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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研究指的是一种已被废弃的研究，是文化人类学上，一些在二战时期及二战之后，起源（及终结）于心理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Culture and Personality）的一些研究。现在认为很多对民族性的说法不正确，尽管有时人们会认为对民族性的说法包含了一些事实。[1]但一项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2]另外，有一个对49个文化进行的研究显示，“民族性”并不反映该社会成员的平均人格特质。[3]
民族性研究起于许多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了源自爱德华·萨丕尔以及鲁思·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文化形貌论、拉尔夫·林顿和亚伯兰·卡迪纳（Abram Kardiner）提出的基本人格结构论（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以及科罗·杜波依斯（Cora DuBois）所提出的典型性格论等的方法。这些这些对于人格和文化彼此间的实际关系为何这点，彼此有着不同的看法。文化形貌论和基本人格结构论假定在同样文化中，个体的性格是相对同质的；而杜波依斯则认为说，没有一个共通的性格，是在一个社会中，见诸于所有的个体的。
以下为描述民族性的一些著作：
- 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这本著作描述了日本的民族性。由于研究员在战时无法进入日本，本尼迪克特认为他的研究乃是根据文学、电影，以及在美国的日本侨民（在战时多数都被关押于集中营里）所进行的“远距离的田野研究”。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他的著作是让人类学的研究，倒退回最早期人类学家（像是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扶手椅人类学”（armchair anthropology）的那种模式，其他的学者则确认说日本人确实将美以及好战给视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这不表示每个个体都是如此）。
- 玛格丽特·米德的《保持粉末干燥：一位人类学家观察美国》（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America）（1942）
- 杰弗里·戈尔（Geoffrey Gorer）的《伟大俄国的子民：心理学研究》（The People of Great Russia: A Psychological Study）（1949）
戈尔的著作得到了差评，而这导致了民族性研究以及文化与人格学派整体的终结，在其中，戈尔主张说俄罗斯人这种令其敌人与赞助者美国人厌恶的人格，是源自于他们将婴儿包裹得紧紧的习俗，戈尔并指出俄国人的这种做法，导致了他们在长大后变得冷漠且疏离。他的这理论又被称为“包裹假说”（swaddling hypothesis），而这假说常被认为是不切实际、过度简化且过早下定论的。
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革命性地显示了社会化的过程在婴儿期跟儿童期早期后，依旧持续发生；而整个社会与个人的交流，对一个人的特质会有影响。而整个文化与人格学派的方法在现今已被视为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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