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民幹（？—？），字道贞[1][2]，为讳唐太宗李世民的讳又称崔幹、崔世幹，雍州咸阳县（今陕西省咸阳市）人，祖籍博陵郡安平县（今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出自博陵崔氏的博陵第二房，隋朝、唐朝官员。
崔民幹在隋朝末年担任醴泉县县令，李渊发兵进入关中后，崔民幹向李渊献出醴泉县投降，出任丞相府主簿。武德元年六月甲戌朔（618年6月28日），李渊接受禅让建立唐朝后，将崔民幹升任黄门侍郎[3][4]。武德元年十月庚辰（618年11月1日），唐高祖李渊诏令以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山东各路军队都受到节度；以黄门侍郎崔民幹为安抚副使[5]。
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李神通在聊城进攻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因军中粮食耗尽，请求投降，李神通不接受。崔民幹劝说李神通接受宇文化及的投降，李神通说：“士兵们长期暴露在外，如今敌人谋划用尽粮食耗尽，我军马上就能取胜，正当攻下聊城，以展示国威，将其财物奖赏将士。如果他投降，用什么来赏赐军队？”崔民幹说：“如今窦建德快要到了，宇文化及还没有平定，两方敌人夹击，我军必定失败。不攻而夺取城池，功劳非常大。如今贪图财物，我军一定会失败的。”李神通大怒，把崔民幹囚禁在军中[6][7][8]。
唐太宗即位后，下令申国公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等人修《氏族志》，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编修完成，黄门侍郎崔民幹被定为第一等，唐太宗看后非常不满意，下令重新编纂，以唐朝的官品为评定标准，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幹被降为第三等[9][10][11][12]。
崔民幹后在贞观六年（632年）至七年（633年）之间任宋州刺史，之后转任豳州刺史，封博陵郡开国公[2]，在刺史任内受到属下的怀念[13]。崔民幹死后，朝廷赠予幽州都督、上柱国、谥号元，永徽元年岁次庚戌二月庚午朔廿七日丙申（650年4月3日），葬于雍州万年县义善乡界少陵原[2]。
《册府元龟·卷七六六·攀附第二》：崔幹略，隋末为醴泉县令。高祖义兵入关，以县来降，授丞相府主簿。及受禅迁黄门侍郎。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六月，甲戌朔，以赵公世民为尚书令，黄台公瑗为刑部侍郎，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司马刘文静为纳言，司录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参掌选事，掾殷开山为吏部侍郎，属赵慈景为兵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主簿陈叔达、博陵崔民幹并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录事参军裴晞为尚书右丞。以隋民部尚书萧瑀为内史令，礼部尚书窦琎为户部尚书，蒋公屈突通为兵部尚书，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瑗，上之从子。怀恩，舅子也。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六》 ：庚辰，诏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山东诸军并受节度；以黄门侍郎崔民幹为副。
《旧唐书·卷六十·列传第十》：武德元年，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永康王，寻改封淮安王，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击宇文化及于魏县，化及不能抗，东走聊城。神通进兵蹑之，至聊城。会化及粮尽请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黄门侍郎崔幹劝纳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贼计穷粮尽，克在旦暮，正当攻取，以示国威，散其玉帛，以为军赏。若受降者，吾何以借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两贼之间，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勋甚大。今贪其玉帛，败无日矣！”神通怒，囚幹于军中。
《新唐书·卷七十八·列传第三》：武德初，拜山东安抚大使，黄门侍郎崔幹副之，进击宇文化及于魏。化及败走聊城，神通追北，贼粮尽愿降，神通不肯受，幹请纳之，神通曰：“师久暴露，今贼食尽，克不旦暮，正当破之，以玉帛酬战力。若降，吾何所借手？”幹曰：“窦建德危至，而化及未平，我转侧两贼间，势必危，王又贪其玉帛，败不日。”神通怒，囚幹军中。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七》：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粮尽，请降，神通不许。安抚副使崔世幹劝神通许之，神通曰：“军士暴露日久，贼食尽计穷，克在旦暮，吾当攻取以示国威，且散其玉帛以劳将士，若受其降，将合以为军赏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内外受敌，吾军必败。夫不敢而下之，为功甚易，柰何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于军中。
《旧唐书·卷六十五·列传第十五》：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谍，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即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祇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遂以崔干为第三等。及书成，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赐士廉物千段。寻同中书门下三品。
《新唐书·卷九十五·列传第二十》：初，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昏。由是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责天下谱谍，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干仍居第一。帝曰：“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齐据河北，梁、陈在江南，虽有人物，偏方下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今皆反是，岂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以崔干为第三姓，班其书天下。
《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五》：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葇、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恶之，命士廉等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幹为第一。上曰：“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卬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幹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
《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七·牧守部》：崔幹，历宋幽二州刺史，为下所怀。
《隨故藁城令崔君墓誌》, 《河北书画研究》 (1期), 2023年, (1期): 98–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