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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必丹 郑景贵（1827年—1901年12月13日），字嗣文，号慎之，又名亚贵，生于大清广东增城，霹雳州次任甲必丹，乃太平市的开埠功臣。[1][2][3][4][5]
郑景贵生于贫穷家庭，在家里排行老三，共有四位兄弟。父亲在二次鸦片战争后作为契约劳工南下谋生，久无音讯，由母亲照顾五个孩子的生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其母赖氏派郑景贵与兄长郑景胜随父南下谋生。此间，他与兄长景胜和父亲在拉律经营小本生意。此前，赚到的钱仅能养家糊口，郑景贵颇有经商天分，以其的才智助父一臂之力，生意渐有起色，郑景贵也赚得一笔本钱，于是便以此率先投资位于拉律的矿场。发迹后的郑家也曾在马来亚、新加坡、甚至远到香港留下足迹。
此后，郑景贵便一直以矿场的生意为中心，带动当地百业兴旺，此间以郑景贵为首的海山会还与当地的另一个帮派义兴会发生多次争执，史称：“拉律战争”。当时，几次战争导致锡矿停产，损坏了英国殖民政府和槟榔屿商人的利益。因此英国殖民政府因为利益被战争破坏而与当地秘密会社领袖和霹雳州当地皇室签订“邦咯条约”。战争结束后，郑景贵与义兴会新领袖陈亚炎媾和往事。
郑景贵为人慷慨，他致力于出资改善当地侨民的生活，因此广受当地华侨的爱戴及赞好，得到不少威望及美誉。英国殖民政府见状，便册封郑景贵为当地的甲必丹，让他管理当地的侨民事务。此外，英殖民政府也委任郑景贵为“霹雳州立法议会”（Perak State Council）的议员，帮助英殖民政府执行殖民统治。
郑景贵虽然为霹雳州的贡献者，但晚年却是选择迁居至一海之隔外的槟榔屿。为此，他还购下当时义兴会在槟城乔治市上的总部，改为自己在槟榔屿的住处“海记栈”，也在此开设家塾，赐名“慎之家塾”。
郑景贵于1898年逝世，享年78岁。郑景贵逝世后，英国殖民政府便赐予当时与郑景贵共同为霹雳州贡献的义兴党党魁陈亚炎来继承霹雳甲必丹一职。而后来的1921年，郑景贵的三子郑太平继任为霹雳州最后一任甲必丹。
郑公痛感文化低给创业带来的艰辛，于是提倡在马来亚各地开设华文学校，位于槟城乔治市牛干冬（Chulia Street）的“五福书院”，号称是全马历史最悠久的华文学校，是当时提供给广东12个县籍贯的华人上京赴考，因隶属客家人的增城和龙门县也被列为五福堂的12县中，而郑景贵刚巧是客家人，因此他也有份捐助五福堂。不过在此之前，郑景贵也曾办过家塾称“慎之家塾”，具体位置又说为义兴街（Church Street）或牛干冬（Chulia Street），但多数认为其实“慎之家塾”最早建立在郑景贵故居“海记栈”大宅，也就是今天的槟城侨生博物馆，因此不能算是正当的学校。虽然如此，但这也见得郑景贵对当时大马教育的贡献。[6]
岭南古庙（Ling Nam Ku Miew Temple）是一座位于太平大街（达明沙里路，Jln. Taming Sari）的一座古庙，有逾百年历史，矗立于一座小山坡上，正对太平监狱（Penjara Taiping）。当地有个无稽之谈，即英国殖民官员在此地建立监狱，是为了破坏岭南古庙之风水，甚至还有岭南古庙的石狮子成精一说。岭南古庙首先在1995年大部分重建，之后便遭到大批人士痛批面目全非、岭南古风荡然无存[7][8]。
据说在1880年代，在郑景贵矿山工作的数千名矿工，都喜欢在午后的用膳时间来到吉辇堡的一座小山丘上歇息乘凉、听说书人说书。一日中午，英殖民政府貌似是接收到敌派义兴党人的举报，说海山党人在山丘上意图谋反，于是殖民政府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山上开炮。一连串的炮轰后山丘疮痍满目，且横尸遍野、血流成河。郑景贵获知消息后暴跳如雷，也曾针对此事向殖民政府索取赔偿金，但殖民政府以南来拓荒者多为单身，且遇难远在中国的亲人不知情为由，只拨出了不多的赔偿金予郑景贵。
郑景贵把无辜牺牲的矿工们都葬在山丘上，此后成了阴风阵阵的乱葬坑，从此成了生人禁地。郑景贵为了安抚民心，于是与粤籍领袖们在1883年合力建立“岭南古庙”，从此成了太平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所。
峇登绥靖伯庙（Tokong Ghee Heng），位于峇登新村大路（Jln. Titi Kertang），是该村最古老的庙宇，重建于1893年，有逾百年历史，始建日期已不可考。
早期拉律锡矿远近闻名，中国南方的穷苦人家都派出男丁南下谋生，因此拉律当是他们的选择之一，而位于今太平市的峇登（Matang）在当时是一座蛮热闹的驿站，当时的矿工则是由此下船再步行至吉辇堡的矿场，且锡米也由此运出马来亚。后来锡米枯竭，峇登名声也渐渐退热。峇登绥靖伯庙重建于1893年，是当时义兴会的祭祀场所，也是当地居民的精神寄托所。后来海山会与义兴会媾和后，海山会首领郑景贵与义兴会首领陈亚炎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联手资助重修，庙内还有当时的石碑，和后来置入的说明庙史的碑文，只是该碑文部分内容被当地学者指为不详[9]。
郑景贵也曾参与重修位于槟榔屿丹绒道光（Tg. Tokong）的“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注 1]。据考证，该庙是全马最古老的大伯公庙。当时他捐赠了150元叻币作修复庙宇之用，其之功绩也同其他捐赠者刻在保存于庙里的石碑上，而该石碑记录了同治乙丑年（至同治丙寅年春）（1865年-1866年初）时资建庙宇的信众。同时他也捐赠了位于乔治市大伯公街（Lebuh King）上该福德祠的分庙，他捐资了30元叻币，功绩也同刻在石碑上，该石碑记载了同治戊辰年（1868年）时资建庙宇的诸信众。[注 2]
此外，郑景贵也曾资助6000元（叻币）予槟榔屿爱依淡的极乐寺，其功绩刻在记载石碑上，是当时捐资最多的第五位信众，排名第二。石碑以其字代其名。
郑景贵贵为霹雳州及太平市的开埠功臣，他先是投资当时拉律的矿产，名下拥有数百名的矿工，为当时因战乱而下南洋的华人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百业的兴旺。此外，他也贡献良多。郑景贵生前致力于改善华人侨民的生活处境，于是便在槟城乔治市建立了全马第一家增龙会馆，旨在帮助同乡乡民及改善他们的生活，并引导乡民开发矿业，带动当地的百业兴旺。
同治庚午年（1870年），直隶省发生洪水，郑景贵得悉灾情，以他母亲赖夫人之名捐钜款赈灾。李鸿章上报朝廷褒扬其义举，同治帝便赐予“急公好义”牌匾，高挂其增城故里。
光绪乙酉年（1885），当时正值晚清中法战争，法国殖民军南侵广东省，清廷告急。郑公毅然捐资购买军饷。清政府为表彰他赤诚爱国，赐封他及其林氏夫人三代享受二品官衔荣誉。其族人及后裔在他家乡建造“荣恩”石牌坊，横批镌刻“急公好义”四个大字并“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封旨。
郑景贵虽为霹雳州甲必丹，太平市的开埠功臣，但晚年选择在一海之隔外的槟城乔治市安享晚年。他购下义兴党在槟城义兴街的办公所，并将其改造成他在槟城的大宅，赐名：“海记栈”，乃今槟城侨生博物馆，并精心装饰。如今，郑景贵在槟城的故居已被载入世界遗产，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
而郑景贵的另一座故居位于霹雳州太平市市中心的“贝拉克路”（Barack Road，Jln. Berek），如今被改为“美宝公司”（Syarikat Bee Poh）的古董店[注 3]，及隔壁的“颖咖啡店”（Yinn's Pâtisserie）[注 4]。
郑景贵于1898年在槟榔屿逝世，其之墓地设在槟榔屿丹绒武雅（Tanjung Bungah）广东暨汀州公冢，为今全马最大的华人坟墓，称为“移国甲必丹之墓”。
郑景贵墓碑上书有三十六字的扁体铭文，彰显墓主身份之显赫。坟墓两旁站着两尊石武将，手各执一牌，书有“本国资政大夫”、“移囯大小吡叻甲必丹”。“本国”二字代表郑景贵出生的国家，即“中国”；而“大小吡叻”分别是代表大吡叻霹雳州，和郑景贵主要开埠的地方，当时的霹雳州首府“太平市”[11]
郑景贵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位于槟城乔治市的两条街就是由郑景贵的名字命名：
郑景贵共育有十三子女，九子，其一为养子，四女。在他的儿子中，最突出的莫过于郑大平，他是霹雳州的最后一任华人甲必丹，继承了其父亲的衣钵。
| 中文名 | 英文名 | 生卒年 | 个人描述 | 客家话转写 （客家话拼音） |
福建话转写 （闽南语白话字） |
|---|---|---|---|---|---|
| 郑大养 | Chung Thye Yong | 1868年—1915年10年20日 | 生于槟榔屿，郑景贵养子 | Chang5 Tai5 Iong1 | Tēⁿ Tāi Iáng |
| 郑大仁 | Chung Thye In | — | 郑与林氏的第一子 | Chang5 Tai5 In2 | Tēⁿ Tāi Jîn |
| 郑大日 | Chung Thye Ngit | — | 郑与林氏的第二 | Chang5 Tai5 Ngit7 | Tēⁿ Tāi Ji̍t |
| 郑大昌 | Chung Thye Cheong | 1883年—1920年 | — | Chang5 Tai5 Cong1 | Tēⁿ Tāi Chhiong |
| 郑大平 | Chung Thye Phin | 1879年9月28日—1995年3月29日 | 霹雳州最后一任华人甲必丹 | Chang5 Tai5 Pin2 | Tēⁿ Tāi Pêng |
| 郑大元 | Chung Thye Yan | 1881年—1921年 | — | Chang5 Tai5 Ngien2 | Tēⁿ Tāi Gôan |
| 郑大详 | Chung Thye Seong | 1885年—1907年7月29日 | — | Chang5 Tai5 Siong2 | Tēⁿ Tāi Siông |
| 郑大金 | Chung Thye Kam | ？—1933年6月6日 | — | Chang5 Tai5 Gim1 | Tēⁿ Tāi Kim |
| 郑大兴 | Chung Thye Hin | — | — | Chang5 Tai5 Hin3 | Tēⁿ Tāi Hèng |
| 中文名 | 英文名 | 客家话转写 （客家话拼音） |
福建话转写 （闽南语白话字） |
|---|---|---|---|
| 郑连心 | Chung Lin Sim | Chang5 Lien2 Sim1 | Tēⁿ Liân Sim |
| 郑连英 | Chung Lin Ying | Chang5 Lien2 In1 | Tēⁿ Liân Eng |
| 郑秀英 | Chung Siew Yin | Chang5 Siu5 In1 | Tēⁿ Siù Eng |
| 郑凤英 | Chung Hong Ying | Chang5 Fung5 In1 | Tēⁿ Hōng Eng |
1848年，拉律地区的土酋隆查法（Long Jaafar）因饲养的大象拉律（Larut）走失，回来时身上沾满锡粉而引领人们发现丰饶的锡苗，隆查法因而以象名将该区命名为拉律（Larut）。在取得霹雳苏丹的允许后，隆查法便开始从槟城引进了许多华工到吉辇包（Klian Pauh，今太平湖的前身）与甘文丁（Kamunting）进行大规模的开采。1872年，在拉律采矿的华工已增至四万有余。
1856年，土酋佳法去世，儿子伊布拉辛（Ngah Ibrahim）继承，伊布拉辛即宣布华人富商可以己之金钱购买及投资矿区，郑景贵即以雄厚的财力率先投资位于吉辇包的矿区，得以管理吉辇包的矿区。
随着当地华人矿工的增加，帮会也开始在华人间传播，形成两大帮派：以客家、闽南人为首的海山会和以广东、五邑人为首的义兴会。郑景贵所管理的矿区即是以海山会为主，他也就成为了带领海山会的党魁，带领槟城与拉律地区的海山会。初期还相安无事，后来因为开采越来越多矿区，造成重叠，加上早期采锡多用水泵法，需要大量水源。因此，为了扩大矿区及争夺水源，两党人马经常发生械斗，甚至把乱事蔓延到当时属海峡殖民地管理的槟城。
1861年至1862年间，发生了第一次拉律战争。以郑景贵为首的海山党在伊布拉辛的支持之下，发动袭击并把义兴党赶出甘文丁。义兴党人就向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政府投诉。由于两党的械斗直接导致锡矿停产，影响霹雳州的商业活动，损害了海峡殖民地槟城商人的利益。因此，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要求苏丹赔偿，伊布拉辛在苏丹的压力之下，只好支付重金的赔偿金，并让义兴党人可以回来采矿。这一次的冲突暂时得到解决。
1865年，第二次拉律战争的爆发是因赌博引发冲突，海山党绑架了义兴党14名成员并加以杀害，但有1人逃脱并回报义兴党。为了报复，义兴党袭击了海山党，纵火烧村并杀了40人。这次的严重冲突造成锡矿供应中断，波及到了槟城。不久双方同意举行会谈，英殖民政府介入调查，以两党扰乱槟城和平为名，各罚款5,000美元，并驱逐部分领导人出境，锡矿恢复供应。
第三次拉律战争的爆发是因为传言，指义兴党首领李亚坤因与海山党首领郑景贵表弟的妻子有染。他们的事被揭露后，通奸的两人被逮捕，遭受浸猪笼之心，两人被放入一口枯井，然后被倒入的水淹死。为报首领之死，义兴党新领袖陈亚炎率领从槟城带进来的4000名佣兵袭击海山党，首次成功将海山党驱逐出拉律。这导致约有10,000名海山党追随者成为槟城的难民。海山党拟定复仇计划，几个月后，在伊布拉辛的帮助下，党重兵袭击留在拉律的义兴党员，重新占领了他们的矿区。
1871年，霹雳苏丹阿里逝世，发生王位继承权纠纷，副王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被排挤，三王拉惹伊斯迈（Raja Ismail）被拥立为苏丹。为了夺回王位，拉惹阿都拉寻求义兴会的支持；拉惹伊斯迈则拉拢海山会对抗。王位斗争跟矿务纷争纠缠在一起。拉惹阿都拉得到下霹雳的酋长、义兴会与海峡殖民地商人的支持；拉惹伊斯迈则得到海山会、各地华商的帮忙，形成两个敌对阵营，终于爆发了第三次拉律战争，直到1872年才结束。这场战争导致锡矿完全停产，人们每天都活在杀戮之中。
1873年爆发了第四次拉律战争，距离第三次拉律战争结束还不到一年。海山会在伊布拉辛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吉辇包的矿区后，拉惹阿都拉支持的义兴会借助从新加坡和中国带来的雇佣军和武器进行报复。伊布拉辛的财产被充公、当地马来居民被杀。骚乱渐渐蔓延到整个霹雳州。
几次战争导致锡矿停产，这使得槟城华商的利益被损坏，还导致了无数的华人矿工及当地马来居民被无辜牵涉，战后死伤无数。因此，槟城华商为了昔日的和平及夺回应有的利益，他们便向英殖民政府投诉，促使英殖民政府逼迫霹雳皇室于1874年与英殖民政府签订《邦咯协议》。协议承认拉惹阿都拉为苏丹，而拉惹伊斯迈可以得到土地及政府津贴，保持副王一职。此外，还有拉律地区恢复以往的和平，因此就以中文的“太平”为拉律的新地名。
邦咯条约签订后，最明显的受益者是海山会，该党在战后继续保留在太平开采锡矿的权力；至于义兴则在此地逐渐处于弱势，后来便转移阵地至雪兰莪了。因此，1874年以后的太平在英殖民政府成立后，华人势力方面仍是属于郑景贵的天下。郑景贵后来在太平的建设，功劳就有如吉隆坡开埠功臣叶亚来一样，无论在参与英政府规划的市区建设，或是带领华人筹设组织、建庙等，都有相当积极的表现。
同。霹雳州政府接受了英国官员参政，同时土酋伊布拉辛委托斯皮迪上尉（T.C.S.Speedy）在当地设立警政系统以及制定地方法律，两帮派之华人领袖分别与英国人签订条约，确立开采矿区同时保证不再发生械斗事件。因此在改名后，太平果然如其名字，城市迅速发展，基本设施跟治安获得完全的改善。在尔后数年，约有5000人陆续迁入，太平市区街屋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而政府机关在斯皮迪上尉的管理下开始设立警察局，监狱以及法院等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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