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名期刊，请见“翻译研究_(期刊)”。翻译研究（英语：translation studies），或称翻译学，是一门跨领域学科，有系统地研究笔译、口译、和本地化之理论、描述、和应用。翻译研究从多种支援翻译的研究领域借用了许多事物。这些领域包括比较文学、计算机科学、史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和词汇学。
翻译研究一词是由阿姆斯特丹的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尔姆斯于其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1]中提出的，这被视为对此学科的基础陈述 [2]。一些英文作者偶尔会使用“translatology”来描述翻译研究（更罕见的是“traductology”），相对应的法文是“traductologie”（如法兰西翻译学会—— Française de Traductologie）。传统上，欧洲会把口译放在翻译研究中（如欧洲翻译研究学会——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而在美国，更偏好的用法是“翻译与口译研究”（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如美国翻译与口译研究协会（America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
历史
综观历史，翻译研究一直是规范性的（prescriptive，告诉译者如何翻译），甚至到了讨论翻译并非规范性一事，会被视为与翻译无关的地步。举例来说，翻译研究的史学家回溯早期关于翻译的西方思想时，会将西塞罗对自己如何透过将希腊文译为拉丁文，以精进其演说能力的注解，视为滥觞——这是耶柔米之后称为意义对意义翻译的早期描述。在更早几世纪前的埃及，对口译者的描述性历史是由希罗多德所提出，这多半不被视为翻译研究——据推测这是因为其中并未告诉译者如何翻译。在中国，对于如何翻译之讨论始自汉朝对佛经的翻译。
1958 年，于莫斯科召开的第二届斯拉夫大会上，对于翻译该采用语言学方法还是文学方法的争论达到了高峰，以致于出现应将翻译视为独立学科以研究所有形式的翻译之倡议，而不是将翻译完全置于语言学研究或文学研究之内。[3] 在 1960 年代的美国大学中，例如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翻译研讨置于比较文学之下。[4] 1950 与 1960 年代间，对翻译的系统性、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研究开始兴起。1958 年，法国语言学家 Jean-Paul Vinay 和 Jean Darbelnet 对法文和英文进行了对比性的比较。[5] 1964年，Eugene Nida 出版了《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这本手册讨论了圣经翻译，在某些程度上受到了 Harris“转换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的影响。[6] 1965 年，John C. Catford 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翻译理论化。[7] 到了 1960 年代与 1970 年代早期，捷克学者 Jiří Levý 与斯洛伐克学者 Anton Popovič 和 František Miko 致力研究文学译者的风格。[8]
这些开创文学翻译研究的事迹，都收录在 1972 年于哥本哈根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上，James S. Holmes 所发表的论文里。在这篇名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中，Holmes 建议收拢散于各处的学科，为翻译领域设一类别。1995 年，Holmes 所提出的“地图”见于 Gideon Toury 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译《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9]
1990 年代之前，翻译学者—尤其是规范学派（prescriptive）、描述学派（descriptive，亦称描写学派）和目的论学派（Skopos）的学者—倾向成立专门的思想流派。自1990 年代开始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翻译学科开始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并行不悖，不但相互借鉴研究方法，也参照其它学术学科。
思想流派
就研究层面来说，主要的思想流派倾向将重要理论概念收拢起来，大部分概念都成为争论的焦点。
1950 和 1960 年代期间，翻译研究者都倾向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获致“对等”（equivalence）。“对等”一词有两个独特的意义，对应到不同的思想流派。在俄罗斯的传统中，“对等”通常是一对一的对应，介于语言形式中、或介于严谨的科技词汇或词组里，因此“对等”会与一系列的“取代”相对。然而，在 Vinay 与 Darbelnet 等学者取自 Bally 所代表的法国传统里，“对等”是相同的功能值所获致之成品，通常这需要在形式上有所改变。 Catford 于 1965 提出的对等见解，亦属法国传统。到了 1970 年代间，俄罗斯学者采用了更广泛的“对等”概念，取语言转换（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所导致之物作为对等。
如 Fedorov (1953) 和 Vinay & Darbelnet (1958) 所述，对于对等的讨论多伴随着“翻译方案”（translation solution，亦称步骤 (procedure)、技巧 (technique)、或策略 (strategy)）一起讨论。1958 年，陆殿扬（Loh Dianyang）的《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Translation: I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借鉴了 Fedorov 和英语语言学家的想法，针对中英翻译提出了翻译方案之分类。
在这些传统中，获致对等方法的讨论通常是规范性的，且与译者的训练有关。
“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是 Toury 于 1995 出版《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译《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时所创建的词汇，用来建构经验法则的描述性学科，以填补 Holmes 的地图。科学方法可用于文化产物的想法，由俄罗斯的形式主义者在 20 世纪初提出，之后被比较文学的多名学者再次阐明。现在科学方法应用于文学翻译上。其中一部分是 Even-Zohar 于 1990[10] 年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theory of polysystems），其中指出，翻译文学会被视为接收方或目标文学系统的子系统。Gideon Toury 根据他的理论，表示在以研究为目的时，考量译文是否为“目标文化的事实存在”是必要的。讨论文学翻译时，“操控”（manipulation[11]）和“赞助人”（patronage[12]）等概念也同时开展。
目的论是翻译理论的另一个典范转移，可追溯至 1984 年的欧洲。那年德国出版了两本书：一是 Katharina Reiss（亦拼写为 Reiß）和 Hans Vermeer 合著的《翻译通论基础》（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13]一是 Justa Holz-Mänttäri 所写的《译者行为》（Translatorial Action，德文书名为 Translatorisches Handeln）。[14] 这两本书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这理论表示，达成译文该有的目的最为重要，甚于“对等”。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指出，在翻译研究上还有发展的空间。André Lefevere 在其编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book）中对此有所描述，他与其他学者如 Susan Bassnett 也快速呈现了翻译研究和其它领域及概念的交流，包括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15]及文化交流等。
“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概念在极大程度上来自霍米·巴巴对 Salman Rushdie 之解读，这记录于前者的《文化地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中。[16] 文化翻译是文化研究里的概念，用以表示在所指涉的文化中，不管是语言上的、或其它方面的转化过程。这概念使用了语言上的翻译，作为分析文化里的转化与交流之工具或隐喻。“但是，尽管翻译拉近了不同文化，但翻译中一定会在文化间造成形变。”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澳门理工学院的胡庚申教授发展的研究方向。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会涉入文化间的适应与选择过程，进而专注在翻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译者的中心角色。其核心概念为“译者中心”（translator-centeredness）、“生态平衡”（eco-balance）、以及翻译即“文本移植”（textual transplants）。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translatology Research）已针对生态翻译学举办了五次讨论会，并于 2011 年创立了《生态翻译学学刊》（Journal of Eco-Translatology）。[17]
探究领域
译史研究（translation history）关注的是译者身为专业人士与社会族群的历史，也关注翻译历史在文化的发展、互动、甚至消亡时的指标意义。关于译史的部分原则，已由 Lieven D'hulst[18] 和 Pym 提出。[19] 译史研究的主要专案包括牛津英文文学翻译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和法文翻译历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Histoire des traductions en langue française）。
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文选已由 Robinson (2002)[20] 编纂，收录人物至尼采为止；法文理论（1748–1847）由 D'hulst (1990)[21] 编纂；西班牙文由 Santoyo (1987)[22] 编纂；波兰文（1440–1974）由 Edward Balcerzan (1977)[23] 编纂；中文由张佩瑶 (2006)[24] 编纂。
翻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包括了译者是谁、和译者工作型态（工作场所研究）的研究，及何种翻译资料可以用来解释语言之间的思想流动。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专注于发生在殖民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翻译，或介于众多前殖民地之间的翻译。[25] 它们从根本上质疑“翻译在完全分离的文化和语言之间发生”的假设。
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研究译者性别方面之事、[26]译者翻译的文字所呈现的性别本质、[27]也许与性别相关的翻译过程、以及用来描述翻译的性别隐喻。早期研究者有 Luise von Flotow、Sherry Simon 和 Keith Harvey[28]。
在伦理道德（ethic）领域中，Antoine Berman 和 Lawrence Venuti 发表了许多与众不同并引起诸多讨论的论文，但这些论文均同意以下观点：翻译时应强调译入语和译出语、译入文化和译出文化的不同。两人都对“文化上的差异〔……〕能最好地保存〔……〕差异性”该如何达成感到兴趣。[29] 在之后的研究中，学者使用了 Emmanuel Levinas 的道德伦理和主体性的哲学著作。[30] 鉴于对他著作的多种诠释，在翻译的道德伦理研究中，他对伦理责任的概念有着多种结论。有些研究假定翻译本身在道德上是有疑虑的；而其它研究则认为作者或文字与译者之间的关系，是更人际间的，因此翻译是平等、交互的过程。
与这些研究相映成趣的，是对译者责任的普遍认可已有所增加。许多笔译者与口译者都被视为区域政治冲突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如何从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判断中独立出来，以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式工作，已成为问题。研究导出的结论，是笔译者与口译者不但被视为语言的传递者，还是社会与政治运动者。[31]
一般咸信，伦理规范（ethical code）提供了部分指引原则，以降低不确定性、提高专业水准，这在其它学科中已有所述（例如军医伦理规范或法律伦理规范）。然而，在翻译研究中对于伦理道德的概念尚无清晰的认知，因此对于此规范的意见形成，还有极大的差异。
影视翻译研究（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 AVT）关注的是声音和（或）影像环境下的翻译，包括电影、电视、电玩、和一些现场活动，例如歌剧。[32] 这领域中各项研究的共同起源，是翻译会在多符号系统（multiple semiotic system）中发生，要翻译的文字（多符号文字—— polysemiotic text[33]）会透过不只一种符号频道来传递讯息，亦即不仅仅透过书写或语言，也透过声响和（或）画面来传递。[34] 此研究下的翻译模式有字幕（subtitling）、配音（dubbing）、和旁白（voice-over），但在歌剧或戏院的现场演出中，也有歌词字幕（surtitling）。[35]
通常传播媒介的可用性研究（media accessibility studies）也被归类在影视翻译研究之下，[36]例如为全盲与弱视者准备的口述影像和听障者专用的字幕，是这类研究的主要目标。在影视翻译研究中，不同的媒体形式与翻译模式所加诸的多种条件与限制，都会影响翻译该如何进行；同时，这通常也是大部分 AVT 成品或过程的研究核心。许多 AVT 学者和从业人员都是“欧洲影视翻译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in Screen Translation，简称 ESIST）的一员。
非专业翻译（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指的是非专业译者所进行的翻译活动，这类活动通常会通过互联网进行。[37] 伴随着近年开展的科技民主化、以及互联网的盛行，这些实践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自发的志愿翻译活动已在世界各地兴起，涵盖了多种书面与多媒体产品类型的翻译。
正常来说，并未接受过翻译训练的志愿者即可加入，但受过训练的译者也可能参与其中，例如“无国界译者”（Translators without Borders）。[38]
由于每位学者对非专业翻译应具备的重要特性有不同想法，非专业翻译的描述也不一而足。O'Hagan 使用的是“用户产生的翻译”（user-generated translation）[39]、“汉化组”（fan translation）[40] 和“社群翻译”（community translation）。[37] Fernández-Costales 和 Jiménez-Crespo 倾向使用“协同翻译”（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41][42]，而 Pérez-González 称之为“新手翻译”（amateur subtitling）。[43] Pym 认为，非专业翻译与专业翻译的基本差异，在于金钱上的报酬，因此他建议称为“义务翻译”（volunteer translation）。[44]
最受欢迎的几种非专业、且由爱好者控制的翻译活动，有“字幕组”（Fansubbing）、“配音组”（Fandubbing）、“ROM 骇客组”（ROM hacking）或“游戏汉化组”（ fan translation of video games）、以及“扫描组”（Scanlation）。这些实际活动多半有着强而有力、凝聚力十足的爱好者基础；而更大型的非专业翻译专案常使用“众包”（crowdsourcing）模式，由公司或组织所控制。自 2008 年起，Facebook 已透过众包让用户翻译其网站，而 TED 大会则设立了开放式翻译专案（Open Translation Project）[45]，让志愿者使用 Amara[46] 平台在网络上建立 TED 演讲的字幕。
本地化研究（localization，又称“在地化”或“本土化”）关注的是当代语言产业的翻译，在语言之间采用技术文字（即“进行本地化”），然后修改、以符合特定的“地区设定”（locale，即透过语言类型及多种文化变因所定义的目标地区）。本地化多半与软件、产品文件、网站、和电子游戏有关，在这些领域中，科技元件是关键。
本地化有个关键概念，称为“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国际化过程中，产品中带有特定文化象征的事物会被去除，以便同步本地化成多种不同的语言。
口译研究（Interpreting Studies）多半与翻译研究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似性，两者都包含了从一个语言转换到另一个语言的过程。的确，口译活动长期被视为翻译的特别形式，一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引入科学方法后，口译研究才逐渐从翻译研究中独立出来。虽然口译研究大量使用翻译研究的理论架构，[47]但前者一直专注在口译活动的实务与教学法上。[48] 这让口译研究稳健地从翻译研究中解放出来，同时，跟后者一样根基于跨领域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出独立的理论架构。口译研究已经发展出数种方法，也经历过多次典范转移，[49]引领至最近的口译者、口译工作、和口译环境之社会学研究。
前景
翻译研究已随着翻译学校和大学翻译课程的成长，而有所发展。1995 年针对 60 个国家的研究指出，大学以上开办的翻译或口译课程，已高达 250 个。[50] 到了 2013 年，同一个数据库显示提供翻译训练的机构已经超过 501 所。[51] 同样地，翻译学术研讨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翻译期刊、和翻译相关的出版品也有所增加。翻译的能见度也促成许多国家及国际翻译研究学会之成立。2016 年 9 月，有十所相关机构成立了“国际翻译与口译研究学会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Translation and Intre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s，简称 INTISA）。
在这学科中，成长中的多种典范被认为是冲突的可能来源。早在 1999 年，于西班牙维克大学（University of Vic）举办的“笔译及口译人员训练：千禧年新方向”论坛（Vic Forum on Training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New Directions for the Millennium）中，非本质主义者和经验方法之间就因为概念性鸿沟进行争论。与会者 Rosemary Arrojo 和 Andrew Chesterman 明确为两种方法寻求共识。[52]
正如大多数已发展的理论都是透过和其它学科—如语言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哲学、社会学、或历史编纂学—交流之后，才得以成长；由此可知，跨领域已使建立了新的典范成为可能。同时，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存在的学科，也可能导致这学科碎片化。[53]
第二个冲突来源来自于理论与实务的鸿沟。早期的规范主义给描述主义和理论化提供了空间，专业人士认为翻译研究的应用性并不高。同时，大学的研究评量并不太看重（如果有一丁点看重的话）翻译实务。[54]
翻译研究有拓展研究领域的趋势，且这趋势应会持续下去。根据 Roman Jakobson 的论文所述，这一点延伸到适性研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adaptation studies）、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符号系统间的翻译（translation between semiotic systems，例如从影像到文字到音乐）、以及翻译作为所有诠释类型及进而作为所有理解的类型。
参见
- 欧洲翻译研究学会
- 目的论
- 翻译
- 翻译批评
- 翻译专案
- 翻译学者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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