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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

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兼及文学活动、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理论性分析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英语：Literary criticism）指对文学的研究和评论。方法及论点多样，依评论者的立场，研究主题和学派而有所不同，各文学理论学派是现代文学批评及学术界的主流和基础，其专注于对文学的技巧和目标进行哲学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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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理论的框架中，文学批评是从文学理论中分离出来的独立范畴，抑或是直接源于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及分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批判的问题）还没有定论。一些评论家认为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的实践，因为批评总是直接处理文学作品，而理论可能更为一般而抽象。

文学批评往往呈现为文章或专著。学术型的文学批评家在文学系任教，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著名的批评家则在大众期刊上发布他们的批评，例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书评》、《伦敦书评》、《国家》、《纽约客》。

文学批评史

古典、中世纪及阿拉伯世界早期文学的批评

文学批评的历史几乎与文学本身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其著作《诗学》中奠定了西方文学批评的基础。《诗学》通过其对“模仿”本质、文学分类、构成要素等的系统性探讨，首次为文学（主要指诗歌）确立了相对清晰的研究范畴，并且引入了许多沿用至今的关键文学术语。 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深入分析了不同文学体裁（如悲剧、史诗）的特征，还对当时的艺术作品进行了细致评论。他提出的“模仿”（mimesis）和“净化”（catharsis）等核心概念，至今仍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石。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柏拉图，虽然对诗歌持批判态度（指其为“模仿”、“劣等”和“虚伪”），但他的观点同样构成了早期文学批评的重要部分。几乎在同一时期，古印度的婆罗达牟尼也在其经典《戏剧学》中，对古印度文学和梵语戏剧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阐述。

在后古典及中世纪时期，文学批评的重心转向宗教文本。由此发展出的宗教诠释传统及解经学（或诠释学）方法，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世俗文学的研究。这一点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学诠释传统中尤为明显。

从公元9世纪起，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伊斯兰黄金时代），文学批评以其特有的形式开始应用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分析与评论中。它可能受到了早期（如古希腊）传统的影响，但也发展出了自身的特点，更侧重于修辞（Balagha）、语言的精确性、诗歌的韵律和辞藻等方面。重要的代表包括贾希兹（Al-Jahiz）的《雄辩与阐明》（al-Bayan wa-l-tabyin）和《动物之书》（al-Hayawan），以及身为阿拔斯王朝王子及诗人的阿卜杜拉·伊本·穆阿塔兹（Abdullah ibn al-Mu'tazz）的《精妙（修辞）之书》（Kitab al-Badi）。其中，《精妙（修辞）之书》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和分类诗歌修辞手法（称为“巴迪”/ Badiʿ，指新颖、精美的修辞格，如对偶、比喻、双关等）的著作，对后世诗歌创作和评论影响深远。[1]

重点文本

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植根于人文主义对古典时代智慧的重新发掘与尊崇，深刻地塑造了近代西方的文学观念。这一时期的批评家们致力于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理念（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重新阐释并发展为一套新的文学创作与评价准则，即“新古典主义”。这种思潮强调理性、秩序、合宜性（decorum，即风格、语言需符合人物身份、题材的严肃性）、拟真性（verisimilitude，即对现实的高度逼真模仿），并特别追求文学形式（如遵循严格的文体格律、结构的完整性）与道德内容（如传达普遍真理、促进社会美德）的协调统一，旨在达到贺拉斯所倡导的“寓教于乐”（dulce et utile）的理想效果。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文学的地位空前提升，被尊为文化传承与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文学被视为智慧、修辞技巧与伦理生活的宝库，因此，当时的诗人和作家被视为文化英雄，肩负着维护和延续这一伟大文学传统的神圣使命，其作品不仅追求美学价值，更被寄予了重要的社会与道德教化功能。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批评的正式兴起，与古典文献的再发现密不可分。1498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乔尔乔·瓦拉（Giorgio Valla）将长期相对湮没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翻译成拉丁文出版，使得这部著作能在更广泛的学者（而非仅限于懂希腊文的学者）中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印刷术的普及也极大地方便了古典文本的传播。自此以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便确立了其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权威地位，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期，为分析文学作品（特别是戏剧）提供了看似科学且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在众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家中，意大利的洛多维科·卡斯特尔维特罗（Lodovico Castelvetro）堪称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之一。他在1570年用意大利文为《诗学》撰写的详尽评注中，不仅对文本进行了细致的阐释，更对戏剧的“三一律”（the three unities，即要求戏剧行动、时间和地点保持单一、集中）提出了极为严格甚至僵化的解释。尽管这种严苛的规定并非亚里士多德的原意，卡斯特尔维特罗的阐释却对后来的戏剧理论，特别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他之外，像意大利的尤利乌斯·凯撒·斯卡利杰（Julius Caesar Scaliger）、英国的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等人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共同推动了新古典主义文学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重点文本

  • Lodovico Castelvetro：《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翻译与解释》
  • 菲利普西德尼：《为诗道歉》
  • 雅格布崇义：《论但丁喜剧的辩护》
  • 托尔夸托·塔索：《关于英雄诗歌的论述》
  • 培根：《学习进步》
  • 亨利雷诺：《Mythomystes》
  • John Mandaville：《撰写于14世纪中叶 - 最有可能是法国医生》

启蒙时期的批评

启蒙时期的文学批评（约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深受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及社会进步信念的影响，它既是新古典主义的延续，也开启了重要的转变。此时期的批评家普遍推崇理性，强调文学作品应具备清晰的逻辑、自然的秩序以及对普遍人性的洞察，如亚历山大·蒲柏便致力于为文学制定合乎理性的规则。同时，文学的道德教化和社会功能被置于重要位置，伏尔泰、狄德罗等思想家常将文学视为传播启蒙思想、批判社会弊端、促进宽容与改良的有力工具，体现了文学创作与时代的社会改革理想的紧密联系。这一时期的批评，试图建立一套基于普遍理性和自然观察的评判标准，以取代仅仅依赖传统权威的模式。

此外，启蒙时期并非全然由理性主导，中后期开始，对情感 (Sentiment) 与感受力 (Sensibility) 的重视日益增加，文学唤起读者同情与共鸣的能力受到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卢梭等思想家的启发，他强调真挚情感的价值。与此并行，对天才 (Genius) 的独特创造力和独创性 (Originality) 的欣赏也逐渐超越了对古典模仿的强调，如德国的莱辛便挑战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规则，推崇莎士比亚式的独创。随着印刷普及和公共领域（如期刊、沙龙）的扩大，“品味 (Taste)”成为批评的核心议题，引发了关于美学标准的广泛公共讨论。小说等新兴文类的崛起，也促使批评界不得不面对和评价古典理论未曾涵盖的新形式。因此，启蒙时期的文学批评展现了理性与情感、遵循规则与推崇独创性之间复杂的互动与张力。以塞缪尔·约翰逊为例，他既尊重古典原则，又凭借其常识与经验主义的洞察力，深刻理解并赞扬了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天才。这一时期不仅精炼了新古典主义的某些方面，更关键的是引入并探讨了情感、个体性与历史视角等新元素，它标志着西方文学观念演变的关键阶段，为接下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铺平了道路。

重点文本

19世纪的批评

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将全新的审美理念引入文学研究，这就是：文学对象未必一定得是漂亮的、高贵的或者完美的；文学本身就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在德国，古典主义之后继起的浪漫主义文学理念强调了碎片化的审美观（an aesthetic of fragmentation ），对于英语文学的读者而言，这个观点具有惊人的现代性；相比于严肃的英语浪漫主义观来讲，它也更加着重地强调所谓的“智慧”或者“诙谐”（德文词：Witz）。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文学作品给一些作家们带来的声誉反而不如其文学评论带来的大，例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就是这样。

重点文本

新批评

虽然已经有了很多重要的审美运动做为先驱，但是关于文学批评的现代观点，却是脱胎于二十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全新进路。在这一世纪之初，以“俄罗斯形式主义”之名著称的批评流派，以及稍晚一些的英美新批评主义开始主宰英语世界的文学讨论和研究。这两个学派都大大拔高了文本研读在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认为它比一般化的讨论、比对作者意图或者读者反应的探究远为重要。尽管上述学派早已衰落，但这种对于文学形式的强调、对“文字本身”的严肃关注却一直持续到现在。

理论

诺思洛普·弗莱（ Northrop Frye ）于1957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对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在这本书中，他评论说，一些批评家倾向于先接受某种思想体系（ideology），然后以这一体系为基准评判文学作品。这一视角对现代的保守派思想家们影响极大。例如E·迈克尔·琼斯( E. Michael Jones)在他的《堕落的现代人》（Degenerate Moderns）中，就据此论争说，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 ）因为自己曾经通奸过，便排斥谴责通奸的古典文学。[2]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之前，新批评主义差不多就是英美文学圈的主角。这段时间里，受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其他欧陆哲学的影响，英美各个大学的文学部见证了一套更加系统的哲学性文学理论的崛起。这股潮流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此时人们对“理论”的兴趣达到顶峰。此后的批评家们，虽然毫无疑问地仍然受其影响，但是也就开始舒舒服服地解读文本，而不再去构想一套系统的方法论和哲学预设了。

20世纪重点文本

书籍的历史学

书籍历史学研究与其他形式的文学批评相联系着。它是一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借鉴了文献目录学、文化史、文学史和媒介理论的学术方法。以生产、流动和文本的接受、材料的形式为主要关注点，书籍历史学试图寻找文本形式与其内容方面的关联。

文学批评之现状

今天，伴随着更加保守的文学批评观（也就是新批评主义者很可能会支持的观念，文学批评的兴趣和欧陆哲学在大学的文学部里和平共存。关于文学批评的目标和方法的不同意见，曾经是正在兴起的两派文学批评理论的各自标志和争论焦点，如今都已经消退了。很多批评家觉得，他们现在能够从一大组高度多元的方法和进路中做拣选。

一些批评家主要处理理论文本，而另一些读更多的传统文学。尽管对文学正典的兴趣从来不曾减退，但很多批评家也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学和妇女文学发生兴趣，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受到文化研究学影响的批评家开始阅读流行大众文本，例如连环画或低俗/类型小说。文化生态学批评者（Ecocritics）已经描绘出了文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系。达尔文主义文学研究考虑了进化论背景下人性如何受影响。很多文学批评家也致力于电影批评或者传媒研究，一些则写了知识史方面的书，一些则把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引入了文学阅读中。

对学院式批评之价值的质疑

文学批评的价值一直受到一些著名艺术家的质疑。 纳博科夫争论说，一位好的读者在读书、尤其是读文学杰作之时，其目的并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致力于归纳“文学的普遍规律”。[3] 詹姆斯·乔伊斯的孙子，Stephen J. Joyce于1986年在哥本哈根参加一个乔伊斯作品学术研讨会之时，说到：“如果祖父在这里的话，他会笑死的......既然《都柏林人》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可以被随便哪位读者拿起来阅读和欣赏，而无需任何学术指导、文学理论或者复杂的诠释，那么《尤利西斯》也是一样——只要你把那些文学批评的噪声抛诸脑后。”他又质问道，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261本文学批评著作，它们是否真的为乔伊斯的文学遗产增添了光彩？[4]

参见

参考

研究书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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