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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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布雷希特·西奥多·埃米尔·冯·罗恩伯爵（德语：Albrecht Theodor Emil Graf von Roon，1803年4月30日—1879年2月23日）是普鲁士王国与德意志帝国的一名陆军元帅和政治家，于1859年至1873年期间担任普鲁士战争部长。与奥托·冯·俾斯麦和赫尔穆特·冯·毛奇同为1860年代普鲁士政府重要的军政领袖，并领导了该国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进行的三场战争，最终完成对德意志地区的统一。
罗恩出身于东普鲁士容克贵族，于1821年加入普鲁士军队，1836年配属于总参谋部，曾于1848年革命期间参与对巴登大公国叛乱的镇压活动，引起时任皇太弟与镇压军总司令威廉亲王（1861年后登基为普鲁士国王）的注意，并成为其左右手。威廉亲王委托罗恩为普军制定军事改革，其带有自由派、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在减少国土防卫队作为后备军的同时，维持正规军的三年役期制，并增加了征兵员额。1859年威廉亲王摄政后，罗恩被任命为战争部长，两人原试图与众议院谈判以批准改革所需预算，但受自由派把持的议会所拒，罗恩拒绝了军事内阁长埃德温·冯·曼陀菲尔男爵对众议院发动政变的主张，追求在不破坏宪政制度的前提下实行军事改革。
罗恩支持小德意志主义的俾斯麦，并提倡与自由派合作，然而在争取未果后，俾斯麦转而利用“宪法漏洞说”实施无预算统治，使军事改革得以实现，为普军得以在三次统一战争中获胜起到重要作用。威廉一世曾就罗恩、毛奇和俾斯麦三人的贡献评价道：“罗恩铸剑、毛奇用剑，俾斯麦则透过外交防止他国干涉，才有了普鲁士今天的胜利”。
罗恩出生于普鲁士王国普洛伊萨根[3]，其出身并非来自著名贵族家庭，最早是来自荷兰的资产阶级[4]，移居普鲁士后成为容克地主中的贫困贵族[5][6]。罗恩的父亲是一名普鲁士军官，但在罗恩10岁时于拿破仑战争中战死[7][8]，而母亲同样来自普鲁士军人家庭[5]。罗恩在普洛伊萨根虔敬主义的环境中由祖父扶养长大[6][8]，至1816年13岁时进入库尔姆的普鲁士军事学院就读，1821年被授予少尉军阶配发至库尔贝格的第14步兵团（即波美拉尼亚第3步兵团）服役[5][9][7][8]。1824年，罗恩进入柏林普鲁士战争学院深造[7]，于1826年毕业，随后担任军事学院的教官[7]，在任期间还写了几本关于军事地理的书，如《欧洲国家军事概述》（Militärische Landerbeschreibung von Europa）[5][7]。然而由于罗恩对普军的现状极度不满，于1832年放弃教职回到原本的步兵团服役[8]。1835年任第7军参谋长，此时的罗恩已因在地缘政治学与军事地理学著作方面的成就而声名鹊起，而他也全心投入于军事学术领域，撰写大量军事改革题材的论著，还在欧洲考察多年[8]。1836年，罗恩晋升上尉，并被发配至总参谋部[9][10]。1842年，晋升少校，担任战争学院讲师[7]。1844年，罗恩被任命为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二弟卡尔亲王之子）的军事事务私人家教，与王室成员建立了关系[10][11]。
1845年，罗恩担任第8军的参谋军官，后来的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也曾于该单位担任参谋[9]。1849年，罗恩任第8军参谋长[9]，并于同年随着该集团军进行了对巴登大公国自由派人士叛乱的镇压行动，镇压部队由威廉亲王（后来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指挥[9][12][11]，由于表现优异，罗恩被授予三级红鹰勋章[8]，并日后成为威廉亲王身边的亲信之一[13]。1850年，罗恩晋升中校，并被任命为驻托伦的第33后备步兵团团长[13]。1851年，晋升上校，并随团调往科隆。科隆离威廉亲王在库尔贝格的行宫很近，从那时开始威廉亲王就经常造访[14]。1856年，罗恩晋升少将[9]。1858年6月25日，被封为医院骑士团骑士[15]。翌日，奉威廉亲王之命开始起草军事改革案[15]。
当时的普鲁士征兵制度由1814年兵役法规定，凡20岁以上的男子均要于正规军服三年的常备役、于预备役服役两年[11][16]。预备役期结束后，再根据1815年的《国土防卫队条例》，于国土防卫队服役至39岁，该部分为第一梯队（25至32岁）和第二梯队（32至39岁），前者将于战时与正规军编组为野战军作战，而第二梯队则负责戍防要塞与后勤事务。预备役和国土防卫队仅在战时才会被动员，在承平时期仅参加定期的军事训练、过着平民生活。正规军与国土防卫队两者各自为独立军队，互不从属[17]。
然而，此制度实际营运却存在许多问题。先是财政状况使正规军中的三年役期必须缩减至两年或两年半[18]。另外，尽管普鲁士人口增加（1817年为1000万，1857年为1800万），但每年征兵人数仍固定为4万人，显示大量的年轻役男用各种方式规避征兵。若实施战时动员，39岁以下的应召者即使已结婚成家，仍将离开家庭和工作到州政府服役（其家庭将可能获得经济补贴），反而最适合服兵役的未婚青年只要不被征召就能继续享受平民生活，这被认为是极大的不公[19][20]，且国土防卫队的年龄段较高、已婚人士众多，职业军人高度怀疑其军事能力与士气[17]。此外，由于国土防卫队内部充斥强烈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使得奉行专制主义的威廉亲王对其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感[21]。
威廉亲王认为军事改革迫切在即，于1858年6月要求罗恩提交一份草案，后者于7月完成，提出了以下建议：一、将国土防卫队第一梯队纳入正规军麾下（后备军）、二、维持三年兵役制度以增加义务役的兵员数、三、增设军事学院[22]。另一方面，隶属于陆军组织部的克劳塞维茨中校（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中将的侄子）表示，从财政上来说不可能维持三年的役期，因此应降至两年，而预备役役期增加一年，他还建议国土防卫队应该作为一支独立且专门负责防御工事，而不要将其视作一支野战军，此提议得到战争部长弗里德里希·冯·瓦尔西的支持，并作为该部提案呈交威廉亲王[23]。
然而，威廉亲王坚持要保持三年的服役期，并支持罗恩的提案。1858年10月9日，威廉亲王被封为摄政王，有了管理普鲁士王国的权力，随即解散奥托·特奥多尔·冯·曼托费尔的内阁，建立了由自由主义保守派组成的“新时代”内阁。古斯塔夫·冯·博宁被任命为战争部长，该人因其军事现实主义而获得此任命，但其同时具备自由主义的倾向，因此很快便与威廉亲王发生冲突[24]。1859年1月，威廉亲王通知战争部长博宁，即使需要大量预算，他也将支持罗恩的改革方案[24]。然而，博宁认为，国土防卫队的改革应只限于将其排除于野战军之外，也担忧若削减太多国土防卫队的独立性将破坏公众对军队的信心，且博宁同样认为财政考量上不可能维持三年的兵役制，他主张将役期订为三年，但应实行冬假制度，如此一来实际役期为两年半，这使威廉亲王极为不满[25]。除此之外，博宁也与威廉亲王的军务顾问、军事内阁长埃德温·冯·曼陀菲尔男爵就人事权发生争执。1859年7月，威廉亲王根据后者的建议颁布法令，拒绝允许战争部长干预国王（实际为军事内阁长）与军队之间的人事权[26]，此举使战争部长仅存掌管军事预算的副职作用[27]。同年8月，威廉任命罗恩担任战争部委员，令博宁感到自己遭到排挤，而作为反击，后者出席当年的国家议会，在会上反对罗恩的改革方案，但曼陀菲尔却在会上支持罗恩方案，并直接表明反对博宁的作法[28]。博宁在来自两方的压力夹击下，于11月28日辞去战争部长职务，由罗恩继任，其军阶也晋升为中将[6][9][27]。此外，1861年普鲁士海军部成立，罗恩以战争部长身份兼任海军部长，直到1874年德意志帝国海军成立后另外改组[2]。
罗恩就任战争部长后立即试图推动威廉亲王的军事改革（维持三年役期、增加征兵员额、新建团级单位、将国土防卫队第一梯队改为后备军、增加军事预算），但众议院自由派力量虽然承认为德国统一需要扩军，但认为长期服役侵犯国民经济的自由，并批评削弱国土防卫队是企图剥夺军队的公民成分以加强王权（1848年革命后普鲁士自由派便一直有着“没有国土防卫队就没有宪法”的传统[29][30][31]）。由此，1860年1月12日召开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同意实施军事改革以及增加征兵人数，但反对三年役期、分离国土防卫队与野战军与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等议题[32]。由于军事改革属国王的统帅权范畴内，而议会仅处理预算问题，因此罗恩向议会提交临时法案，希望获授权拨款900万塔勒。然而，自由主义派在众议院认为这预算尚不足以实行三年兵役制，同时也视这次机会为将军事改革预算审议从短期特别费拨款转为需要进行定期议会审议的契机，另一方面自由派也不愿过度拒绝威廉亲王，以免把他推到保守派阵营。基于上述的考量，在军事改革被视为“最终协议达成前的临时措施”的前提下，自由派于1860年5月15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获得几乎全体成员的同意，成功通过[33][34]。凭借这笔预算，罗恩解散了原国土防卫队的几个团，转而增加了正规军的团数量，也进一步增加贵族成为军官的机会[33]。
1861年1月2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去世，威廉亲王登基，是为“威廉一世”。随后众议院通过第二次临时法，同时也决议临时法仅为暂行措施，若要继续推行军事改革，就必须修改《兵役法》，而由于有关国土防卫队的改革与《兵役法》冲突，若以国王的统帅权强加执行，形同以王命修改法律。罗恩对此部：“我们将会提出修改《兵役法》的提案，但这是出于政府自己附加上的责任，而非需对议会负责”，以此对众议院施压[35]。在1861年11月和12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由主义左翼政党德国进步党赢得了352个席次中的109个席次，其他自由右派95个议席、自由左翼中央派52个席位、天主教派54个议席、波兰人政党23个席位。另一方面，保守派政党只赢得15个席次。迅速自由主义化的众议院要求成立不对国王而是对议会负责任的内阁，还试图阻止政府的军事法案[36][37][38]。罗恩对受选举结果动摇的威廉一世与内阁表示，若国王向众议院让步，军队将对国王产生不信任感，要求其采取强硬措施，军事内阁长曼陀菲尔男爵也表示相同立场，但更进一步试图发动政变，而罗恩则反对政变[39]，寻求在不破坏现有宪法体制的条件下推行小德意志主义以满足自由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抑制其革命企图、维护威权主义体制，持同样想法的还有当时的驻俄大使奥托·冯·俾斯麦[40]。恐惧自由主义者扩大的威廉一世和罗恩于1862年3月解散了众议院，罢免了新时代内阁的自由主义大臣，之后罗恩与财政大臣奥古斯特·冯·德·海特联合组成阿道夫·祖·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内阁[41][42][43][44]。
然而1862年4月与5月解散选举的结果对政府更加不利，保守派议席减少到11个，倾向与政府合作的自由主义右派和天主教派也大幅减少，而进步党拿到135个席、中央左派拿到96个席[45][46]，政府和国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仅剩下陆军为普鲁士王权的支持者，罗恩成了政府的核心[47]。1862年8月4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进步党的卡尔·特维斯滕，中央左派的弗里德里希·斯塔文哈根，海因里希·冯·西贝尔三人提出了军制改革的妥协案。至此，罗恩决定对妥协案出手，于9月17日宣布其主张，在当天国王也参加的内阁会议中，其他阁僚也同意罗恩的方针，但威廉一世拒绝在三年役期上让步，表示若不实行无预算统治与军事改革，自己便退位，此一胁迫之举改变了阁议的风向，除了海特财政大臣外，几乎所有阁僚（包含罗恩）都同意了威廉一世的主张。罗恩因此于9月18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撤回之前的主张，使得众议院在19日的会上否决了妥协案，决定和政府彻底对抗[48][49]。事实上，负责协调内阁的财政大臣海特也反对无预算统治，随即辞职，至此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内阁已事实上崩溃[50]。罗恩希望时任驻法大使俾斯麦继任首相，9月20日，罗恩自行对巴黎的俾斯麦发出一封“拖延很危险”、“迅速行动”（Dépêchez-vous）的电报[51][52][50][53]。9月22日，俾斯麦与威廉一世会面时表示即使无预算统治也要推动军事改革，后者便任命其为首相[54]。
俾斯麦成为首相后试图煽动自由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于9月30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表“铁血演说”，但自由主义者反应冷淡，罗恩也评价此演说对已方阵营并无好处，纯属废话[55][56]，此后俾斯麦和罗恩决定对自由主义者让步，试图提出将正规军兵员分为志愿役与役期2年的义务役，且若支付一定费用还可免服兵役，两人试图将此法案提交众议院，但被受曼陀菲尔意见影响的威廉一世否决[57]。未能成功拉拢自由主义者的俾斯麦后以“宪法漏洞说”为基础实施无预算统治[58][59]，而自由主义者则批判此为违宪，开始了宪法斗争，对此俾斯麦和罗恩试图通过小德意志主义统一德意志的方式、激发自由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来解决。
普鲁士以小德意志主义路线开展统一战争，期间罗恩与军事领袖总参谋长毛奇和首相俾斯麦曾多次发生意见上的冲突。第一场战事为1864年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爆发的“普丹战争”。丹麦军固守于迪布尔（Dybbøl）的要塞中，总参谋长毛奇认为攻克需付出过多牺牲而反对进攻，罗恩和俾斯麦则持相反意见，两人试图透过攻克此要塞来制造舆论，令国内的宪政斗争导向己方有利的局面，而曼陀菲尔则试图将此事作为发动军事政变的契机[60]。迪布尔要塞陷落后，曼陀菲尔称“当前的问题是国内的迪布尔要塞”，主张对众议院发起政变[60]，且对丹麦战争胜利后，俾斯麦反对对奥地利帝国采取敌对政策，主张和奥地利组成反革命的同盟[61]，以及由于首相与战争部长过于接近，进而削弱国王的统帅权，使得俾斯麦与罗恩逐渐为曼陀菲尔所敌视与警戒[60]。1865年5月，罗恩和俾斯麦说服了威廉一世，将曼陀菲尔任命为石勒苏益格总督，相当于从中央被排除出去[61]。
普丹战争结束后，普鲁士与奥地利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而逐渐对立，最终于1866年6月爆发普奥战争，罗恩在这场战争中晋升为步兵上将[7]。根据6月2日开战前威廉一世的敕令，总参谋长毛奇可以绕过战争部长对全军下令，罗恩因此对战争的介入因此受限[62]，但即使如此后者也多次与俾斯麦结盟，和毛奇对立，例如毛奇曾试图针对和奥地利结盟的南德意志国家投入两个集团军，罗恩和俾斯麦表示反对与阻止，两人主张为防范法国应于莱茵河布署一个集团军，则同样遭到毛奇的反对与阻止[63]。柯尼希格雷茨战役后，出现了是否要进攻奥国首都维也纳的意见，罗恩起初同意，但后来与毛奇和俾斯麦达成共识而不进攻[64]，国王威廉一世起初曾试着强行军攻至维也纳，但在俾斯麦与皇太子弗里德里希说服后，进军行动被阻止，两国谈和。
普奥战争胜利后，奥地利被逐出德意志地区，成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而兼任后者首相的俾斯麦为统一南德意志各国则挑动与法国的战争，并最终于1876年爆发“普法战争”。这场战争中，毛奇同样掌握战争指挥权，使得罗恩与其的对立更为加剧[65]，另外隶属近卫炮兵团团长的罗恩次子于色当之战中阵亡[66]。在围困法国首都的巴黎围城战中，罗恩与俾斯麦主张炮击城市，毛奇则反对[67]，最终毛奇妥协实施炮击。巴黎之后开城投降，普鲁士和阿道夫·梯也尔政府签订了停战协议。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长期兼任普鲁士首相和德意志帝国首相两职位的俾斯麦，以生病为由于1872年12月20日辞去普鲁士首相职务，由罗恩接任。1873年1月1日，罗恩正式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同时被授予元帅军阶[69][70]。事实上此时期的俾斯麦为了通过能剥夺容克贵族领主裁判权的法案，强行让普鲁士贵族院同意该法案，招致贵族院保守派的强烈不满，身为战争部长的罗恩也与其同调而批判俾斯麦[70][71]。俾斯麦认为罗恩年龄太大且只有军务经验，并不适任首相一职，但正因如此俾斯麦才让该人担任首相，致使贵族保守派在普鲁士众议院选举中大败，后者因此不得不请俾斯麦重任首相[70]。
只是还没等到普鲁士众议院选举，罗恩与保守派便受到沉重打击；1873年1月14日，民族自由党议员爱德华·拉斯克在普鲁士众议院质询普鲁士内阁首席参事官赫尔曼·瓦格纳和普鲁士商务部长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冯·伊岑普利茨伯爵关于铁路公司设立的弊案，罗恩在此事件中的应对极差，他支持瓦格纳，并批评拉斯克才是贪污者，然而拉斯克在2月7日以实名揭发了贪污的组织，彻底辩倒了罗恩[72][73]。
瓦格纳被迫辞职，罗恩于7月开始休假，11月后退出所有公务[74]。此外，在罗恩辞职前举办的普鲁士众议院选举时，保守派惨败，所以即使没有此事，罗恩估计也会辞职[75]。
晚年的罗恩深受哮喘之苦[76]，后于1879年2月23日在柏林去世[7]，葬于格尔利茨近郊生前收购的克罗布尼茨宫附近的家族墓地[77]。
罗恩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反革命主义者，在这点上与强硬派的曼陀菲尔相差无几，但是罗恩较后者更具身段，若能阻止共和制和民主主义、国民主权的话，也可以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势力合作[12]，罗恩反而认为强硬保守的复古路线会给王权带来危机，曾于1854年批评过强硬保守派[78]。另一方面，罗恩和前任的战争部长博宁与周报党代表的自由主义保守派也不一样，在罗恩看来他们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走得太近，换言之，罗恩处于强硬保守派和自由主义保守派的中间立场[78]。这与俾斯麦的立场相同，这才有了罗恩让俾斯麦当上首相的契机[79]。
罗恩性格活拨、喜欢开玩笑，威廉一世也曾评价道：与战争部长相处非常开心放松[80]。罗恩的好友罗伯特·卢修斯·冯·鲍尔豪森说：“罗恩是严谨、义务感强烈、诚实的典型普鲁士人，有着高度的智慧和组织才华、不会动摇的决心以及强大的意志力，有时他的行为急躁得令人匪夷所思，但他本质上是个单纯的人[81]。”另一方面，尽管对德意志统一作出贡献，罗恩因其保守派观点，有着强烈的普鲁士人意识，为领土型国家主义者[82]，反对剥夺各邦国的独立性，内心也强烈反对北德联邦和德意志帝国的存在[82]。
在俘虏拿破仑三世后的色当战役庆祝会上，威廉一世就罗恩、毛奇和俾斯麦三人的贡献评价道：“罗恩铸剑、毛奇用剑，俾斯麦则透过外交防止他国干涉，才有了普鲁士今天的胜利”[83]，其中罗恩是三人中最不起眼的存在，原因其军事改革是为战争所准备，而在战争爆发后即退居于俾斯麦之后[84]。尽管三人在统一战争的贡献上相提并论，但各自关系并未非常融洽，罗恩曾向俾斯麦表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代价，但为达到目的同时也应将手段正当化”，否定俾斯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作风[85]，还怀疑过俾斯麦其实并非保守派，罗恩曾对自己的外甥莫里兹·冯·布兰肯堡评论俾斯麦“跟保守派说话时总表现得很保守，对自由派则表现得很自由”[82]，毛奇则认为罗恩“过度悲观，难以共事”[86]。
罗恩毕生获得过下列勋奖章：[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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