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证（德语：freie Beweiswürdigung，英语：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日语：自由心証），大陆又称之为内心确信制度。自由心证是法官作出判决的基础之一，是指“证据之证明力，通常不以法律加以拘束，听任裁判官之自由裁量”。所谓“自由”，是指法官不受诈欺、胁迫或贿赂等非法外力干扰，拥有自主判断的能力；而所谓“心证”，是指法官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后，依论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之真伪”的过程。所以自由心证，并非恣意妄为，而必须依法为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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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心证”这个翻译是直接借用自日文，将其理解为“自主心证”较不容易误会其本意。
内容
证据与待证事实间关系的强弱，是谓证据的证明力。法官根据某证据的证明力的强弱，决定是否采用该证据以作成判决。在这之前，法官必须在不受非法外力干扰下，独自在心中依据论理及经验法则理解证据所代表的意义，以评估证据的证明力。这个过程就是“自由心证”。
与自由心证主义相对的证据原则是法定证据主义。
“自由心证”一词，出现在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第222条中：“法院为判决时，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依自由心证判断事实之真伪。……法院依自由心证判断事实之真伪，不得违背论理及经验法则。得心证之理由，应记明于判决。”[2]另外在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155条中规定有：“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但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3]
历史沿革
与自由心证主义相对的证据原则是法定证据主义，又称为形式证据制度。这种制度以法律规定了证据的证明力，例如：被告在法庭上的自白被认为是“证据之王”，而证言的可信度方面，男子优于女子，贵族优于平民，僧侣优于俗人。因此，法官无须仰赖自己的学识、经验，仅须依法计算证据的证明力即可作出判决。
法定证据主义的优点是可避免法官的武断，缺点是有害于人权，这是因为原告会对被告施以拷问，以从其口中取得被认为是“证据之王”的自白。
相关制度
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第1项：“被告之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疲劳讯问、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4]
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第2项：“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为有罪判决之唯一证据，仍应调查其他必要之证据，以察其是否与事实相符。”[4]
上诉，严格来说，是指普通上诉，是当事人认为原法院的事实调查有误，或法律见解有误，即可针对原法院的判决，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
刑事非常上诉，是相对于普通上诉，并非常态而言。非常上诉是针对确定判决（俗称定谳），认为原法院的判决的法律见解有误，而提起的，非常上诉制度只存在于刑事案件。
刑事再审，也是针对确定判决（俗称定谳），认为原法院的判决的事实调查有误，而提起的。
民事再审，也是针对确定判决（俗称定谳），认为原法院的判决的事实调查有误，或法律见解有误，而提起的。
在此，由于“自由心证”是将事实涵摄到法律的过程。漏未调查事实证据（刑诉第379条第10款[5]），到底属于事实还是法律，最高法院见解不一，导致当事人无论是提起非常上诉还是再审，均被驳回，求助无门，学者对此有所批评。（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再审之章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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