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大火，又称长沙大火、火烧长沙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的事件，也是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历史上人为性质毁坏规模最大的火灾。因应中国抗日战争局势发展，国民政府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失控，最终导致长沙3万多人葬身火海，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造成长沙文物损失[1]。“文夕”并非地名或人名，起火当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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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沦陷。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1月8日，日本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为避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由李宗仁最早提出，其在抗战之初即发表“焦土抗战论”等论述），以为积极防御。
11月12日上午，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正在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集合学员点名后训话，这时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随即又接到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来电：
-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部司令酆悌、湖南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徐权，要求他们立即拟出焚城计划。12日下午四点左右，酆悌、徐权送来了焚城计划，张治中在核定计划时指示：“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开始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计划明确要求：“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计划还对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1]
起因
张治中并与酆、徐二人规定：“见市内起火便是放火烧城的信号。”还对酆悌说：“你指挥的长沙警备队第二团和长沙保安大队大多是长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对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道理。”[2]
11月13日凌晨，市内天心阁附近失火。自卫团的丁森等士兵，马上带头把自家房子放火烧起来。士兵们都以为是放火信号，狂呼乱叫着“放火了！”便一齐动手放火烧城。[3]
11月10日日军攻陷湖南之岳阳，2天后，11月12日当天日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里的新墙河进犯，结果因为当时国民革命军通讯困难，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致将“新墙河”变成离长沙仅有12华里的“新河”。
长沙警备司令部、长沙市警察局和长沙警备第二团误传日军已至，仓促放火。这时候，日军离长沙还有200多里。况且，长沙周围驻扎着10多万国军正规部队严防死守，日军要想突破国军防线并非易事。所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虽然在白天下达了准备毁城的文书，但并没有正式下达毁城命令。首先获得此讯息的长沙民众自卫队，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便擅自放火。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便全城放火，消防队及警察见状也已撤离长沙，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也把水放了，换成汽油。于是国军将领发现后，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造成文夕大火。[6]
经过与损失
大火首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等重点部门点起，然后点燃学校、医院等单位，最后挨家挨户放火，许多人还在梦中已葬身火海。一把大火把绵延几公里的长沙古城烧为灰烬。长沙大火延续五日五夜，后自行熄灭。[6]30000多人在大火中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5.6万余栋。[1]
政府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
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或教育机构有省立湖南图书馆、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中学，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级中学、民众教育馆等31所；
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被烧毁工厂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除湘雅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均被烧毁。
长沙古迹定王台也被彻底烧毁；天心阁内全部建筑也被毁（后于1983年重建）。
放火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远处的日军居然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
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起火时他们带重要文件急忙撤离，于13日下午到湘潭。郭沫若当时也在长沙亲历了大火，《郭沫若传》中对情景进行了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1]
事后
时蒋介石得讯后表示“此皆我用人不当之咎，而亦中国人才缺乏之所致”。又说，“文白（张治中之号）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诿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蒋介石本拟即赴长沙，惟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陈诚竭力劝阻，谓长沙现毫无兵力，人心慌乱堪忧，待稍稳定后再北上不迟；同时急调附近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军（俞济时部）连夜赶来长沙，一方面责令张治中督率部下尽快清扫主要几条街道（如国货陈列馆前大马路）并扑灭余燃，虽略微修饰门面，实难掩伤心触目之惨状。蒋介石于16日晚间到达长沙，亲睹长沙劫后惨状，及陈诚、张治中来见时，告曰：“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
中华民国政府为查究责任，特设军事法庭于陆军第二十军军部，派贺国光为审判长，拘押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琨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于军部特务排。1938年11月18日，审判结果，酆、徐、文三人均处死刑。张治中撤职查办，讵经人斡旋，调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但迫于舆论界和湖南民众的义愤和压力，张治中仍于十二月三十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了辞职。
蒋介石又请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等人调查事件经过。事后，周恩来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联合发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之说明：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7]1938年11月14日周恩来评价长沙大火：“应该承认，蒋委员长所提的‘焦土抗战、坚壁清野’乃抗战策略之一，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破釜沉舟，死里求生的决心。……在具体做法上，要认真安置好老弱妇孺，组织青壮年配合军队把当地的物资财产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毁掉，以达到困敌、制敌的作用。现在放火烧长沙，事先不动员、不通知、不安民，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烧死多少居民、焚毁了多少财产，侥幸逃出火海的，深冬腊月，无所栖居也将冻死、饿死。这种为敌所利用，便宜了敌人，难住了自己的做法，绝不是真正的‘坚壁清野’……”
1938年11月19日，长沙城的废墟上重新出现了菜市：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大火之后几年，日机曾将大火后所摄照片与流传故事投掷于劫后长沙，上印“请看是谁杀人放火”，以图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前动摇民心。[8]
2005年7月，长沙市首个以纪念“文夕大火”的建筑———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建成。纪念墙位于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同年建成的还有长沙大火警世钟大型雕塑。
影响
1938年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少数几个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商业贸易、政府机关、学术机构等几乎完全被摧毁。
不过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长沙得以保住在中国手中，日军一直到1944年夏季，发动了四次长沙会战，车轮轰炸长沙100多次，经历6年鏖战，才在第四次时终于占领长沙。
虽然国军在前三次会战勉强抵挡日军攻势。在文夕大火中损毁严重的长沙在战争期间成为了一片废墟。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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