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1597年10月5日—1684年），字宗子、石公，号陶庵、蝶庵居士[1]:264，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明末清初作家和史学家。张岱出身书香世家，三代进士，家境富裕，前半生生活奢华，养尊处优，精通各种玩乐之道，屡试不第。张岱48岁时明朝覆亡，他一度在南明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中供职，后来逃避战乱遁入深山，寄居佛寺，潜心著作，生活困顿，其后返回绍兴定居，一度到杭州协助谷应泰编纂史书。文学方面，张岱是小品文名家，著有《陶庵梦忆》及《西湖梦寻》等书，追忆昔日繁华生活，细述明末社会风情，文章平易近人，典雅精练，趣味盎然，脍炙人口，描写人物语言简洁有力，妙肖如生，其散文清初风行一时。史学方面，张岱撰有《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记述有明一代史事，剖析明亡原因，注重秉笔直书，推崇忠贞节义，以求垂鉴后世；但其书袭抄痕迹过于明显，难以称得上一家之言。宗教方面，张岱会拜佛、上香、布施，但不算笃信佛教。
家世
张岱书香世家，高祖、曾祖、祖父三代进士，从嘉靖年间（1522-1566）开始任官[2]:144。高祖张天复1547年进士，在云南任职时被人陷害，几经周旋才脱困，自此元气大伤，前途尽毁[3]:63、107。曾祖张元忭为1571年状元，曾任太子的经筵讲官，他为人严苛耿介[3]:63-65，在京城不肯巴结奉承，被迫辞官回乡。他教子相当严格[3]:108、66，著作繁多，思想上支持王学泰州学派[4]:43。祖父张汝霖1595年进士，官至江西参议 [5]:207，在江西任县令时，曾为新开征的矿税向税官力争，平息因药材税过重而引起的动乱[3]:108。父亲张耀芳多次应考落第[2]:144， 53岁时才考上乡试副榜[3]:47，1627至1631年间，在山东兖州鲁王朱寿镛府内担任长史。自张汝霖起，张家生活渐趋奢靡。张耀芳及其兄弟建造华屋，蓄养歌伎，收藏古玩，贪酒好色，穷奢极侈[5]:207；张耀芳沉耽于各种嗜好，日益挥霍[3]:73。张家三世藏书，多达三万余卷，让张岱有良好的读书条件[2]:151。张岱有三个弟弟，其中张山民集学者、诗人、艺术鉴赏家于一身[3]:71。
生平
张岱幼年多病，肺积水[3]:62，自幼喜好读书，无所不读，聪颖过人，善于作对子 [2]:144。张岱是长房长孙，祖父张汝霖亲自教授和呵护，在家中地位特高，平日居家读书，不必为谋生操心[3]:50、41，生活奢华，养尊处优[5]:207，常随祖父到绍兴城西北龙山北麓的“快园”游玩。张汝霖曾带张岱去见大学者黄汝亨，想安排张岱投入其门下，但没有成事。张岱一直没有考上乡试，一度颇为失意，幸得弟弟及好友祁彪佳相劝[3]:49、51、53。1629年，张岱到山东兖州为在当地做官的父亲祝寿，顺道游览泰山；1631年第二度北上探望父亲[3]:83-84、139。
明亡时张岱48岁，从此失去安逸的家园[3]:9。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5]:207，马士英率残余部队投靠鲁王朱以海，张岱以“东海布衣”的身份上书，痛斥马士英的奸诡谋逆，请求鲁王捉拿和处决马士英。鲁王召他到台州，授令他斩杀马士英。张岱领兵追捕马士英，却被他逃脱。九月，鲁王自台州迁往绍兴，张岱曾接待鲁王到自己家中[3]:146-148，君臣尽欢。其后鲁王监国，张岱有意在此小朝廷供职，得到“兵部职方司主事”一职，官位低微。他见鲁王不足成事，渐感不安，辞职退隐[3]:150-151。（一说马士英与将领方国安合作，挟持鲁王，斥逐张岱[2]:146。）1646年正月，方国安强邀张岱复出商讨军务，张岱忍病出山，却遭官兵逼税，儿子被绑架[2]:146。张岱出逃，其家为方国安士兵劫掠，藏书尽失。夏天，清兵攻陷绍兴，张岱把几个儿子与两位夫人安顿在城东山中的安全地方，自己则逃到绍兴西南深山之中[3]:153。
张岱对明亡刻骨铭心，感慨良深，眼见复国无望，决心归隐，为明遗民[2]:149、146。他隐居山寺，仅带一子、一仆为伴，隐姓埋名，潜心编写明史，生活艰苦困顿，无柴无米，往往饥饿。他想过自尽，但为了撰写明史，又决定活下来[3]:158。1649年，他重返绍兴，在绍兴龙山后麓昔日快园处买地，此地早已荒芜，张岱亲自修葺颓垣败屋，接来家人一家团聚，过粗茶淡饭的生活[3]:161-163。1653年张岱到江西探望族弟张登子，顺道游览江西抗清战场。1654年，张岱曾到杭州一游，自觉景物面目全非，感慨良多。1657年，张岱应浙江提督学政谷应泰之邀，到杭州协助他编写《明史纪事本末》，次年初成书，张岱回到绍兴[3]:170、178-179。约1665年，他为自己建造墓穴，并为自己撰写墓志铭[5]:207-208。卒于1684年，时年八十八[1]:264。
1616年张岱娶刘氏为妻，刘家也是读书人，家世中等。他至少有两名小妾，刘氏过世后，二妾仍与张岱同住。张岱儿孙满堂，有十个女儿，六个儿子[3]:74、197、162，晚年时，张岱仍须负起一家温饱的重担。长子、次子颇为懒散，但不失为读书人，1654年到杭州应考乡试，张岱没有阻止，而二人亦没有考上[3]:189、177-179。
文学
张岱散文造诣精深[5]:207，是著名小品文作家，作品脍炙人口，被奉为学习对象[2]:157，在清初风行了几十年[6]:115。其小品散文流畅自如，平易近人，用字典雅精练，情感自然流露，无所不记，欣然可读，趣味盎然；史书文辞则简练清新[2]:157、167。张岱善于人物描写，能在有限篇幅中，透过日常生活的细节琐事，运用亦庄亦谐、简洁有力的语言，独特的句法，夸张讽刺的写作技巧，突显人物的身份地位和个性特征，从而感动读者[7]:125。张岱的人物描写受《史记》、《世说新语》的技巧影响，善于以简洁生动，形象化的语言描绘人物肖像和精神面貌，把人物的声音笑貌写得妙肖如生，如《柳敬亭说书》描述柳敬亭的外貌，以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来形容这位说书人的奇特表情，文字刻画精妙突出[8]:18。此外在描写进士范长白、演员彭天锡等人，亦能表现其各别不同的表情与性格[8]:19-20。张岱偶然涉笔令人萦怀的女子，勾勒女伶朱楚生和名妓王月生的动人形象。朱楚生一往情深，“劳心忡忡，终以情死”。王月生孤高自傲，却困处风尘，不喜与俗人交接却不得不周旋，既周旋又难以为情[9]:216。
张岱散文主要著作有《陶庵梦忆》8卷、《琅嬛文集》6卷、《西湖梦寻》5卷[5]:208。《陶庵梦忆》成书于1646年[3]:192，描述其早年生活及明末社会风情[5]:208，自传色彩浓厚，怀念畴昔风流，细味个中佳趣，品评欣赏庭院、戏曲、烟火、名妓、茶水，艺人及各种奇异之物[9]:214-215。《陶庵梦忆》共收文章123篇，题材大概可分为四类。一为游记，如《炉峰月》记述月夜登上炉峰的情景，作者无惧虎兽伤害的威胁，与友人登峰顶看月色，惊动家人上山寻觅，山间人误会有大盗出没。其二，是鉴赏琴曲声伎的记叙。如《张氏声伎》介绍其家与友人家种种声伎戏班。其三，是对鉴赏古董珍玩的叙述，如《木犹龙》一文，记述其家传珍玩木龙本为开平王所有，张岱父亲以高价购下，为家传之宝。其四，为对美食的描述，如《蟹会》一文讲述每年十月，张岱与朋友举办蟹会，尽享河蟹美味。此外还有茗茶、观看烟火华烟、赏玩花鸟骏马等事[1]:265。张岱通过对往事的回忆，表现晚明文人特有的雅趣和生活风貌。例如在《湖心亭看雪》中，作者于“大雪三日，人鸟声俱绝”之时，独自乘一小舟，往西湖中湖心亭赏雪。到亭上，竟遇两人早已铺毡，对坐饮酒。两人“见余大喜……拉余同饮”。这种赏雪的雅趣非俗人所能理解，张岱却是孤高自赏，沉醉其中[1]:268-269。张岱散文也表现了对明朝的文化与政治认同，如《锺山》一文抒发对明朝覆灭的惋惜和痛苦，隐含对明朝的忠诚[3]:269-270。
张岱少年时意气风发，多少娱乐享受，但明亡后一切转眼成空，犹如春梦一场[2]:149。他认为所遭种种劫难，都是往日骄奢淫逸的报应，因而记下昔日生活，“持向佛前，一一忏悔”[3]:158，书中伤感于晚明的一去不复返，周270眷恋惜逝，重温旧梦，亦有反讽与省思[9]:216。他详述圆月之夜西湖的游人，大多无心赏月；游人散尽后，张岱及其友人才能真正欣赏月夜之美：
- 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6]:118
张岱以反讽笔法书写女性的肉体买卖。穷人女儿自小被收买，加以调教，长成后转卖给富家作妾，称之为“瘦马”。张岱记牙婆以“扬州瘦马”见客，犹如商品推销，交易过程匆促、低俗、冷酷，毫无风流情趣可言。张岱又记扬州数以百计的下级妓女盘桓茶楼酒馆之前拉客，强颜欢笑而难掩凄楚。他数次提到报应，暗示繁华热闹背后的罪恶。张伅亦写出西湖香市盛极一时，但1641-1642年杭州饥荒遍野，百姓过半饿死，当地习俗扫墓豪奢，反衬后来的落寞[9]:215。
《西湖梦寻》序成于1671年，他认为梦中和记忆中的西湖比乱后残破的西湖更真实动人[9]:215，书中记述西湖周围的名胜和会友地点，重现明末杭州风景[10]:140-141。张岱另撰有《夜航船》一书，记述各种知识。在江南一带的渡船上，晚上常与人谈天，需有不少学问，因而撰写此书；全书约30万字，其中有一卷专谈外国风情[3]:91-92。
张岱自称早年学诗深受徐渭、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影响[7]:102，喜受陶渊明诗，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以陶诗为慰藉，写下不少与陶渊明作品唱和的诗篇[3]:160。张岱赞同归有光、袁宏道等人的文学主张，虽然批评复古派后七子，但也没有一概否定他们的文学成就，对当中王世贞尤为欣赏[7]:103-105。张岱也撰写戏曲，魏忠贤倒台后，他以魏忠贤为题材编戏，名为《冰山》，曾在绍兴排演，反应热烈。1631年，他带着戏班到山东为父亲献演《冰山》，一些旧京官告诉他亲身经历，张岱把这些事也写入戏中，使剧情更跌宕起伏，引人入胜[3]:106-107。
史学
张家有修史传统，张岱高祖张天复和曾祖张元忭都撰有方志，张岱亦有修史的使命感[3]:151，以史家而不是文学家自居，但成就上，张岱史学不如文学[7]:94、136。史书中张岱重视司马迁《史记》，欣赏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叙事简洁[7]:116。他22岁起开始编纂《古今义烈传》，10年后完成初稿[3]:152。他读历代节义之士的事迹，总是热血慷慨，因而编写此书。书中搜罗历代良将、大儒、廉吏、明君事迹，也涉及商贾、僧人、乞丐，逐一立有小传，后置赞语。此书在绍兴当地文人间大获好评[3]:104-106。
张岱编写的重要史书有《石匮书》220卷，约250万字，《石匮书后集》63卷，约50万字[2]:143[3]:183。“石匮”乃司马迁保全史料之处，张岱以“石匮”为书名，表示对司马迁的推崇[3]:187。张岱著史，是因为看见其他明代史书问题甚多，故挺身而出，要编成可靠的明史[2]:152-153。1628年《石匮书》开始撰写，约1655年完成初稿[3]:167-168，此后继续增修[2]:152，体例上仿效《史记》，有本纪、表、志、世家、列传。表、志主要取材于郑晓《吾学编》及何乔远《名山藏》，列传因袭《名山藏》最多，其次是《续藏书》、焦竑《国朝献征录》及王世贞多种著作，间中亦有取自朱国桢《皇明史概》[7]:96-97。因缺乏崇祯一朝史料，《石匮书》只写到天启时候。张岱有意藉修史探讨明亡原因，他认为明亡的主要因素是宦官乱政和朋党之争，批评东林党人党同伐异[2]:152、160-161；明神宗时明朝腐败迹象已初露，明熹宗时宦官把持朝政，明朝病入膏肓[3]:170-171。
张岱认为，过去明史作者，因政治、派系、观点，或缺乏史料，有隐讳掩饰，混淆是非之处，故他特别强调信史，注意收集和考证史料，注重历史事实，史家要秉笔直书，不顾忌讳，甚至要实地考察。表达上，张岱强调掌握史实的精华和重点，使文意活现，更加生动；强调画龙点睛的效果，以简练文字道出重点，不必冗词赘字[2]:156-158。后来张岱协助谷应泰编写《明史纪事本末》，书中大量章节引自《石匮书》[3]:179，毛奇龄参与官修《明史》时，曾致书张岱，求取《石匮书》抄本以供修史之用[5]:208。《石匮书》的缺点是，袭抄各书之迹过于明显，书中论赞不少取自郑晓、何乔远、王世贞等人的评论，难以说是“成一家之言”；张岱增删既有传记资料时，有时会有错误和不协调之处，对原书的删削有时并不恰当，削去了传主的生平事迹，又采用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实难称佳构[7]:97、130、132。
1657年，张岱自谷应泰处得见崇祯朝的邸报，利用邸报史料编写《石匮书后集》[3]:179，完成崇祯及南明部分[2]:153。因《石匮书》止于明熹宗，为了剖析明朝沦亡，故撰写后集。他批评明思宗过度节省，用人反复无常，征税过多[3]:171-172，对明思宗褒贬各半，颇为公允。他能正确指出南明朝中的两大弊病：文武官员无法合作，大臣间发生冲突。张岱认为明思宗自尽后明朝即亡，南明抗清其实不成气候，诸王和权臣都无德无能，难以成就大事，故他没有把南明诸王放在本纪，另立“明末五王世家”来综述南明诸王事迹，篇幅亦无多[2]:162、166、163。张岱史书强调忠贞义烈，推崇死节，侧重表彰忠义烈之士，期望能激发人心，为后世模范[2]:157、147、153。他也赞同退隐以保全忠孝之道。他在《石匮书后集》特别赞扬忠臣和殉国士民，为殉明的官员与平民立传，如《流寇死事诸臣列传》、《甲申死难列传》、《江西死义列传》等[2]:147、164。书中袁崇焕传内容有舛误，评价有欠公允[7]:127。
张岱最后一部著作是《越人三不朽图赞》，分立德、立功、立言三部分，其中以立德为主，占全书三份之二[2]:153。他与徐渭之孙徐沁一起，在绍兴一带挨家逐户寻访当地古人画像，共得108帧[3]:196。
嗜好
张岱年轻时生活多姿多彩[3]:33，纵情享乐，精通各种玩乐之道[2]:154，自述：
- 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4]:43
张岱是品茗专家，精于以山泉煮茶[5]:207，品茶而能道出何种茶叶与水源，并懂得烘培茶叶[2]:145。他和三叔张炳芳一同研究，以各处名泉煮各地名茶，找出最能相配的茶与泉。张岱钻研各种美食的烹调方法，喜爱赏灯，会寻访造灯的巧匠，举办灯展。他有各种癖好，十分沉迷。他曾迷上弹琴，十九岁时说服六位亲友跟他一同学琴，又拜各家名师学艺，勤加练习，能奏出古拙之音，有时会与琴师和同学在众人前合奏。廿五岁，张岱迷上斗鸡，与同好创立斗鸡社[3]:18-20。他和二叔张联芳斗鸡，以古董、书画为赌注。戒了斗鸡后，他迷上看蹴踘。他又喜爱玩骨牌，甚至自己设计纸牌[3]:21-22。张岱善狎名妓，南京艺妓中最欣赏王月生，常与她出南京城游历燕子矶等名胜，并为她作诗。张岱很欣赏南京说书人柳敬亭的演出[3]:28-30，曾听柳敬亭说《水浒传》“武松打虎”，觉得其演绎比小说原著更精采动人，细节戏剧化，使人听得如痴如醉[11]:1286。
张岱喜爱出游，少年时在绍兴城内庞公池附近读书，会在池中备有小舟，兴致一来就乘船外出，进入纵横交错的溪流。他在西湖赏月时，特别爱看赏月之人[3]:23-24。张岱曾游览泰山，当天天色欠佳，大雾弥漫，张岱希望等云雾散去，得识泰山真面目，但导游和轿夫都坚持下山。第二天张岱想再上山，但导游拒绝，因习俗认为再一次登山是不祥的，张岱自行找轿夫上山，这次终于在天朗气清下看到壮丽景致[3]:86-87。他喜爱赏雪景，有次在西湖赏雪，见“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他也喜欢狩猎，他曾身穿戎装策马出城，姬侍随行，随从骑马，带同猎犬猎鹰，次日才归家，设宴与亲戚分享猎物[3]:22-23、25。张岱甚爱看戏，精研唱腔、身段和扮相，花了不少金钱和力气搬演好戏。其家族中有多人都养戏班，张岱自己也不例外，请伶人在宾客前演唱。在自己戏班里，他最喜欢女伶刘晖吉，觉得她唱功奇绝，擅长反串，独树一格[3]:21、30-32。他曾带同戏班出游，晚上路过江北大运河畔的金山寺，当地是宋朝名将韩世忠击退金兵的地方，张岱就在寺中大殿叫伶人演出韩世忠退金人的戏，一时间锣鼓喧嚣，通宵演唱[3]:34。
宗教
张岱母亲陶氏诚心拜佛，他年幼时随母亲到杭州高丽寺、绍兴城东曹山庵礼佛进香[3]:61-62、16。张岱并不笃信佛教，但会拜佛、上香、布施，喜爱游览各地著名佛寺，如杭州灵隐寺、天竺寺、高丽寺，宁波阿育王寺，南京灵谷寺、栖霞寺等。有时他当寺院是士人聚会交谈的地方[4]:45-47、50。他对佛教仪式特别感兴趣，常在佛教节日与家人到寺院参习佛教仪式[3]:45，每年春天都参加杭州昭庆寺的庙会。他对佛教有相当认识，但不算深入[4]:47。1638年，他到宁波海上的普陀山，参观当地四月初三的观音诞，进香期间一多月，他都谨守持斋戒律[3]:88-90，在普陀岛，他对百姓盲目而单纯的信仰感到惊奇[4]:53。同年，张岱与友人秦一生往宁波阿育王寺，自称从寺内所藏的佛舍利子，看到一尊白衣观音小像显形[3]:96。明亡后，张岱曾剃光头，隐居在与世隔绝的山寺中；晚年在绍兴山中建成一座小茅庵，请庵中僧人为他祈佛，死后为他祭奠[4]:50、52。
张岱也会祈神祷雨。绍兴当地曾发生旱灾和饥荒，张岱跟从村民的决定，祈求《水浒传》中的人物相助，因“水浒传”书名就是个吉兆。张岱四出寻找相貌外形类似《水浒传》故事角色的人物，终于找了三十六人来绍兴城扮演李逵、林冲、武松等等。张岱认为，梁山泊108个好汉都是天罡地煞，可以协助乞雨[3]:118-119。外母去世前，张岱曾为她到祠堂祝祷，也向东岳泰山之神祈求。此外，张岱读过一些天主教著作，写过一篇论利玛窦的文章[3]:76、93。
评价
时人祁彪佳称赞张岱文笔洗练，说自己用二百字才能说完的事，张岱只需二十余字即可尽述[3]:97。祁豸佳则称赞张岱小品文兼集众家的优点，“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具一种空灵晶映之气”。清人王介臣指张岱文气“雄浑”[1]:263；伍崇曜把《陶庵梦忆》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相提并论[1]:274。20世纪初期，刘鉴泉视张岱散文为近世新文艺的源头。现代学者往往视张岱为晚明以来反对拟古、提倡性灵小品之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1]:263。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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