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正教会（芬兰语：Suomen ortodoksinen kirkko，瑞典语：Ortodoxa kyrkan i Finland），是东正教的一个自治教会，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和芬兰福音信义会是芬兰两个国教会之一[2]。
芬兰正教的历史源于中世纪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时期在卡累利阿的传教活动，直到1923年它仍然隶属于俄罗斯正教会。目前有三个教区，59,000名信徒（占全国人口1.1%），集中在首都赫尔辛基[1]。
历史
基督教最晚在12世纪初由西方（公教）和东方（正教）传入芬兰。在芬兰出土了一些最古老可以追溯至12世纪初的十字架，形式与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的相似[3]。正教的堂区最西可抵达芬兰中部、塔瓦斯蒂人聚居的塔瓦斯蒂亚。
芬兰语中一些基督教用语中的核心概念被认为是由古俄语而来，而后者又承袭自中古希腊语。当中的例子有司铎（pappi）, 十字架（risti）和圣经（raamattu）。但是这个假设仍存争议。[4]
十三世纪中期两个扩张中、同时代表两种不同基督信仰的的国家—瑞典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爆发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东方和西方的统治范围在1323年签订的《内特堡和约》被确定下来。卡累利阿被明确划入诺夫哥罗德和正教的领土。[5]
传教工作大部分由突然出现于卡累利阿荒郊野外的修道院负责。在拉多加湖的岛上有两座数百年以后赫赫有名的修道院：瓦拉姆修道院及科涅韦茨修道院。
在卡累利阿和芬兰的森林中也生活着灵性丰富的隐士。在隐士的精舍周围，其他在信仰上奋战的人也随之定居。新修道院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例子，有斯维里的圣亚历山大（1449–1533）。他原来是个卡累利阿人，在瓦拉姆修道院修行了十三年，但后来离开了，结果他在斯维里河畔建了一所修道院。[6]
17世纪，宗教狂热盛行，新兴的新教国家对公教和正教国家发动宗教战争。瑞典在这时候兴起，朝南方和东方扩张。在卡累利阿瑞典军队把瓦拉姆和科涅韦茨修道院夷为平地。没有逃跑的僧侣都被杀害。很多农民也落得如此命运。1617年俄瑞两国签订了《斯托尔博沃和约》。瑞典从俄国手中获得了英格里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7]
卡累利阿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芬兰人，反而认同自己是俄罗斯人[8]。他们称芬兰人为“ruotsalaiset”，亦即芬兰人对瑞典人的称呼[9]。
作为瑞典国教的信义宗试图让正教群体改宗。他们被禁止从俄国输入司铎，意图使他们长远不会再有司铎献祭。瑞典的大学只会教授信义宗神学，而信义宗的书籍被翻译成斯拉夫语，强制正教徒阅读。由于信义宗是当时瑞典独一的合法宗教，正教徒的生活大受影响。三分之二的正教徒逃亡到俄罗斯，而不愿意在瑞典的压迫下度日。他们后来成为日后的特维尔卡累利阿人[10]。瑞典政府则鼓励信奉信义宗的芬兰人占据卡累利阿荒废的农地。由于信徒大量逃亡，正教从此就不再是芬兰任何一个地区的主要宗教。但在芬兰东部和卡累利阿的偏远地区，例如伊洛曼齐，正教信仰仍然保存较好。[11]
瑞典扩张的时期在两场战争中到了尽头：瑞典在大北方战争后，与俄国缔结了《尼斯塔德和约》（1721）。在1743年又为结束俄瑞战争而签订的《奥布和约》，丧失了整个波罗的海东岸的领土，以及芬兰东部。[12]
1719年，瓦拉姆修道院在拉多加湖畔重建起来，新的大教堂被祝圣。最晚在1716年僧侣又回到了科涅韦茨修道院[13]。沙俄自然支持自己所奉行多个世纪的宗教的活动。历任沙皇资助重建被毁的正教教堂。由于朝圣活动被信徒视为一项重要活动，芬兰东部的正教信徒到索罗维斯基修道院和亚历山大斯维尔斯基修道院进行朝圣活动的习惯再一次得以恢复[14]。
在1666至1667年反对尼康牧首改革的旧礼仪派被教会当局查禁，信徒流散到俄国边疆地区。一些也到达了芬兰的边远地区，并建立了三所小修道院。可是修道院在约一百年后已停止活动。[13]
当芬兰在1809年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自治大公国时，那里已经有一个稳固的信义会。正教会亦获得承认。旧的瑞典宪法被芬兰人视为大公国的宪法。但当中君主须为新教徒的规定被信奉正教的沙皇所忽视。
19世纪末沙俄试图收回芬兰的自治权，信奉信义宗的芬兰人则把正教会与沙俄统治联系起来，称它为“俄国教会”（ryssän kirkko）[15]。两个教会的文化差距仍然明显。
在正教信仰没有生根的地方，包括赫尔辛基、坦佩雷、维堡等城镇和卡累利阿地峡，由于正教徒多数是沙俄军人，此种联想更为明显。基本上卡累利阿以外的宗教活动都是以军中教堂为中心的。还有俄国来的移民，多数是商人或工匠。他们认同说瑞典语的资产阶级，因此产了说瑞典语的正教教会。
19世纪也是一个兴建教堂的高峰期，当中最重的是赫尔辛基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军营中的士兵和新移民都需要新的正教教堂。这类教堂以坦佩雷和图尔库的教堂为典型。
在卡累利阿的郊区，当地的正教信仰比较原始，融合了很多昔日信仰实践的特征。正教人口的文化水平亦偏低。1900年估计，芬兰东部15岁以上的人口中，32%是文盲[16]。他们除了外部形式以外，对信仰的认识不多。司铎一般是俄国人，很少懂得芬兰语。而且由于卡累利阿土地并不肥沃，未能吸引最好的司铎。当时的教会用语是教会斯拉夫语。俄罗斯能够明白宗教礼仪中的一些部分，但芬兰人是听不懂这种语言的[17]。
1892年一个隶属俄罗斯正教会的教区成立。首任大主教为安多尼，驻于维堡。
在1917年，芬兰脱离俄国独立以后不久，芬兰的正教会宣布自俄国教会自治。在1919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正教被赋予与信义会同等的地位。[18]
1923年，芬兰教会完全脱离俄罗斯正教会，改为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成为一个自治教会，同时改为为采用格里历。其他改革包括教会用语从教会斯拉夫语改为芬兰语，教座亦由维堡迁至索尔塔瓦拉。
二次大战前，芬兰大部分正教徒居住于卡累利阿。由于战争的缘故，被划入苏联地区的居民被迁至国内其他地区。1940年瓦拉姆修道院关闭，并在1941年在芬兰边界内重开。稍后，被划入苏联范围内的卡累利阿和佩琴加地区的修道者也迁至新瓦拉姆修道院（瓦拉莫修道院）去。位于卡累利阿地峡基文纳帕的林图拉女修院的修女也被迁出，并于1946年重建。
1950年代新的教堂落成，新的堂区网络也建立起来。在维堡和索尔塔瓦拉被苏联占领以后，大主教教座迁至库奥皮奥，而维堡的主教教座迁至赫尔辛基。1979年成立了第三个教区——奥卢教区。
二次大战后，由于卡累利阿人离乡背井，流散于以信义宗为主的芬兰，芬兰正教徒人数逐渐下降。混合婚姻日益普遍，所生育的孩子通常以主流的方式受洗。但1970年代以来，突然出现了一股“浪漫主义”运动，对正教会表示肯定，尤其是正教当中的神秘主义、礼仪中的视觉之美、圣像和比估义宗对基督信仰有更为深邃的看法。因此，正如公教在英格兰的情况一样，归宗于正教近乎成为一种风尚，信众人数亦开始增加。
同时卡累利阿和全芬兰大主教保禄推行礼仪改革，给予平信徒在礼仪中有更大的参与，使礼仪公开化（过去礼仪中有一段时间司祭在帷幕内举行礼仪）和更为可见。他也强调信友经常参与圣餐的重要性。
组织结构
和芬兰信义会一样，芬兰正教会在芬兰法律中具有特殊地位[19]。教会在芬兰是一个公法实体。教会的外部形式由国会法律订定，而灵性和信理事务则由教会内的中央议会负责。教会有权向信徒咎由信徒开办的企业征收税项。教会1923年隶属俄国正教会，但此后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之下的自治总教区[20]。
芬兰正教会下分三个教区（hiippakunta），以下为堂区（seurakunta），共有二十一个。有一百四十名司铎、59,000名信徒[1]。另有男、女修道院各一所。
教会的中央立法机构是中央议会，由各主教和助理主教、十一名司铎、三名领唱员、十八名男女平信徒组成。司铎和领唱员按教区为单位，以多数制选举代表。平信徒代表为间接选举产生。堂区议会既提名代表，又选举选出平信徒代的选举人。主教由中央议会选出，并负责教会财政和信理。
教会的行政机构分别为主教会议和教会管理委员会（kirkollishallitus）：前者负责信理和外务，而后者负责教会的日常管理。
由秘密选举产生的堂区议会是管治机构。所有符合年龄资格的教友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只有60岁以上或者在议会内任职八年以上的人才有免于当选的资格。堂区董事会由堂区议会选出，负责堂区日常事务。
财政方面，教会独立于国家预算之外。堂区由向教徒征税获得收入，而中央机构则由堂区支持。各堂区上缴金额每一年由中央议会决定。
正教会的特殊地位在其行政程序中至为明显。教会须遵守一般行政法，其机构所作出的决定可向地区行政法院上诉。可是法院只能对当中的形式合法性进行审议。它不能以不合理为基础对教会的决定作出裁决。主教会议和中央议会的决定则不受行政法院管辖。相对而言，私法人宗教团体则由地区法院处理。
芬兰法律保障司祭和忏悔者之间的绝对保密权。主教、司铎或执事不能透露台解或牧灵工作中的内容。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透露罪人的身份。但如果司铎得知即将发生的罪行，他有责任向当局报告，而不会触犯告解圣事的保密的原则。
教区和主教
教会管理委员会决定自2018年起，总主教的教座从库奥皮奥移至赫尔辛基。赫尔辛基教区的主教为总主教，并使用“赫尔辛基和全芬兰总主教”的头衔。总主教的座堂为圣母安息主教座堂。[21]
赫尔辛基教区信众最多，有超过28,000人。赫尔辛基教区是总主教的教座所在地。教区下分八个堂区、有司铎五十人。座堂为圣母安息主教座堂。教区以移民信众较多为特征，特别是提供俄语、英语、希腊语和罗马尼亚语礼仪的赫尔辛基堂区。
现任主教是2018年委任的总主教利奥。[21]
原卡累利阿教区自2018年起改为库奥皮奥和卡累利阿教区，教区主教的教座保留在库奥皮奥[21]。现任主教为都主教阿尔谢尼。
教区分为十二个堂区、有22,000名信众、大约四十五名司铎、超过八十家圣堂或小堂。芬兰所有的正教修道院都位于本教区。
芬兰正教会博物馆也位于库奥皮奥。[22]
奥卢教区最小，只有五个堂区，最大的位于奥卢。传统上，目前只有四百人、操斯科尔特萨米语的斯科尔特萨米人，是芬兰拉普兰最早的正教信徒。他们今日多数生活在伊纳里堂区[23]。教区成立于1980年，信众数目不足一万。教区的座堂为奥卢圣三一主教座堂。
自2015年起教区主教为埃利亚（Elia）都主教。[24]
修道院
芬兰唯一一所东正教男修道院—瓦拉莫修道院—位于黑奈韦西[25]。而该国唯一一所女修道院—林图拉圣三一女修道院—则位于黑奈韦西市镇的帕洛基村庄[26]，距离男修道院十多公里。两家修道院都是在二次大战时期建立，收容被划入苏联范围内的卡累利阿和佩琴加地区的修道者。在芬兰正教会的友好支持下，另一家名为波克罗瓦兄弟会（Pokrovan veljestö ry）的私立修道道院在2000年成立于基尔科努米，有两名常住修道者[27][28]。
附属组织
下为芬兰正教会属下或以其名义成立的组织：
芬兰正教会于1977年成立了名为“东正教传教团”（Ortodoksinen Lähetys ry）的传教团，主要在东非活动。[31]
瞻礼
教堂建筑
芬兰的东正教圣堂多数比较细小。少数规模较大的建于19世纪，当时芬兰仍然是沙俄之下的自治大公国，而沙皇是芬兰大公。那个时期在赫尔辛基兴建的著名圣堂包括圣母安息主教座堂（1864）和圣三一堂（1826）。芬兰最古老的正教教堂是位于拉彭兰塔、1782—1785年间兴建的童贞圣母堂[32]。
位于哈米纳、以谐和为特色的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堂完成于1837年。教堂建基于新古典主义并辅以拜占庭元素，外面是一个圆顶，内部呈十字形。圣堂钟楼是在1862年以新拜占庭风格兴建的。
坦佩雷教堂完成于1896年，属俄罗斯浪漫主义风格，饰以洋葱形圆顶。教堂的设计图由俄军的建筑师T.U. Jasikov绘制。教堂于1899年举行献堂式，纪念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一位在1240年和1242年先后击败瑞典和条顿骑士团的大诺夫哥罗德公爵。他也因此被奉为保卫国家的圣人。沙皇尼古拉二世捐赠了教堂的钟。教堂在1918年内战期间遭受严重破坏；重建耗费经年[33]。芬兰独立后，圣堂改为献于尚武意义较小的圣尼古拉。
芬兰的俄罗斯正教会
俄罗斯正教会在芬兰有二千名信众，分为两个堂区[34][35]，也曾有建立一个独立教区的计划[36]。共有五家圣堂和小堂。
圣尼古拉堂区（芬兰语：Ortodoksinen Pyhän Nikolauksen Seurakunta、俄语：Свято-Никольский приход в Хельсинки）位居赫尔辛基，是两个堂区较大的一个：有一千五百名信众，当中大约七成为芬兰人。堂区始于1927年。[37]
代祷堂区（Ortodoksinen Pokrovan seurakunta、приход Покрова Пресвятой Богородицы в Хельсинки）源自1920年代维堡的私立东正教协会（Yksityinen kreikkalais-katolinen yhdyskunta Viipurissa），2004年正式成立，同样位于赫尔辛基[38]。目前有三百五十名信众。两个堂区分别注册为两个团体[39]。
和芬兰正教会不同，芬兰的俄罗斯正教会采用儒略历。
历任大主教
- 安多尼（Antoniy，1892–1898）
- 尼古拉（Nikolay，1899–1905）
- 谢尔盖（Sergiy，1905–1917）
- 色辣芬（Serafim，1918–1923）1918年起为芬兰主教，1921起为大主教。[40]
- 赫尔曼（Herman，1923–1960）
- 保禄（Paavali，1960–1987）
- 若望（Johannes，1987–2001）
- 利奥（Leo，2001-）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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