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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南（1947年—），中华民国人类学家、政治人物，民主进步党籍。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
1970年，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毕业。
1976年，提出有关清代台湾汉人移民社会的土著化理论，开启台湾史研究的新典范。
1981年，以人类学的观点提出长久以来被过度宣扬的吴凤神话之质疑和批判，影响了后来的原住民觉醒运动。
1984年，提出汉人传统家族制度的房系模式，建立本土人类学研究的基础理念。
1989年，前后专注东西方社会型态的比较研究，提出传统中国的“家国”观念逻辑，并针对当代台湾社会政治的发展提出“公民社会”与“公民国家”理念。
1993年，李登辉总统任内与支持下，陈其南以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为中心提出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开启以“文化艺术”凝聚地方认同、培植在地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触发了台湾地方社会的强烈动能，影响至今。值得一提的是，李前总统推动民主化的同时，心系的是借由文化的力量来凝聚台湾人民的认同意识、建立共同价值，更进一步影响国家的政治图像及国际地位。其中包括1994年对原住民族的正名、1998年公共电视台的开播等，都反应了李前总统对多元文化、民主意识的理想。后来这项社区运动在台湾蔚为风潮，成为近代台湾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运动的一项特色。[1]
1990年代，行政院文建会为中心提出影响深远的社区总体营造理念与政策逐步在台湾各社区施行，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的文化与社区社会重建工作，后来这项社区运动在台湾蔚为风潮，成为近代台湾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运动的一项特色。
2002年，在行政院政务委员任内，为国家发展重点计划首次提出“文化创意产业”的观念，并规划艺术、设计与媒体产业等新经济部门的发展策略。同时也专注于新的社区营造条例、原住民自治法、语言发展法和文化资产保存法等文化与族群法案的制定和修订。
2004年，在文建会主委任内积极推动文化公民权、公民美学和地方生活学习中心的设立。
2014年，担任台北市市长当选人柯文哲文化局局长遴选委员会召集人期间，针对柯文哲办公室举办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遴选的黑箱作业争议，公开《文化局遴选委员会召集人给柯P的个人报告》，批评柯文哲选前宣示承诺和实际作为明显有落差。
2018年，被任命为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2]，上任即主张“故宫台湾化”[3][4][5]；陈其南受访时指出，“故宫台湾化”就是要让台湾人能接受故宫是台湾的，而不是只是文化上的“飞地”，国立故宫博物院于民国三十八年迁台，任何类似的迁移都会很自然地“土著化”，他认为“土著化”有人类学上的意义，任何“移民社会”都会随着时间推移将原乡文化与生活的土地结合，自然而然“变成这里的人”形成在地文化并落脚生根，所以故宫台湾化就是让故宫由“飞地”的状态，进一步能让台湾人都接受故宫[6]。此外，他主张推动故宫北院闭馆三年扩建以及将部分文物迁往中南部的“新故宫计划”[7]。他的相关论述遭到泛蓝阵营与中国网民激烈批评，亦引起台湾社会议论[8]
2019年，赖清德内阁总辞，陈其南卸任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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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 书名 | 出版社 | ISBN |
|---|---|---|---|
| 1986年 | 《文化的轨迹》(上)/(下) | 允晨文化 | ISBN 9789578983076、ISBN 9789578983007 |
| 1987年 | 《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 | 允晨文化 | ISBN 9789579027823 |
| 1990年 | 《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 | 联经出版 | ISBN 9789570801149 |
| 1992年 | 《公民国家意识与台湾政治发展》 | 允晨文化 | ISBN 9789579027694 |
| 1997年 | 《传统制度与社会意识的结构：历史与人类学的探索》 | 允晨文化 | ISBN 9789579449670 |
| 2006年 | 〈房と伝统中国家族制度：西洋人类学における中国家族研究の再检讨〉《中国文化人类学リーデイングス》 | 冲縄国际大学文学部社会科 | ISSN 02870681 |
| 2010年 | 《消失的博物馆记忆：早期台湾的博物馆历史》 | 国立台湾博物馆 | ISBN/ISSN 9789860217582 |
| 2010年 | 《台．博．物．语：台博馆藏早期台湾现代性记忆》 | 国立台湾博物馆 | ISBN 9789860220520 |
| 2014年 | 《屏东县志绪论篇：地方知识建构史》 | 屏东县文化局 | ISBN 9789860424652 |
| 2020年 | 〈台湾“南岛问题”的探索〉，张隆志编《岛史的求索》（台湾史论丛） | 台大出版中心 | ISBN 9789863504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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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建立，从 1980 年代以来，有“土著化”和“内地化”二种不同的架构，来讨论清代传统汉人社会在台湾的型构，及其与国家权力、族群分类之间的关系[9]。浊大计划期间，对于台湾汉人社会拓垦史的研究，即有本土化的概念，后人类学家陈其南采用土著化代之。几乎同一时间，历史学家李国祈提出内地化的概念，两者出发点不同而引起讨论[10]。
内地化的角度是从中国来看台湾的汉人社会，汉人到了台湾以后的移垦社会，从与中国的汉人社会不一样发展到与之相似[10]。李国祁[11][12]提出台湾移垦社会的转型，是一种内地化运动，即台湾的社会变迁以中国本部各省的社会型态为目标，转变成与中国本部各省完全相同的社会，且清廷推行内地化政策，包含抚番、拓垦与设官分治，使台湾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与内地相同，成为文治社会[9]。
土著化从台湾来看，中国汉文化延伸到台湾后，发展出和中国有差异的特质。陈其南于1987年出版《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一书，回应李国祈对于汉人移民台湾的内地化论点，并重新主张自己的土著化论点，透过社会群体构成法则的变迁来解释台湾汉人社会在台湾本土土著化的过程。书中陈其南以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角度，就政治、社会控制、经济结构、土地制度等面向，分析台湾汉人社会的原初状态，认为开垦组织与土地所有制的建立，如垦首制，是移民社会的早期型态；分类械斗问题是中期的代表，如从祖籍械斗转变为新社会群体意识的械斗；而宗族与村落组织的确立则在晚期，如信仰方面发展出跨越祖籍的祭祀圈，宗教活动则由过去返唐山祭祖的方式，转变为在台立祠独立奉祀。以上1860年代台湾乡村社会组织型态，正从移民社会转变为土著社会[13]。
翁佳音于书评中认为，《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一书中有多处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架构不全面，不符合史学所重视的个体特殊性与实证，书评也不赞同关于台湾与南洋华侨移民心态的对比[13]。另陈孔立认为，土著化或内地化都只讨论单向，而没有双向的互动，而提出“定居化”[14]的概念[10]。以上土著化与内地化的争论虽然对1980年代以后台湾历史社会研究有一定的影响，目前仍尚无定论，有待后续讨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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