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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或称广州暴动，是1927年中国国民党实行武力清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2月在广州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策动的三次起义之一，而前两次分别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1927年下半年，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遭到严重挫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评，于是，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希望在一些省份夺取政权，以此证明其中国政策的正确。虽然8月的南昌起义和9月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起义都归于失败。共产国际仍然计划在某一个省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当南昌起义部队向南撤退时，共产国际计划在广州发动暴动，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占领广州，在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10月，叶挺、贺龙的部队溃败后，广州起义的计划一度准备停止，但在11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其中苏兆征、罗亦农、罗乃曼（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共同制定广州起义计划，并在广州成立秘密行动总部。[2]
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支持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其中秘书长高语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则是秘密的共产党员[3]。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后，在第二方面军内，叶挺策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投向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第二方面军忠于张发奎的余部则南下追击向广东潮汕撤退的叶挺、贺龙，进入广州。
张发奎部队中，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和特务营营长梁秉枢都是地下共产党员，教导团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4]，因此教导团和特务营的一个连深受左倾情绪影响。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本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张发奎与桂系的广东省主席李济深不睦，11月17日，乘李济深离粤，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桂系黄绍竑，称为“广州张黄事变”。
11月18日，即“张黄事变”的次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11点纲领（中央通告十六号[5]），要求以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筹备广州兵变和政治总罢工，夺取政权[4]。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五人革命委员会（在广州3人），张太雷任主席，另外两人是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工会领袖周文雍。总司令叶挺和杨殷直到暴动前夕才由香港秘密潜入广州。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海因茨·纽曼和格哈特·爱斯拉到达广州，策划在广州实施新的暴动，带来活动经费200余万美元[6]。同日，教导团开始召集组长联席会议，12月4日，教导团举行全体党员大会，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激动“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且“调查各连的反动分子”[7]。
12月初，张发奎、黄琪翔的主力离开广州，对付桂系，负责广州市内防务的只有教导团（1500人、枪1300支）、第四军特务营（有计划改编为警卫团，无枪枝），以及广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保安队，另外工人赤卫队有2000人，持有手枪数十杆，炸弹150枚。
暴动原定在13日举行，但是在12月9日由于发生爆炸事件，暴动被提前到11日举行。这也使得原定前来增援的农会无法到达。
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2时，张太雷、叶挺、徐光英、曹干延和梁道夫（杨达夫），趁广州周边发生战事，张发奎、黄琪翔派兵迎战，城防空虚时，来到叶剑英教导团，进行部署，杀死代理团长朱勉芳，拘禁四、五十名“反动分子”。
黄锦辉和杨殷率领敢死队到北校场第四军教导团的驻地，配合教导团在凌晨3时30分，攻打位于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的广州市公安局，释放政治犯。到天亮前，教导团、特务营一部共2000余人以及大约2000名工人赤卫队参加了暴动，打败沙河燕塘一带的炮兵，大部分广州城已经被攻占，但是第四军军部、十二师师部和仰忠街军械处始终未能攻下，于是放火焚烧[7]，造成大批平民死伤。控制全城后，共军随即大举捕杀四月清党时镇压他们的人员。
不过河南（海珠区）仍在李福林手中，而沙面英法租界也未受波及。张发奎、黄琪翔及广东省主席陈公博均于11日晨逃往河南李福林（第五军）驻地。张发奎请托一位商人谭礼庭出面，得以进入沙面英租界拍发无线电报，调动外围部队回援广州敉平暴动[3]。
暴动的领导人包括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参与了军事行动，公开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红旗穿过街市[8][9]。
12月12日上午，两军在广州北郊激战，当地的绅商纷纷组织民团对抗共军。越秀山一度被张军夺去，又被共军夺回。下午，于广州丰宁路（人民路）西瓜园广场上主持“广州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张太雷任代理主席（主席苏兆征，因病）及人民海陆军委员，并公布另外9名苏维埃政府要员名单[3]：
12日，张发奎调各地军队反攻，上午已进占观音山（越秀山）。民团与薛岳的新兵，由观音山进城，冲锋到厚祥街。经过激战，共军一度夺回观音山，下午，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乘车赴观音山指挥，途经中大北门附近遇民团（广东机器工会工人纠察队）狙击，张及司机死在车中，纽曼逃脱[10]。
后张发奎部队陆续抵达广州，从四面攻入市内。于是在广州发生激烈的巷战。至当日夜，共军支撑不住，决定弃城。12月13日，张发奎部队夺回广州，中共军队残部1000余人逃出广州，经花县至海、陆丰地区，工人赤卫队留下殿后。13日下午，张军粉碎赤卫队的抵抗，完全控制广州。纽曼也逃走，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等5人则在被捕后游街并被枪毙。郝史在试图乘领事馆汽车前往苏维埃总部时被捕，随身携带手榴弹。苏联领事馆遭到搜查，领事鲍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妇遭到逮捕，由于驻广州领事团的说服，领事夫妇才未被处死，在年底被驱逐出境[11]。
广州起义的过程中，先是起义工人为报复四月清党时镇压他们的人士，因而展开捕杀，并焚烧房屋造成死伤。起义失败后，广州市政府又大肆搜捕起义人员，许多工人受害。双方死亡人数在两万人以上[12]。关于死亡人数，中共方面认为包括5700多名中国人、100多名朝鲜人和5名苏联人[4]。
死亡的起义人员埋葬在东郊，即今日广州市中心区中山三路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与其周围繁华喧嚣的商业气氛形成强烈的对比。
12月14日，国民政府指责苏联是广州起义的幕后黑手，宣布与苏联断交，并驱逐各地苏联侨民，关闭上海、汉口、长沙苏联领事馆。苏联则声称并不承认国民政府，各地领事馆仍对北京政府发生关系，国民政府无权如此（其实在张作霖搜查后，苏联代办已离开北京使馆）。至此，1923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彻底结束。
广州起义之后，张发奎、黄琪翔被认为负有责任，被迫将广州交给桂系，北上江西，归蒋介石节制；而汪精卫也受到压力，被迫出洋前往法国，暂时退出政治舞台。
广州起义在时间上恰与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吻合，斯大林就在这次大会上彻底击败托洛茨基。因此托洛茨基评论广州起义是“斯大林派多数在中国造成一个胜利的假象，以掩盖俄国反对派在肉体上的消灭”[13]，“参加起义的广州工人英勇无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领导层的冒险主义已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14]。
1928年6月，共产国际将大约100名中共代表秘密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举行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将广州起义的失败归咎于当时“小资产阶级”出身（被认为具有妥协性和狂热性）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15]，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改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领导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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