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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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心理学中，群体极化（英语：Group polarization）是指一个群体做出比其成员最初倾向更极端的决定的倾向。如果个人的初始倾向是冒险的，那么这些更极端的决定将导致更大的风险；如果个人的初始倾向是谨慎的，则这些更极端的决定将导致更大的谨慎。[1] 该论述还认为，群体对某一情境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即个人最初的态度在群体讨论后得到强化，这种现象称为态度极化（英语：attitude polariza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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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群体极化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许多社会情境中都可以观察到。例如，一群持温和女性主义观点的人在小组讨论后往往表现出更高的支持女性主义的信念。[3] 同样，研究表明，在共同商议之后，模拟陪审团成员通常会决定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这些赔偿金要么大于或小于任何陪审员在商议前所赞成的数额。[4] 研究表明，当陪审团赞成相对较低的裁决时，讨论会导致更宽松的结果，而如果陪审团倾向于施加严厉的惩罚，则讨论会使结果更加严厉。[5] 此外，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可观察到，即使一个群体不在一起，也会出现群体极化。只要一群人开始对这个话题持有相同的基本观点，并持续进行一致的对话，就会出现群体极化。[6]
研究表明，成熟的群体较少受此类影响，讨论他们熟知的问题的群体也是如此。然而，在新成立的群体和新任务的情况下，群体极化可以对决策产生更深远的影响。[7]
态度极化
态度极化，也称信念极化或极化效应等，是一种随着各方对问题证据的考虑，分歧变得更加极端的现象。这是确认偏误的影响之一：人们倾向于有选择地搜索和解释证据，以强化他们当前的信念或态度。[8] 当人们遇到模棱两可的证据时，这种偏见可能会导致他们每个人都将其解释为支持他们现有的态度，从而扩大而不是缩小他们之间的分歧。[9]
这种效果是在引发情绪的问题上观察到的，例如政治“热点”问题。[10] 对于大多数问题，新证据不会产生两极分化效应。[11] 对于那些发现两极分化的问题，仅仅考虑这个问题，而不考虑新的证据，就会产生效果。[11] 社会比较过程也被用来解释这种效果，这种效果因人们重复和验证彼此的陈述而增加。[12] 这种明显的趋势不仅引起心理学家的兴趣，而且引起社会学家[13]和哲学家[14]的兴趣。
研究案例
1979 年，Charles Lord、Lee Ross 和 Mark Lepper [15]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选择了两组人，一组强烈赞成死刑，另一组强烈反对。研究人员最初测量了人们保持立场的力量。后来，支持和反对死刑的人被分成小组，展示两张卡片中的一张，每张卡片上都写着关于研究项目结果的陈述。例如：
Kroner 和 Phillips 比较了 14 个州采用死刑前一年和采用死刑后一年的谋杀率。在 14 个州中的 11 个州，谋杀率在采用死刑后有所降低。这项研究支持死刑的威慑作用。[15]
或者：
Palmer 和 Crandall 比较了死刑法不同的 10 对相邻州的谋杀率。在 10 对中的 8 对中，死刑所在州的谋杀率更高。这项研究反对死刑的威慑作用。[15]
研究人员再次询问了人们对死刑威慑作用的信念强度，这一次还询问了他们研究对他们态度的影响。
在研究的下一阶段，参与者会获得更多关于他们收到的卡片上描述的研究的信息，包括研究的细节、对研究的批评以及研究人员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参与者对他们原来立场的承诺程度被重新测量，参与者被问及研究的质量和研究对他们信念的影响。最后，使用支持与他们最初看到的相反位置的卡片对所有参与者重新进行试验。
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倾向于认为支持他们原始观点的研究比不支持他们的研究进行得更好，也更有说服力。[15] 无论他们最初持有哪种立场，人们在阅读支持该立场的研究后往往更坚定地持有该立场。人们对支持他们当前立场的研究不那么挑剔是合理的，但是当人们阅读支持性证据时显著增强他们的态度强度似乎不太合理。当人们既阅读了支持他们观点的研究又阅读了不支持他们观点的研究时，他们往往更倾向于保持原来的态度，且比他们收到该信息之前更强烈。这些结果应该在研究实施中的几个问题的背景下理解，包括研究人员改变了变量结果的比例，因此不可能测量态度变化，以及使用主观评估测量极化的态度变化，而不是直接衡量发生了多少变化。[15]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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