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白多禄，亦译为圣白伯铎、圣桑实（西班牙语：San Pedro Sans y Jordá；1680年9月22日—1747年5月26日）是18世纪到中国福建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于西班牙塔拉戈纳岀生，为罗马天主教多明我会会士，1732年到1747年间担任天主教福建教区主教，1747年因传播天主教而在福州被杀。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2000年10月1日将他封圣，为中华殉道圣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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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1680年9月22日，白多禄于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多笃撒教区的阿斯科镇岀生。母亲和孪生妹妹在他出生时俱亡，次日在本村教堂领洗，取名伯铎·若瑟·安德肋。白多禄的舅父何弥额神父是莱里达教区的司铎，白多禄幼年时就被其父托付给舅父进行教育。17岁时，白多禄进入莱里达城的多明我会修道院学习。1698年7月6日，18岁的白多禄发愿后成为修士，并取了“殉道者伯铎”的会名。6年后，他于1704年9月24日晋铎。莱里达城在1707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受到攻击，白多禄参与了救治伤员的工作。1709年，他被派往萨拉戈萨做教学工作并成为了当地圣母玫瑰会的指导司铎。他于1712年秋天加入由多明我会玫瑰会省42名神父组成的传教团，然后离开西班牙加的斯港先赴墨西哥，再由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出发前往菲律宾。经过全程11个月的旅行，他们到达马尼拉。[1]
入闽传教
当时，多明我会已经成为罗马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主力。由于多明我会反对祭孔祭祖而导致了礼仪之争及被清朝禁止传教，很多传教士遭羁押或驱逐；在这种背景下，白多禄还是决定到中国传教。经过在菲律宾1年零8个月的等待后，白多禄与华雅敬神父于1715年6月22日一起由马尼拉出发前往中国，6月29日到达广东。白多禄为躲避口岸的官兵又转往厦门登陆，但仍被中国士兵抓获；不过由于负责的军官不愿追究，白多禄被释放。随后，他经泉州、兴化一线北上，前往当时福建天主教的中心地区闽东福宁州福安县传教。这时他开始使用自己近音的汉语名字“白多禄”，来取代西班牙文名伯铎·桑实。[1][2]
白多禄初到闽东便奔波于福安的各个乡村间传教，成立了圣多明我第三会。有600多当地的文人士绅皈依天主教和组织了公教仕绅协进会。这些在地方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大大帮助了白多禄的传教行动，曾经有士兵进入乡村民居内搜捕传教士，结果当地信教的士绅到县衙控告士兵扰民，还获得胜诉。同时，白多禄在当地成立了圣母玫瑰会，劝教友勤念《玫瑰经》。此外，他还在穆阳建立了玫瑰圣母堂和在康家板（康厝）建立了天主圣三堂。在此期间，他逐渐适应并接受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学习了当地的文化风俗，争取到许多教友的支持。在被选为福建传教区的区会长之后，白多禄苦于传教人手不够，请马尼拉会省加派传教士赴闽；但从马尼拉出发到澳门的4位西班牙籍传教士被葡萄牙人所阻挠而无法进入中国境内，只得在一年后乔装成渔民从广州登陆再辗转来福建。不久，华雅敬神父被调至福建任区会长，白多禄就南下到闽南地区传教。[1]
禁教高峰时期
雍正皇帝于1723年（雍正元年）上台后，清政府加大了禁教的力度，严厉禁止天主教活动，并悬赏传教士的人头，[3]当时白多禄仍在漳州，只得隐居起来，昼伏夜出，在晚上去见教友。这种情形持续了6年。1724年，清政府下令将全国的传教士都集中于广州，最后驱逐到澳门，不许回中国传教。福建的天主教堂被政府没收充公，教徒也被勒令放弃信仰。这时，福建的华雅敬会长决定让一部分传教士去广州，以迷惑官府，剩下的传教士则留下并隐藏起来。如此，福安一带的天主教仍然在地下秘密传播，许多传教士躲到宁德县岚口村，1726年时福安还有18座教堂，教徒超过一万名。不久，圣座使者来到中国和清政府商谈这次危机；尽管没有解决问题，但局势也缓和下来。1728年1月29日，白多禄被委任为福建宗座代牧区辅理宗座代牧。1729年冬，因为禁教局势再度紧张，白多禄离开漳州府龙溪县石码镇，到广州避难。1730年2月24日，他在广州被祝圣为主教。1732年1月3日，他又担任福建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同年8月，他随同其他传教士一起被驱逐到澳门。[2][4][5]
1735年，雍正帝去世，白多禄于是考虑重返福建。经过几度尝试，1738年6月，他和施方济神父成功离开澳门，乘船潜回福建，经过1个月才返回福安，隐藏在信徒的家中秘密传教，负责闽、浙、赣三省教务，并巡回各县堂口。此时的白多禄已经熟练掌握了闽东语，能够流利的向各阶层人士布道。[1]
殉教
1746年（乾隆十一年）四月，福宁知府董启祚、福宁镇臣李有用侦查出福安县穆洋村一带有传教士活动，而且教徒还利用暗室、地窖、重墙复壁来隐匿传教士，于是便报告福建巡抚周学健。周学健格外重视禁教事宜，立即派兵将费若望神父和十几个教徒逮捕，并上奏乾隆帝，而乾隆帝则赞许逮捕教士教徒一事。于是周学健加大了搜捕力度，德方济和施方济神父于1746年6月28日被捕，白多禄于同年7月2日在穆阳被搜捕入狱。[3]经过多方审讯，周学健了解到福安的天主教传播甚广，城镇乡间从士绅到庶民，非天主教徒的竟然只占少数，这种情况让他十分吃惊。于是周学健再次上奏关于福建天主教秘密传播之事，并希望朝廷严加惩处。乾隆帝对此情况也十分震惊和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大规模禁教。这次在福安被逮捕的教徒多被治罪，而周学健特别按首犯责任追究白多禄。周学健于1746年9月12日专折上奏要求判处白多禄斩首，乾隆帝初批“未免言之过当，然照律定拟，自所应当”，而交由三法司复议后最终还是下诏处斩。白多禄经受狱中长期的折磨之后于1747年5月26日（乾隆十二年）在福州西门外被斩首，时年66岁。[1]他殉道后一年的1748年，另外四名先后被捕的西班牙神父施方济、华雅敬、德方济及费若望也被处决。[6]
影响和评价
清代中期时，政府认为白多禄所代表的天主教会居心叵测、扰乱中国的礼教、威胁政府统治，甚至认为教会用幻术使女性终身不思匹偶而成为修女，因而认定白多禄传播异端，危害巨大。[6]而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白多禄属于“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一类的人物，并对梵蒂冈在2000年为包括白多禄在内的120名在中国殉教的天主教徒封圣这一行为表示强烈不满。[7]但福建的天主教徒对白多禄评价甚高，在闽东有很多关于白多禄为善的轶事和白主教的圣迹，白多禄匿居的山洞也成为天主教徒的朝圣地。[8]教宗本笃十四世在1752年1月24日的枢机公开会议中高度表扬了包括白多禄在内的五位殉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1757年，天主教玫瑰会省开始派传教士到福州府及福宁府，用了十年时间搜集白多禄等人的资料，证实他们有资格承当真福者。教宗良十三世于1893年5月14日将白多禄宣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2000年10月1日将白多禄封圣，白多禄成为中华殉道圣人之一。[1][9]
参考文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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