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特尔-帕克斯效应(Little–Parks effect),或利特尔-帕克斯实验,是由威廉·A·利特尔和罗兰·D·帕克斯于1962年完成的一个超导实验[1]。在实验中,超导空心薄壳圆柱体被置于不同强度的磁场中。利特尔和帕克斯观测到空心圆柱体的电阻随磁场强度变化而振荡。利特尔-帕克斯实验说明了BCS理论中库柏对假设的重要性[2],而且验证了类磁通(fluxoid)的量子化[注 1][5]。
历史
1950年,弗里茨·伦敦在他的文章中定义了类磁通 :
其中 为传统意义上的磁通量。弗里茨·伦敦提出在多连通的超导体中,类磁通的取值离散,且为 的整数倍[6]。
当时弗里茨·伦敦假设有效电荷e*的大小为e;但在1961年,Deaver 和 Fairbank 的实验将磁通量量子确定为,即 实际上是 [7]。这一结果展示了超导电子的配对[8]。
然而,因为 Deaver 和 Fairbank 使用的是外壳较厚的空心圆柱体,所以类磁通 中的 一项等于零,即无法区分 和 [5]。1962年,利特尔和帕克斯制备出薄壳空心圆柱超导体,发现样品在超导转变温度附近的磁阻随磁场的变化而振荡(其周期相关于磁通量量子 ),间接证实了类磁通 的量子化。
实验
利特尔和帕克斯在文章中描述的样品制备方法是:首先,将一滴G.E. 7031水泥置于两根电线的末端后,迅速将两根电线拉开至一臂的距离。经过反复尝试,直径约为一微米的丝线可被拉制出来。接着,丝线被固定于一个凹槽中匀速旋转,运用蒸镀可以在丝线上沉积出均匀厚度的金属薄膜。因为薄于900 Å 的锡在水泥表面无法形成完整连续的薄膜,所以还需先在表面沉积厚度为25 Å 的金薄层。在此基础上,厚度为375 Å 的锡薄层被成功地生长出来。[1]
伦敦方程预言了磁通量的量子化,但无法得出利特尔-帕克斯效应。对利特尔-帕克斯效应的分析需要用到金兹堡-朗道理论或BCS理论。超导空心薄壁圆柱体的转变温度 Tc 可由下式给出[1][5]:
其中 R 为圆柱体的半径,n 为任意整数。
然而,利特尔和帕克斯没有去直接测量 Tc,只通过测量电阻间接地说明了 Tc 的周期性行为[1]。之后的理论分析[9]在考虑了其他各方面因素对 Tc 的影响后,较为令人满意地解决了一系列关键问题,成功地将理论和实验联系在了一起。
应用
利特尔-帕克斯效应被广泛地作为对库柏对机制的一种证明,例如应用在对超导体-绝缘体转变的研究中[10][11][2]。这里的难点是如何将利特尔-帕克斯振荡和其他效应分离开。
注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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