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字1644部隊（日語：栄1644部隊），又稱為多摩部隊，[1]:310–311，對外稱為中支那防疫給水部，[2]是日本防疫給水部控制下的一個生化部隊，於1939年設立於日占南京。[1]:307直屬於陸軍參謀本部第九所登戶技術研究所，[3]部隊本部設在南京市中山東路中央醫院內，細菌武器研究所設在中央醫院大樓後中央衛生實驗所大樓內，細菌武器製造工廠則設在九華山原兵營靶場中。[2]部隊分三科，一科承擔生物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的研究和製作，二科負責部隊的武器材料管理和經營食堂，三科負責製造疫苗。另外在上海、蘇州、常州、杭州、九江、南昌、安慶、漢口等地設立12個分部，[3]僱傭1,500多人。[1]:307戰爭結束時，剩餘的實驗對象被殺害時，中山東路的建築爆破銷毀，員工被遣散。[4]:148其負責人佐藤俊二在審判中承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部隊參與了大規模生產致命細菌，並在日軍軍事行動中直接參與了對中國軍民使用細菌武器。[1]:73
人體實驗
儘管佐藤俊二在證詞中稱，榮字1644部隊沒有進行人體實驗，[1]:311一名匿名研究人員聲稱自己曾隸屬於榮字1644部隊，他說該部隊經常進行人體活體解剖，還讓人感染霍亂、斑疹傷寒和鼠疫。[5]:75,150–152
榮字1644部隊的人體實驗是在該設施的四樓進行的，對榮字1644部隊的大多數人來說，四樓是禁區。據報道，只有少數工作人員參與了榮字1644部隊的生物武器人體實驗，如該部隊的醫生和高級技術人員。[4]:143每周有十到二十人接觸毒藥、病菌和各種毒氣，每周約有十人在作為試驗品後被毒氣、注射或槍擊殺死。[4]:148一名駐紮在該單位的士兵作證說，普通士兵不得進入二樓以外的地方，也不知道那裡正在進行人體實驗，但他們知道有這樣的傳言。[4]這名士兵聽說他們是被關押在四樓的囚犯，並被一名軍官告知：「四樓有一個木材倉庫，不要上二樓以上的地方。你懂的。」[4]日軍中有單位將人體試驗品和屍體稱為「原木」（日語：マルタ／丸太 maruta）並將其焚化，因此該名士兵更加確信他們所處大樓內的情形。[4]
據歷史學家謝爾頓·H·哈里斯，關在大樓三樓的一般有20到30人，多的時候達到100人，大多是中國戰俘與抗日分子。這些被關押者中，沒有人活著離開建築。榮字1644部隊在南京的六年內，通過人體實驗至少殺害1,200人。[6]
1998年8月，南京一處建築工地施工過程中挖出41個人頭骨和大量肢骨，且現場因有濃硫酸散發刺鼻氣味。顱骨、肢骨以及同部位的骨骼被裝在長約1米、寬約0.3米的簡易木盒子或蒲包中，顏色發黑。隨後，建築施工現場被封閉覆蓋，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第二軍醫大學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專家趕往現場，提取土壤、水、骨骼等樣本：屍體為非正常死亡，埋藏於60年前；屍體頭顱上皮革狀帽帶顯示為中國軍人遺物；埋屍地點位於原中央醫院舊址內，即曾經的榮字1644部隊總部；化驗樣本檢測出霍亂弧菌腸毒素基因。故而鑑定為死於細菌實驗的中國人。1998年8月18至19日，南京北京東路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北大門亦陸續發現骸骨，也被初步認定為細菌戰受害者遺骸。[2]
生化武器
1949年，1644部隊第四任部隊長佐藤俊二在法庭上供認，該部隊部隊曾大量製造細菌武器。[2]佐藤俊二作證說，他在擔任榮字1644部隊隊長期間，設計並大規模生產細菌武器。為此，南京榮字1644部隊配備了大容量設備和細菌學專家，並大規模生產致命細菌，每年培訓約300名細菌學家以參與細菌戰。[1]:32–33,73每個生產周期的細菌物質產量為10公斤。[1]:3081945年11月與上海國防醫學院一同接收榮字1644部隊的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朱洪文回憶指：「僅就日寇所余的一批鋁質細菌培養箱，就足以製造滅絕人性的細菌武器3萬萬毫升。」[2]
1942年8月下旬，榮字1644部隊參加了對玉山、金華和福清的中國軍民的生化武器襲擊。日軍證詞顯示，細菌武器被放置於地面上，污染土壤，中國軍隊進入污染區後便會遭到細菌武器的襲擊。[1]:24–25榮字1644部隊製造了攻擊期間使用的霍亂和鼠疫毒株，鼠疫通過跳蚤傳播，用來傳播鼠疫的跳蚤也是由榮字1644部隊參提供。其他病菌則是通過污染水庫、水井、河流等傳播的。[1]:261,309細菌戰波及浙贛鐵路沿線的大部分村莊，預計傷亡人數至少在50萬以上，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地域最廣、傷亡人數最多的細菌戰。[7]
1942年10月，榮字1644部隊在浙江義烏崇山村投放鼠疫，以實施細菌戰，兩個月內全村1,200餘人有408人死亡。1644部隊帶了86聯隊的護衛兵和22師團及86聯隊軍醫部的人員到村中搜索毒株，進行屍體和活人體解剖，並燒毀村莊。[3]此外，一名曾參加過榮字1644部隊的日本人承認，日本人在1942年浙江生物武器襲擊中同樣遭受了重大災難，他說他看到的文件稱防疫給水部有1,700人喪生，但他承認日本人經常淡化自己的傷亡人數，因此實際死亡人數更高。[8]
戰後調查
1946年8月29日，美國法官沙頓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宣讀《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奉令調查敵人罪行報告書》：「敵多摩部隊將我被俘虜之人民，引至醫藥試驗室，將各種有毒細菌注射於其體內，觀其變化，該部為最秘密之機構，其因此而死亡之確數，無由探悉。」法庭主席請求提供更多證據，但被沙頓拒絕，此後並未提及過日軍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開展活人人體實驗的罪行。中國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專家、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張生指出，人體實驗的罪行都在美國的庇護下大多逃脫了審判。[9]榮字1644部隊司令則在蘇聯伯力遭受審判。[10]
日本士兵石田甚太郎負責關押實驗戰俘，戰後拒絕領取日本政府津貼。1993年，石田甚太郎告知外甥女水谷尚子當年在南京展開細菌實驗之事，並委託其公諸於眾，為此整理出《讓歷史事實公之於世——曾在1644部隊服務的美術兵石田甚太郎的證詞》一文在1995年11月29日在上海《文匯報》刊出。1996年7月31日，23名日本民間人士組成的日軍細菌戰情況調查團抵達南京，為榮字1644部隊實施細菌戰的情況進行調查取證。3名榮字1644部隊的老兵在南京中山東路305號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指認當年情形，指出1644部隊總部便在此地。深野利雄稱自己當年就是在樓中進行傳染病的化驗。水谷尚子在南京將石田甚太郎當年在榮字1644部隊使用過的4件物品作為證據捐贈給中方。[3]
1997年11月起，180名浙江、湖南兩省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及其遺屬向日本政府提出傷害損失賠償訴訟，要求日本政府道歉，日本法庭承認細菌戰的事實，但因為年代久遠等理由駁回上訴。[3]2005年起，日本愛知縣圓光寺住持大東仁（日語：大東 仁）先後收集並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捐贈有榮第1644部隊相關照片等史料。[11][12]截至2015年，榮字1644部隊細菌實驗遺骨被列為可移動文物。[13]2023年，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首次發現存有南京1644部隊將校名簿。[14][15]
參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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