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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化（英语：Securitization）是指国家行为者将常规政治议题转化为“安全”（security）议题的过程；这令行为者能够以“维护安全”的名义采取非常手段[1]。经过安全化的议题不一定对国家存续有着重要影响；“安全化”所代表的反是有人成功将一个议题转化成国家存续问题的过程[2]。
安全化理论家认为，经过安全化的议题得到不成比例的关注和资源，即使没有安全化的议题会构成更多的损害。比如说，即使因交通意外或可预防疾病而死的人数远高于恐怖袭击本身，但后者所得到的关注往往较多。安全化研究以了解“谁是安全化行为者？哪些议题得到安全化？为了谁而去安全化？为何要安全化？安全化带来了什么影响？行为者会在哪种环境下安全化某项议题？”为宗旨[3]。
在国际关系上，此一概念跟哥本哈根学派有关。它的方法则融合了建构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两者[4]。“安全化”此一用语由奥利·维夫于1993年所创。
安全化因国家权威领袖、机构、政党的言语行为而起。当中行为者会把常规政治议题所带来的威胁视为安全问题去看待，从而证明某些遏制威胁的非常措施是合理必要的[5]。
此外让某项议题安全化的必要条件就是受众接受行为者的那一套说词。蒂埃里·布拉斯潘宁-巴尔扎克对此表示：“安全化受到规则制约，它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威胁是否真的存在。相反，能否就现况发展赋予一套有效话语才是关键”[6]。
所有安全化行为都会包含以下四项元素：[7]
经过安全化的议题不一定对国家存续有着重要影响；“安全化”所代表的反是有人成功将一个议题转化成国家存续问题的过程。不过，乌列尔·阿布洛夫（Uriel Abulof）却认为现时的安全化实证研究“对那些连自身能否延续下去也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缺乏关注”。他以以色列的“人口恶魔”为例，说明一些社会会较为希望“深度安全化”，即“公共话语明确把威胁视为相当有可能危害民族/国家延续”[8]。
丹尼尔·德德尼等自由主义哲学家认为，行为者很轻易就能利用“安全化”过程，把民族主义者的情感以有害无益的方式释放出来[9]。像阿纳托·李文般的政治科学教授虽提倡把气候变化等议题安全化，但同时亦认为国家行为者会因把某些议题安全化，而出现过度反应。他们为此举出反恐战争和毒品战争这两个例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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