強大的大炮，製造更為先進的戰船，同時加強戰略、戰術的研究和軍隊的實戰能力。[4]:38
1793年，丁若鏞設計了水原華城。《城說》詳細記載了他關於華城的設計。華城堅固美觀，易守難攻，在建築技術和工藝水平方面，超出了朝鮮都城漢陽城。朝鮮正祖曾為此給予他高度的評價。在華城的建設過程中，他設計的游衡車和研發的引重、起重技術和起重機等新設備節省了大量的人財物力。[4]:38
丁若鏞對醫學也很有研究。他通過文獻研究和實驗成功地將種痘術引入朝鮮。他還苦心研究民間療法，編纂了《村病或治》一書，旨在幫助百姓防病治病，改善朝鮮民間的醫療狀況。[4]:38
著作
丁若鏞在政治、經濟、法制、水利、醫學等諸多方面留有包括《經世遺表》、《牧民心書》、《欽欽新書》、《麻科會通》等著作[1]:1279。
丁若鏞政論文和他的詩歌一樣，充滿了對統治階級的辛辣諷刺與批評。《還上論》是篇批評官府借糧制度不合理性的文章。作者在文中主張取消這種讓農民更加赤貧的制度。《田論》對土地制度的種種弊端進行了譴責，並提出施行維護農民權益「閭田法」。《監司論》將統治者比喻成強盜，將他們的罪惡昭彰於世。《鄉吏論》表達了作者認為鄉吏比兇猛的老虎和鷹還兇惡的觀點。《原牧》是揭露封建等級制度和剝削的文章，反映出作者民主主義的思想。[1]:1292
丁若鏞是續李奎報之後，成就最高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留有《與猶堂全書》，其中收錄有2400餘首漢詩。丁若鏞創作了諸如《饑民詩》、《夏日對酒》、《苦雨行》、《哀絕陽》等反映百姓悲慘生活的詩歌。他還仿照杜甫的《三吏三別》創作了揭露腐敗殘暴封建官吏的漢詩《波池吏》、《龍山吏》、《海南吏》（「三吏」），以及《石隅別》、《沙泙別》、《龍潭別》（「三別」），此外還創作了鞭撻官僚魚肉百姓的「三行」（《狸奴行》、《獵虎行》、《僧撥松行》）。[1]:1278-1293[2]:396-404
丁若鏞與杜甫
與許多朝鮮王朝詩人一樣，丁若鏞推崇「詩聖」杜甫，並尊杜甫為詩界孔子[4]:39-41。他從小就喜歡杜甫的詩。年譜有云：「十三歲，手抄杜詩，仿而步韻，深得杜意，凡數百首。」[4]:19，並有「杜甫還生詩人」的美譽[4]:76。由於丁若鏞與杜甫處在不同的國家和年代，他的思想已經不再像杜甫那樣是單純的儒學，而是以實學思想為核心。這使得他的詩歌作品在內容上與杜詩同中有異，在藝術追求上也有所差別[4]:113。
丁若鏞與杜甫都生活在各自時代的轉折期。杜甫經歷了盛唐到安史之亂的巨大變化，以及之後的皇權更迭，社會動盪，詩人自己的流離失所。一千多年後的丁若鏞雖然沒像杜甫那樣身處戰爭年代，但也經歷了朝鮮王朝末期 「英正中興」短暫繁榮後，社會體系面臨崩潰，王權統治走向衰亡[4]:76。杜甫詩歌內容很多都是有關戰爭的動盪和對戰亂禍國殃民的反思，而丁若鏞的詩歌則很多都是關注政治禍亂和對制度的省察[4]:76-85。
這兩位儒學家都有「以民為本」的儒家思想。杜甫的詩歌大量描寫了戰亂中遭受兵役、租稅摧殘的百姓痛苦生活。但杜甫筆下的罹難百姓對未來存有希望，懷有為國捐軀的豪情。丁若鏞的詩歌則大量描寫了悽慘的黎民。他對百姓悲慘生活的描寫往往是赤裸裸的，而不像杜甫那樣「溫柔敦厚」，除了悽慘還是悽慘，讓人不忍聞，不忍見。這主要是兩人在不同歷史背景下不同的政治理想，以及丁若鏞「人性平等」的哲學思想的反映。在丁若鏞眼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平等的[4]:94-103。他認為「發狂大叫何無禮，要自胸中嵬磊來」，只要是出於公心，發自真情，即使「發狂大叫」也不算是「無禮」，同樣是美好的[4]:68。
杜甫自言自己的詩風「沉鬱頓挫」。丁若鏞很推服杜詩的這種「沉鬱」、「頓挫」之美。他的詩也頗具杜詩的「沉鬱」之情、「頓挫」之感，而且他的詩起伏更加劇烈，情感更加激盪昂揚，呈現出「抑揚激越」的風格。他的詩經常通過使用對立結構和對照手法，突顯社會矛盾，給人以深刻的啟示，凸顯茶山詩的理性審視和犀利的批判鋒芒。[4]:131-133
在敘事特點方面，杜甫有「主客融合」的特點。在杜甫的敘事詩中，詩人多採用第一視角，常常融入詩人自己的主觀感受和觀點。詩人往往成為詩中的人物。這種「主客融合」的敘事方式是中國詩歌自《詩經》以來的抒情傳統。在杜甫的「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中，敘事都是以詩人自我視角展開，既有詩人自己的言行也有對客觀事態的描摹。丁若鏞的敘事詩往往採用的是「主客分離」的第三視角。在他效仿杜甫「三吏」創作的《波池吏》、《龍山吏》、《海南吏》中，沒有自己言行的描述。詩人以觀察者的視角理性、客觀地寫人敘事，這是他「致用」實學思想和「興我舊邦」創作動機的體現。[4]:139-144
影視
| 劇名 | 演員 | 備註 |
| 《李祘》 | 宋昶儀 |
| 片名 | 演員 | 備註 |
| 《隨風而逝》 | 宋仲基 | |
| 《茲山魚譜》 | 柳承龍 |
注釋
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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