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是推广国家颁布的标准字音、语音、语法的语文改革运动。19世纪始于德国。国语运动有助国家民族融和，但是会打压少数民族地区的方言使用，甚至导致方言消失。近年为免方言消失，各国政府[谁？]都采取方言保护措施。
中国大陆
清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因为来自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多用“乡音”，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教导“官话”[1]:173。
中国的国语运动始于清末民初，兴盛于1920年前后，并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语文变革运动。鸦片战争后，外国来华传教士制订和推行的各种拼写汉语方言的教会罗马字方案开始大量出现，使各地教会中的文盲能够在短时期内学会阅读罗马字《圣经》。晚清以来，持续了大概50多年的国语运动中，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的口号，它的基本方向是向统一的书面语系统和统一的国语发音系统努力。1909年，资政院召开会议，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中华民国成立后，继续推行国语运动。1910年，官话改称“国语”。
百日维新失败后，礼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模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国书（满文）十二字头之法，创制官话合音字母为北京话注音，出版了《官话合声字母》一书。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学政回国，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方言）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主张以京城声口统一天下，以一统国民。[2]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语教育的步履更为加快。1913年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正式语言，且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39个。1916年，教育部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同年8月，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作为促进国语运动的总机构。黎锦熙1916年起宣传“言文一致”，后来参加审音，创办《国语周刊》推广共同语。读音统一会颁行的国语推行办法中，有“中等师范国文教员及小学教员，必以国音教授”的条文。1919年读音统一会公布了第一个国音标准。这一“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老国音脱离了具体方言的语音基础而成为杂棵方音的人造语音系统。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明确国音应当以实际存在的口语语音作为标准，并一致通过改为以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音。1929年，瞿秋白和苏方专家郭质生合作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出版。1934年，左联份子在上海掀起“大众语运动”，继而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室”的汉学家龙果夫组建了“中文拉丁化委员会”。 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王湘宝、龙果夫等继续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新文字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上海大美国圣经会1919年印发的“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至今仍是最广泛地被使用的国语译本。北大敎授周作人曾大赞汉译国语本圣经是最好的国语文学。蒋百里认为翻译“其态度之表面似为模仿，而其内在之真精神力为创造”，所以“翻译事业与国语运动互相为表里”，“翻译事业即为国语运动”，“国语运动则藉翻译事业而成功”，“今日之翻译，负有创造国语之责任”，“今日之国语运动，与翻译事业成连鸡之势”。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
国语运动包括语音、语词、语法三个部分。国语运动使建立在北方官话（后来明确为北京话）基础上的民族标准语“国语”深入人心，获得了崇髙威望，具有了比较明确一致的规范标准。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934年12月[3]）详尽记述了自清末以来的语文改革运动，说明了国语运动有关理论、方法和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中华民国政府所称为的“国语”改为“普通话”，并在全国推行，为中国大陆在全国使普通话作为全国的共通语言。1955年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1985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说，为了加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国务院决定将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仍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1994年2月14日，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三定”方案规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副部级）。[4]
台湾
因雍正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教导官话，1729年在台湾（时属福建省）设立“正音书院”来“矫正”乡音，但不久此政策便废弛，未见成效[1]:173。
日本为了统治方便，除了要求派驻台湾的日本官员学习台湾本土语言外，也同时对台湾人民推行“国语教育”（意指日语）。日本治台初期允许双语教育，也就是允许学校教授汉文。但到了中日战争前1937年4月，台湾总督府一改过往40多年的双语政策，开始强力推行日语教育，废止报纸、杂志的汉文版，在各地设立“国语讲习所”、“国语练习会”、“国语保育园”、“国语爱用会”，取消公学校汉文课，要求年老民众学日语，同时又设立“皇民练成所”，公布“国语家庭认定规程”、“国语模范部落建设竞进会要项”、“关于官公署国语使用要项”，开始展开正式的皇民化运动。在文化政策方面，为了落实台湾人做日本国民、效忠天皇，以免在中日战争时倒戈中华民国，而出现三项重大措施，推行国语运动、严禁讲台湾话，以顺利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总督府解释台湾教育令制定之目的强调：“要之台湾之教育，在于观察现今世界人文发达之程度，启发岛民顺应之智能，涵养德性、普及国语，使之具备帝国臣民应有之资质与品性”。
国语运动的终极目标在使所有的台湾人都能讲日语。推动常用日语运动，奖励“常用国语者”、“国语家庭”、“国语模范部落”等，鼓励台湾人养成日式生活习惯、改从日姓。对于评上国语家庭的家庭，日本人就将写着“国语家庭”四字的小木牌子挂在大门口，给予日本人同等物资配给，领配给都比非国语家庭多。[5]有三千四百四十八户被认定为国语家庭，占当时全台北户数的百分之一左右。台湾总督府出版的《台湾统治要览》载，1942年间，国语家庭共九千多户，约七万七千人。台湾总督府不仅通令全岛官衙的职雇员，无论公私生活，应努力常用国语；另并指示动员各教化团体，致力于家庭、部落及市街庄（市、镇、乡）的“国语化”，导致台湾本土语言在失去学校的双语教育后逐渐在生活中的使用受到限缩。
民初制定的中华民国国语，在当时做为中华民国主要国土的中国大陆普遍推行。1945年，台湾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当时各族群间的通用语为日治时代的官方语言日语。为了消除日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当时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遂于台湾大力推行“说国语运动”。初期并未严格排除方言（台湾本土语言）的使用，甚至台湾省议会议员发言也常使用台语。[6]然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1946年10月25 日即撤除新闻纸与杂志副刊日语版，语言过渡期仅1年，许多台湾人来不及学好国语，不仅一般大众成为文盲，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成为文盲或半文盲[7]。
1945年台湾进入中华民国时代之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没有推行国语这类的人才，于是向教育部请求派遣专家，来台协助推行国语教育。当时是朱家骅担任教育部长，田培林担任常务次长。长官公署的求救公文一到，田培林就在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中物色人才，选出常务委员魏建功，配以何容。两人带领少数几个部属，携著一些国语推行上极其需要的有关法令、书籍和器材，来到台湾，并于1946年4月2日设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下称国语会）推行国语运动[8]。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隶属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主任委员由魏建功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何容担任。全省十九个县市各设一个国语推行所，辅助推行国语。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前身为“国语统一筹备会”，制订“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其主要的工作便是编辑“国音标准汇编”作为推行国语的依据，并在电台示范读音，加强学校、机关及公共场所须使用国语，加强国语文教育，期以“书同文”、“语同音”。[9]
国语推行委员会自1946年开始即开设“国语广播教学”，由齐铁恨、林良担任，以国语常识课本及民众国语课本为教材，每日清晨六时在台湾广播电台播音，为全省各地国民学校教师及国语推行员作发音示范，并解释语音的变化。田培林责成魏建功和何容把北平三日刊的《国语小报》迁移台湾，改为日刊。《国语小报》后来更名为《国语日报》。创刊于1948年的《国语日报》不仅是以中小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国语推行刊物，社址更借用位于台北植物园的国语会。[来源请求]
1951年7月10日，台湾省政府教育厅（下称教育厅）责令各级学校应以国语教学，严禁方言，教师和学生之间谈话都必须用国语。聘请教员时，应考虑其国语程度，如国语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此后更三令五申，强调此项政策。1952年11月28日有《台湾省国民学校加强国语教育办法》，责成校长监督、考核之责；1963年7月22日教育厅再颁《台湾省公私立小学加强推行国语注意事项》，此一命令最重要在于推行国语成为校长考核教师年终考绩之一，而学生说不说国语，也影响到其操行成绩。注音符号由于国语会的努力，在小学切实推行，成效卓著。[来源请求]
除了“我要说国语不说方言”成为了教室内、校园内随处可见的标语，各地国语推行委员会也有不同作法。1968年8月台北市国语推行委员会灌制、出版了“国语注音符号标准发音唱片”。封套背面特别注明“说国语是：敬同胞、重自己、爱国家。学国文要：知国音、识国字、通国文”，做为广推注音符号使用。[10]
1951年，台湾省政府制定《山地人民生活改进办法》，在原住民族地区推行国语运动、改进原住民衣着、饮食，以及改革风俗习惯等（原住民当时被称为“山胞”，意为山地人民）。据台东县警察局警行字第一一四九一九号呈：查该圣经公会未经教育部审查核准，擅自印制布农语新约圣经，违背中华民国推行国语之政策自不应容许其印制发行。然而，政府虽说推行国语为主，但时任总统蒋中正还是有交代国防部总政治部编辑《注音台语会话》，在推行说国语运动之前，让来台的外省族群都学会用台湾话与台湾人交谈，于1959年10月出版，现已绝版。[11]
1966年，日语在台湾的影响力已大幅减弱，方言成了影响国语推行的最大因素，中华民国政府于是加强对方言的控制。目前最常被忆起的“校内禁止说方言”政策，应当是出自该年台湾省政府的《加强推行国语计划》实施办法第一条：“各级学校师生必须随时随地使用国语；学生违犯者依奖惩办法处理。”[来源请求]
1973年，教育部为“为普遍推行国语及注音识字运动”公布《国语推行办法》[12]，依照办法第2条：“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得聘请专家及热心人士，组成国语推行指导委员会，负责研究、设计、及指导事项”，所有教育单位需设立“国语推行委员会”。
1972年起，政府更规定电视台的台语电视播放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且当年的第一届国大代表提议政府制定《国语推行法》。[13]1975年台语白话字圣经被没收。1976年立《广播电视法》公布，第20条规定，“电台对国内广播播音语言应以国语为主，方言应逐年减少；其所应占比率，由新闻局视实际需要定之”。
1983年4月，教育部成立《语文法》起草小组，以“切实推行国语，保持固有国字，以防简防滥”为宗旨，着手草拟《语文法》，1985年12月公布，规定在会议、公务、三人以上场合、各级学校以及大众媒体中应以国语文行之，第二次违反者罚3000至10000元罚锾，连犯得连罚。此举引起党外省议会民代抗议，以及人权团体的反对，并延烧到立法院。虽最后取消立法，但后来有争取语言权的“还我母语运动”，如还我客家话运动。[13][14]
1987年8月，台湾省政府通令全省各国中、国小，要求不得再以体罚、罚钱、挂狗牌等不当手段处罚在校园内说方言的学生。[15]
在这“国语推行委员会”推行国语期间，各主要道路及在部落较显眼之处，皆会以大型标题“人人说国语”或“爱国说国语”及“请说国语”等看板宣传。这种单语政策，造成了相当的族群仇恨，当时在部分校园内说方言者会遭到校方以如“挂狗牌”的方式侮辱[16]，而民间则以普遍敌视不会讲台湾语言者为回应。解严后，随着民主化与本土化的思想崛起，国语运动也因而结束。
-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注 1]
- 教育部终身教育司阅读及语文教育科
德国
马丁·路德以德国南方高地方言所翻译的基督敎德语圣经促进了标准德语的逐渐形成。1862年俾斯麦出任德国首相，订定严格法令，指定歌德、席勒等德国大文学家造成的“文学的德语”。[17]1870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开始了规模空前的语言民族化运动。1885年布拉文旭绥特博物馆馆长李特尔创立了德语普通话协会提倡国语纯化和德国化，宣扬国语是国民精神之发现，国民团结之纽带，排除德语中的外来语。至1910年，该协会已拥有324个支部，35000名会员。德皇威廉二世即位后，甚至把德国宫廷菜谱由法语改为德语，并赢得全国所有宴会的模仿。
日本
1867年，前岛密作《汉字御废止之议》，向德川庆喜建言废止汉字，代之以日本国字。[18]明治维新时，由于日本各地语言无法沟通，严重影响政府施政[19]，如前岛密曾表示各地没有办法沟通，使得设立邮政难以执行，涩泽荣一更指出无法和当地民众沟通造成许多难题[20]。文部少丞西潟讷感叹因各地语言不通导致政令、教育无法通行[19][21][22]。1894年，公费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语改変主义者上田万年有感于欧洲诸国标准语统一，作了题名《国语与国家》的讲演，首先提倡日本需要有一套共通的语言，才能彻底解决各地无法沟通的问题，之后他就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并致力于编订日本标准语和假名统一的工作，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机关“国语调查委员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语辞典》。国语调查委员会在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标准语选定调查，提交了《音韵调查报告书》、《口语法调查报告书》、《疑问假名遣》，编纂了《送假名法》、《口语法》、《疑问假名遣》。东京方言因是政府机构所在，被选为标准语，并以山手地区为基础[23][24][25]。
经过整合、编辑音韵、语汇后，明治政府于1900年宣布完成日本标准语读音编写，1902年下令所有公文一律以日本标准语书写。1904年起在小学推出国定教科书‘寻常小学読本’中使用新编成的日本标准语读音，这一致读音的教材成为现代日本标准语发音的基础[19][26]。
1913年日本政府公布了以东京语为基础的《口语法》，并实行“标准语励行”、“方言扑灭运动”等措施，除了进行惩罚政策，自1926年（大正14年）起也进行全国日本标准语广播，在全日本进行标准语广播，从生活、教育、全面推行日本标准语成为全日本的唯一语言[27][28][29]。
二战后学校改以奖惩方式，以“言叶球”、“统计卡片”等不同方法对说方言的学生进行奖惩。而说日本标准语的学生或班级则颁发“学级表彰札”或“个人表彰状”进行表扬[29]。
在原属琉球国的冲绳县，在二战前一度禁止学校使用琉球语（冲绳语），校园说琉球语者，轻则会遭到校方以挂上写上“冲绳辩”字样“方言札”的方式侮辱。
日本政府对阿伊努人、琉球人采取强制的同化政策，甚至一度禁止使用琉球语。琉球语现已面临濒危处境。[30]阿伊努语的情势也不容乐观。
其他国家和地区
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待少数民族语言和本土方言比较粗鲁，后来当人们有了意识后，才开始去保护。
注释
备注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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