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灭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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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灭吴之战[参1]，是晋朝为统一全国发动的战争，也是三国时期最后的一场战争。在晋咸宁五年（279年，吴天纪三年）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下令大举伐吴，次年三月十五（280年5月1日），吴末帝孙皓正式投降，该战结束。战后，晋武帝将年号改为太康，因此这场战争也被称为“太康之役”[注1]。
晋灭吴之战使晋朝开创由北方平定南方统一天下的先例，战后不久，吴国各地守军陆续向晋国归降，西晋成功统一全国，结束自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同时，晋灭吴之战作为中国古代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渡江作战，在中国军事史上同样有着重要地位，此役创造的水陆俱进、多路并发、顺流直下的战略，对此后历代在长江流域发生的诸多战争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魏景元四年（263元，蜀炎兴元年，吴永安六年）八月，曹魏在权臣司马昭的带领下，成功迫使蜀汉投降。司马氏的势力也因此在曹魏进一步加强，司马昭借助灭蜀的威望于当年十月位进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次年三月再次进爵为晋王。魏咸熙元年（264年，吴永安七年）七月，吴主孙休病逝，群臣拥立孙皓即位。魏咸熙二年（265年，吴甘露元年）八月，晋王司马昭逝世，其子司马炎袭位。同年十二月，司马炎迫使魏帝曹奂禅位，建立晋，曹魏灭亡[参3]。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演变这西晋与东吴的两国对峙。
司马昭去世前曾遣使臣向孙皓宣扬国威，恩威并施，企图凭借灭蜀的声势，使新立的吴主孙皓不战而降[注2]。随后，孙皓遣使回信，书信中对对方威胁归顺一事不置可否，吴国使臣弘璆不辱使命，得到司马昭的赞赏和礼遇。不久，司马昭逝世，孙皓遣使吊祭。使臣回吴后曾建议趁机袭取魏国的弋阳，但在群臣讨论时被否决[参2]。此后，两国便一直维持和平局面，吴国丞相陆凯称当时的局势为“邻国交好，四边无事”[参4]。
但在和平的表面之下，两国的军事部署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部署如孙皓于泰始三年（267年，吴宝鼎二年）改派近臣万彧代替主和派的陆凯出镇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参2]；司马炎于泰始五年（269年，吴建衡元年）派积极献策平吴的羊祜出镇襄阳（治今湖北省襄阳市）等[参5]。另外，司马炎此前曾接受吴国叛将吕兴归顺的要求，令南中监军霍弋负责支援，先后任命吕兴、爨谷、马融、杨稷为交阯太守，已逐渐据有交阯（治今越南北宁市）、九真（治今越南清化市）、日南（治今越南洞海市南）三郡，占据吴国交州的大部，从南疆威胁到吴国的统治[参2]。
晋泰始四年（268年，吴宝鼎三年）冬，孙皓向晋国首开战端，亲率大军屯驻东关（今安徽省含山县西南），令吴军攻打晋江夏（治今湖北省云梦县南）、襄阳（治今湖北省襄阳市）、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西）、交阯（治今越南北宁市）等多个战略要地。此后直至晋咸宁三年（277年，吴天纪元年），晋、吴两国间不断发生战争，十年中仅有一年没有战争记录，而且这些战争几乎全部是吴国主动发起。
在这些战争中，吴主孙皓曾两次摆出亲征的姿态，显示出高度的重视。同时，吴军在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也取得一定的战果：吴将丁奉曾以离间计使镇守扬州的晋大司马石苞免职，并曾一度深入敌境数百里，进军到谯郡的谷阳（今安徽省灵壁县）；吴将虞汜等率部收复被晋国侵占的交州三郡，保障吴国南疆的稳定；吴将孙慎率部袭扰晋江夏、汝南（治今河南省息县）两地，略夺上千户居民内迁吴国；吴将陆抗更是在西陵之战中以三万吴军，击退晋国名将羊祜的八万援军，攻陷西陵，擒杀叛将步阐，声名大噪。[注3]
孙皓不断的军事行动给晋国带来一定的困扰[参6]，但同样也给吴国自身带来沉重的负担，并遭到以陆凯、陆抗为代表的江东士族的一致反对。陆抗上表称“今师所克获，不补所丧”，认为孙皓连年发动的战争耗费大量的国家资源，得不偿失，并且也无法改变晋强吴弱的现状[参7]。
| 孙皓在位期间对晋发动的进攻一览 | |||||
| 时间 | 攻略目标 | 吴方将领 | 晋方将领 | 备注 | |
|---|---|---|---|---|---|
| 晋泰始四年 (268) | 江夏、襄阳、合肥、交阯 | 吴主孙皓 左大司马施绩、右丞相万彧 右大司马丁奉、右将军诸葛靓 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脩则、将军顾容 |
太尉司马望 荆州刺史胡烈 大司马石苞、安东将军司马骏 交阯太守杨稷、郁林太守毛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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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泰始五年 (269) | 谷阳、交阯 | 右大司马丁奉 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 监军李勖、督军徐存、导军冯斐 |
交阯太守杨稷、郁林太守毛炅、九真太守董元 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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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泰始六年 (270) | 不详 | 右大司马丁奉 | 扬州刺史牵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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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泰始七年 (271) | 寿春[参9] | 吴主孙皓 | 义阳王司马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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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泰始八年 (272) | 西陵 | 镇军大将军陆抗、将军左奕、吾彦、蔡贡 江陵督张咸、公安督孙遵、水军督留虑 镇西将军朱琬、宜都太守雷谭 营部督俞赞、将军朱乔 |
卫将军步阐、左将军步玑 车骑将军羊祜、荆州刺史杨肇 巴东监军徐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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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泰始九年 (273) | 弋阳、汝南 | 武昌左部督薛莹、夏口督鲁淑 | 豫州刺史王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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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泰始十年 (274) | 江夏 | 公安督孙遵、李承 | 江夏太守嵇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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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咸宁元年 (275) | 江夏[参9] | 不详 | 不详 | ||
| 晋咸宁三年 (277) | 江夏、汝南 | 夏口督孙慎 | 不详 | ||
面对吴军不断的进攻，晋国始终采取防守的姿态。在上述的十年时间中，除在西陵之战中出兵支援叛归晋国的步阐外，仅有一次主动出兵的记载，即在泰始十年（274年，凤凰三年），晋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陈骞率军攻打吴国江北的军事要地凃中。[参9][参12]
对当时的晋国而言，北方的鲜卑等胡族才是最大的威胁，其中活跃于西北的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在泰始六年（270年，吴建衡二年）击杀晋秦州刺史胡烈，翌年再斩晋凉州刺史牵弘[参13]，后又大败继任的凉州刺史苏愉，一度据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旰食”[参14]；此外，鲜卑索头部首领拓跋力微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征服多个部落，雄霸北方草原，“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参15]，也给晋国带来极大的威胁。为此，武帝调镇守青州的卫瓘改镇幽州，镇守豫州的司马骏改镇关中，并试图将尚书令贾充也派到雍凉督战[参9]。至咸宁年间（275－280年），北方局势方有所缓解。扶风王司马骏督晋将马循、文鸯率军屡破秃发树机能等人[参9]，卫瓘更是以离间计使北方鲜卑各部离散，首领拓跋力微忧闷而死[参16]。但是，以贾充为首的晋国众臣依然反对对吴用兵，仅羊祜、张华、杜预等数人支持伐吴[参17]。
虽然群臣多数持反对意见，司马炎却早有灭吴统一天下的雄心。司马炎予以镇守襄阳的羊祜以极大信任，并改变司马昭时期以两人分镇荆州的政策，将荆州军事全权委以羊祜。后来羊祜西陵之战失利，百官奏请将羊祜罢免，司马炎最后也只是将其降为平南将军，依然令他都督荆州诸军事。在司马炎的支持下，羊祜经营荆州近十年，期间占据边境险要之地，致力于战争储备，并对吴军开展怀柔政策，赢取人心。吴将名将陆抗为此感慨说：“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参5]司马炎又采纳羊祜的意见，将原本要升为大司农的王濬留任益州，让其督造船只并训练水军。王濬在蜀地治水军七年，召集万余人建造大船[参18]。据史书记载，王濬所督造的巨船，长一百二十步，能载两千多人，甚至连马都可以在船上奔驰，“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参19]。
晋泰始十年（274年，吴凤凰三年），吴将陆抗逝世。两年后，羊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向司马炎上疏请求伐吴。但因为西北战事吃紧，群臣们大多反对出征[参5]。伐吴之役一直拖延，反对的声音直至正式伐吴的前昔都未曾停息[参20]。晋咸宁四年（278年，吴天纪二年），羊祜重病还朝，再次述说伐吴的必要性，并推荐杜预代替自己出镇襄阳，后于同年抱憾而终[参5]。羊祜逝世后，司马炎加快伐吴的军事部署，前线将领杜预、王浑等人也都针对吴国重要据点展开行动，如杜预袭败西陵都督张政并离间，使其被武昌监留宪代换[参11][参17]。咸宁五年（279年，吴天纪三年），在张华、杜预、王濬等人的反复劝说下[参21][参17][参19]，司马炎最终正式决定大举伐吴。
早在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炎兴元年，吴永安六年）夏，司马昭准备兴师灭蜀之时，就订立“先取蜀”，“作战船，通水道”，“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灭吴的战略构想[参22]。灭蜀之后，太尉邓艾更加详尽地提出要以军屯的形式留驻四万军队，在蜀地建造船只，并且厚待归降的蜀主刘禅和蜀地官员以招抚吴人[参23]。不久后，邓艾因涉嫌谋反被处死，但其提出的“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的怀柔政策被司马昭及后继的司马炎所采纳。
晋咸宁二年（276年，吴天玺元年），镇守荆州多年的征南大将军羊祜向司马炎上疏请求伐吴。他在上疏中分析伐吴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后，针对吴国防线过长的缺陷，提出水陆并进，多路齐下，分割敌军防线，以水师击溃敌军的策略，具体部署为“引梁益之兵（时王濬为益州刺史）水陆俱下，荆楚之众（时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时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并向秣陵”[参5]。羊祜的布署被司马炎全盘采纳，并依羊祜的建议加快对吴作战的部署，如将王浑由都督豫州诸军事调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任命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分镇于荆州江夏等[参9]。虽然在晋灭吴之战开始时，羊祜已经逝世，但晋军的部署几乎完全依据羊祜生前的计划进行。
在孙皓即位之初，吴国便在战略问题上产生不同意见。当时刚出使晋国归来的丁忠建议袭取弋阳，吴主孙皓便召集臣下讨论。镇西大将军陆凯坚决予以反对，认为晋强吴弱，应采取守势，限江自保，不应贪图小利，轻开战端。车骑将军刘纂则反对一味防守，认为战争是必不可免的，应当见机而行，假如形势有利应果断出击[参2]。虽然孙皓本人也赞同主动出击，但总体而言，传统的“限江自保”在讨论中依然是吴国主要的战略。
限江自保战略的主要内容即为依托长江天险，实行重点守备，利用江防优势将敌军阻挡于长江之外。吴末力主这一战略的名将陆抗曾在上疏中对这一战略加以详尽阐述，他主张对内以富国强兵为主要任务，建议重视内政，安稳国内局势，积蓄战争资源，反对无意义的用兵；具体来说，守备的重心为位于扬州上游的荆州，其中又以西陵 ( 现今湖北省宜昌市 ) 、建平最为重要，两处构成荆州防线，为“国之藩表”，是遏制巴蜀方向水师的唯一途径。陆抗还援引其父陆逊的话将西陵[注4]进一步比作“国之西门”，“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期望孙皓能加强对巴蜀方向的警戒。[参7]
由陆抗一手提拔起来的建平太守吾彦凭借自长江上游漂下的大量木屑断定晋国必将从上游出兵攻吴，劝说孙皓增强建平的兵力，并担保说“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但同样未被孙皓采纳[参2]。吾彦只好在长江险要处[注5]以铁链横江，封锁江路，又在江道暗中埋下一丈多长的铁锥，试图以此来阻挡晋国水军的东下[参19][参25]。但吾彦的行动被晋将羊祜探知，并告知负责巴蜀水军的王濬，使其提前有所准备，导致吾彦此举最终未能在战争中起到效果[参19]。
在当时许多人的眼中，这场战争的结果早已没有什么悬念。晋将羊祜认为这是上天赐给晋国的机会，在上书伐吴未被允可时曾忧闷地称之为“天与不取”[参5]，张华等人也认为“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参17]。应当说，两国间的实力差距是相当悬殊的。晋国人口近四倍于吴国[注6]，伐吴时的前线兵力即与吴国总兵力持平，即使是吴国一向称雄的水师，也因为“晋治水军于蜀久矣”[参26]而失去优势。
内政方面，两国的差距更是巨大。仅从粮食储备上来看，晋国“厉精于稼穑”，杜预任度支尚书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参17]；羊祜经营襄阳多年，军粮有“十年之积”[参5]。反观吴国则“农桑并废”[参4]，“居无积年之储，出无应敌之畜”[参28]。且吴国内部矛盾重重，人心离散，朝堂内“人人忧恐，各不自安”[参25]，边镇外“名将皆死，幼少当任”[参26]，百姓“民力困穷，鬻卖儿子”[参4]，士卒“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父子相弃，叛者成行”[参29]。诚如吴国丞相张悌所言：“吴之将亡，贤愚所知”[参26]。而且当时交州发生郭马之乱，令东吴交州牧陶璜所领大军分身乏术，也令后来对抗晋军时兵力捉襟见肘。
晋咸宁五年（279年，吴天纪三年）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正式下令伐吴，并按羊祜生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将二十余万晋军兵分六路出击：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由驻地下邳向涂中方向推进，安东将军王浑由驻地寿春向横江方向推进，建威将军王戎由项城进攻武昌，平南将军胡奋由江夏进攻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率军自襄阳向江陵方向进军，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率军由巴蜀顺江东下[参30]。由西线的四路晋军负责主攻，东线的两路晋军负责牵制吴军主力，并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统筹军运[参21]。为了能使各路军队统一行动，司马炎命令王濬的军队过建平以后受杜预节度，至建业时受王浑节度[参19]。
同时为了安抚反对出兵的太尉贾充，司马炎任命其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以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以示恩宠。但贾充害怕伐吴之战会失败，以老迈推托。最终，司马炎以“君不行，吾便自出”(你若不去，我便亲征)相威胁，贾充才答应领命，率领中军屯驻于襄阳，节度全军。[参20]
晋咸宁六年（280年，吴天纪四年）正月，杜预率军包围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并派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军沿江西上，接连攻克吴军各据点，为王濬军东进清除障碍。同时又派遣牙门将管定、周旨、伍巢等人率领八百奇兵，趁夜渡江，故意多树立旗帜，并在巴山放火，伪装成人数众多的样子，不断袭击吴军要地，从心理上成功打击吴军。吴乐乡督孙歆在给江陵督伍延的信中，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参17]
另一方面，王濬、唐彬大军[注7]被吴将吾彦所阻，无法攻克建平城（今湖北省秭归县），最后决定绕过建平继续东下[参25]，于二月初一（3月18日）攻克丹阳[需要消歧义]（今湖北省秭归县东），杀死守将盛纪。为了破坏吾彦用来封锁江路的铁锁铁锥，王濬特意造了几十个长宽百余步的大木筏，并在木筏上扎了许多草人，挑选水性好的士兵乘木筏开路。水中的铁锥一旦遇到木筏便被拔出带走。王濬又打造许多长十余丈，粗数十围的火炬，灌以麻油，放置在船头，遇到铁锁就将火炬点燃，将铁锁烧断[参19]，突破峡口后，王濬、唐彬部于二月初三（20日）攻克西陵（今湖北省宜昌市），杀死守将留宪、成璩、郑广，接着又于二月初五（22日），攻克荆门（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南）、夷道（今湖北省宜都市），杀死守将虞忠、陆晏[参19]。吴乐乡督孙歆率军迎击，被王濬、唐彬军击败，杜预部将周旨、伍巢趁机混入撤退的吴军，将孙歆生擒[参17]。二月初八（25日），王濬、唐彬军攻克乐乡（今湖北省松滋县东）后，杀死吴将陆景，吴平西将军施洪乞降[参19]。吴江陵守将伍延企图诈降以偷袭杜预，被杜预识破，派兵强攻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于二月十七（4月3日）破城[参17]。此时，胡奋也派兵攻占江陵周边的另一重要据点江安（今湖北省公安县）[参9]。至此，吴军江陵段江防完全失守。
此前，王濬攻下西陵时，杜预便写信给他，告诉王濬不必受自己节度，让他直取建业，成就旷世之功。王濬看到信后非常高兴，将杜预的书信上表给司马炎[参19]。二月十八（4日），司马炎颁布诏令，将王濬升为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以示嘉奖，命令王濬、唐彬继续东进攻下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后，配合胡奋、王戎攻克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之后顺流而下，直捣吴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并要求杜预南下绥抚荆南诸郡，将军队划拨一万七千人给王濬、唐彬两军，胡奋和王戎任务完成后也分别划拨七千、六千人给王濬、唐彬两军，大都督贾充移屯项城（今河南省沈丘县）[参9]。此后，杜预持诏南下，吴国荆南各郡望风而降。杜预将吴军士兵迁至江北，并在南方各郡设置长吏加以管理，荆州很快恢复秩序，吴人纷纷前来归附[参17]。王濬、唐彬部则配合胡奋部、王戎部连克夏口、武昌，吴军无力抵抗，吴国守将杨雍、孙述、刘朗等人投降于王戎部，之后毗邻武昌的扬州守将孟泰等人也举蕲春（今湖北省蕲春县西南）、邾县（今湖北省黄冈市北）二县向王戎投降[参9][参31]。
扬州方向的王浑部也于正月时开始按原定计划，绕过东吴重兵把守的濡须、东关，向横江方向进军，沿途接连攻克吴军据点。为保障上游诸军的进军路线，王浑分遣参军陈慎、都尉张乔等率部攻克寻阳（今湖北省黄梅县西南）、赖乡，殄吴护军李纯率部占据高望城，先后击破吴将孔忠、俞恭的部队，俘获吴武威将军周兴等五名吴军将领，吴厉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畏惧其兵威，率部投降[参11]。琅邪王司马伷也推进到涂中一带，并遣琅邪相刘弘等人率军直逼长江，与建业隔江对峙[参32]。
为打破局面，孙皓命丞相、军师张悌、丹阳太守沈莹、副军师诸葛靓、护军孙震率领精兵三万人前往迎战。大军进至牛渚时（今安徽省当涂县北），副将沈莹料定长江上游的荆州必将失守，建议张悌固守于此，以逸待劳，等待晋国水军到后决一胜负，并认为如果轻易出击，一旦大败，后果不堪设想。张悌则认为，如果等到晋国水军从蜀地攻过来，吴军一定军心大乱，局面将难以收拾，不如趁现在渡江决战，如果能赢便可率逆江而上，乘胜迎击由蜀地而来的晋国水军。于是率军渡江西进，在杨荷桥包围王浑部将张乔的七千兵马，迫使张乔投降，取得首捷。副将诸葛靓建议张悌将降军全部杀掉，免留后患，被张悌以“杀降不祥”拒绝，安抚降军之后继续西进。[参2]
王浑闻讯后，派遣司马孙畴、讨吴护军张翰、扬州刺史周浚率军进击，两军最终于版桥结阵对峙。吴将沈莹率领以陷阵闻名的丹阳锐卒三次冲阵都未能攻破晋军的阵型，退兵时出现破绽。晋将薛胜、蒋班趁机进攻，吴军阵势顿时土崩瓦解，先前投降吴军的张乔趁乱在后方叛变，吴军因此大败，死伤惨重，张悌被参安东军事刘彪生擒，孙震、沈莹也都被俘，三人都被斩杀，仅诸葛靓率数百人逃回江东，王浑大军进屯横江（今安徽省和县）。[参2][参11][参33]
此战之后，吴国精锐尽丧，孙皓自知灭亡在即，在给舅舅司徒何植的信中自责道：“天匪亡吴，孤所招也。瞑目黄壤，当复何颜见四帝乎！”[参2]不久后，何植与建威将军孙晏向王浑军投降[参11]。琅邪王司马伷也于这一期间命长史王恒率军渡江作战，击破吴国江防守军，俘获吴将蔡机，并迫使诸葛靓、孙奕等人投降[参32]。
王浑击败吴军精锐后按兵不动，打算等王濬大军到后再一同攻打建业。扬州刺史周浚接受属下何恽的提议，建议王浑立即渡江，兵临建业，迫使孙皓投降，抢占平吴首功。但王浑为人谨慎，以“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为由拒绝。[参33]
不久后，王濬、唐彬率八万大军，乘舟从武昌顺流而下。吴主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一万余人前往迎战，但王濬大军一到，张象的军队便立即投降。孙皓听说王濬军旌旗蔽日、陈势盛大，不免胆战心惊[参19]。宫中又有数百人趁此机会逼迫孙皓杀死佞臣岑昏以平众忿，孙皓只得应允。两日后，从武昌撤回的陶濬抵达建业，向孙皓保证说：“蜀船皆小，今得二万兵，乘大船战，自足击之。”孙皓为陶濬配备两万人马，并封其为假节钺，镇南大将军，领荆州牧，希望他可以拯救吴国命运，但士兵们却于出发前夜逃亡。后来，孙皓听从光禄勋薛莹和中书令胡冲的计策，分别遣送使节向王濬、司马伷、王浑请降，试图分化晋军，依然未能奏效[参2]。
| “ |
吴郡孙皓叩头死罪。昔汉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时略有江南，遂阻山河，与魏乖隔。大晋龙兴，德覆四海，暗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烦六军，衡盖露次，远临江渚。举国震惶，假息漏刻，敢缘天朝，含弘光大。谨遣私署太常张夔等奉所佩玺绶，委质请命。[参19] |
” |
三月十四日，王濬、唐彬大军到达距离建业仅二百里的牛渚（今安徽省当涂县北），预先安排进攻建业的部署。唐彬料定吴军必亡，故意称病停留于此，以示不愿争功[参34]。三月十五日壬寅（5月1日），王濬率军开赴建业，行经三山时，接到王浑邀他共商军事的书信，王濬以风势太大，无法停船为借口拒绝，并于当日率军进入石头城。吴主孙皓“面䌸舆榇”，率太子孙瑾、鲁王孙虔等二十一人，正式出降[参19]。吴国至此灭亡。
胜利消息传来后，司马炎感慨地说：“此羊太傅之功也。”[参5]此前投降晋国的孙吴宗室孙秀听闻吴国灭亡的消息后，面向南方哭着说：“昔讨逆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参35]
晋灭吴之战中的伤亡情况并无确切记录，仅能通过一些相关记载窥测一二。在这次战争中，吴国军队多是成建制向晋军投降，“降者以万计”[参36]。据司马伷战后受封赏时的诏书中所述，仅其一路俘获及斩杀的敌军数量便达到五六万人之多[参32]，而且司马伷在此战中的任务为牵制敌军，并非主力作战部队。最激烈的板桥之战记载较为详细，该场战斗吴军共出动精兵三万人，战后晋军斩获七千八百级，俘虏上万人[参11][参33]。此外，在抵抗较顽强的江陵以上防区，王濬部连克数个据点，仅其斩杀、俘虏、纳降的吴军将领有明确记载的便有八人[注8]，而杜预在整个平吴过程中斩杀及俘虏吴军都督、监军一级武将共计十四人，牙门将、郡守达一百二十余人之多[参17]。
晋军方面则损失较少，相关记载多称晋军“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参19]，“攻吴镇戌，所向皆克”[参38]，“诸贼所聚，莫不震惧，倒戈肉袒”[参34]，“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参25]。整体而言，晋军在该役中作战极为顺利，并未遭受到来自吴军的顽强抵抗。
孙皓在投降前，曾在给臣僚的信中写道：“今大晋平治四海，是英俊展节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损厥志。”[参2]后又向戍守各地吴军发布手谕，劝告他们归顺晋国[参39]。之后，交州牧陶璜、广州牧滕脩、建平太守吾彦等人均率部对晋表示归顺。孙皓本人则被举家迁往洛阳，并在洛阳得到司马炎较为优厚的待遇，被册封为归命侯，原太子孙瑾被封为中郎，其余被封为王的诸子拜为郎中[参2]。
对于吴国的士民，晋廷非常注重安抚之策。伐吴将领杜预、王戎在平定荆州后便广施恩德，使荆州很快恢复秩序，史书中称“荆土肃然，吴人赴者如归矣”[参17][参31]。司马炎平吴后，又宣布沿用原吴国境内自州牧、郡守以下官吏，并废除孙皓颁布的严苛法令，敕令各地抚恤百姓。不久后，又派兼侍中张侧、黄门侍郎朱震分别前往扬州和岭南，安抚刚归顺的吴国官员，选拔擢用吴地的人才，将吴国战亡者的家属内徙至寿阳（今安徽省寿县），并鼓励原吴地将吏、百姓内迁[参9]。伐吴将领王浑被任命为征东大将军，镇守寿阳，扬州刺史周浚受命移镇吴国故都秣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两人一方面负责监管吴人和平定吴地叛乱，一方面负责继续安抚和擢用吴地的人才，逐渐赢得吴人的支持[参11][参33]。对于吴国南疆的交、广二州，司马炎对原吴国边将陶璜、滕脩委以重任，将二人加官进爵，令他们继续保土卫边[参39][参40]。
虽然有一系列的安抚政策，但是吴人在亡国后地位依然是一落千丈，原吴国的文武百官在晋朝地位“同于编户”[参41]。早先投降晋国的孙秀、孙楷在吴国灭亡后便从骠骑将军、车骑将军被贬为伏波将军、渡辽将军。虽然孙秀还被保有开府的特权，但却由于其“亡国支庶，府望不显”的身份缘故，中原人士都不愿意在他府中担任职务，甚至连孙秀的妻子蒯夫人都用“貉子”的蔑称来辱骂他[参42][参43]。鄱阳人陶侃在刚来洛阳时，张华也因为他是“远人”而多次疏于接见[参42]。
平吴之后，司马炎大行封赏：张华由关内侯进爵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参21]；王濬拜为辅国大将军，由关内侯进爵为襄阳县侯，封邑增至万户[参19]；杜预由亭侯进爵为当阳县侯，封邑增至九千六百户[参17]；王浑由县侯进爵为京陵公，增邑八千户[参11]；琅邪王司马伷加封二子为亭侯，各领三千户[参32]；王戎由亭侯进爵为安丰县侯，增邑六千户[参31]；唐彬由关内侯进爵为上庸县侯，封邑增至六千户[参34]；周浚改封为成武县侯，封邑增至六千户[参33]；此外，还封羊祜遗孀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参5]；连一直竭力阻挠伐吴的贾充、荀勖等人也同样受到重赏[参20][参44][注9]，其余诸人也各有不同程度的赏赐[参9]。
虽然司马炎对全军上下大行封赏，但依然发生王浑与王濬争功的风波。当初王浑本有机会先入建业，但因其“暗于事机”，不敢在没有司马炎命令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因而一直驻军江北，结果被王濬抢占先机。王浑在王濬受降第二天才抵达建业，悔恨自己错失良机，甚至产生攻击王濬军的想法。王濬的参军何攀劝王濬将孙皓送交给王浑，才化解这场危机[参46]。之后，王浑父子与周浚等人又不断向司马炎上疏控诉甚至构陷王濬，内容包括违诏不受节度、私取吴宫财物等。由于王浑出身高门太原王氏，官吏们多向着他说话，曾向司马炎要求将王濬交付廷尉治罪。司马炎虽有下诏责备王濬，但并不同意将他治罪，并且给予他许多越格的待遇[参19]。当时二王之争牵涉甚广，议郎、守廷尉刘颂就因在议功时偏袒王浑而被司马炎贬为京兆太守[参41]。
王濬在灭吴之战中立下大功，结果却被王浑父子及有权势者的排挤，并且屡次被控告，心中也十分不满。他多次上疏为自己辩解，并且反控王浑等人军纪不整、虚报战果。每次进见司马炎时，他都会反复强调自己平吴的功劳和受诬的冤屈，有时甚至因为过于激动而忘记在离开时向司马炎行礼。但司马炎每次都宽恕了他。后来，王濬在其部下范通的劝说下意识到是自己太过狭隘[参19]。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王濬功勋卓著而受到的封赏太轻，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人都曾上表为王濬说话，认为辅国大将军的封号太低。之后，司马炎又改拜王濬为镇军大将军[注10][参6]。而王濬对王浑也是严加防范，每次王浑来拜访王濬时，王濬都要先安排好侍卫再去接见[参19]。
晋灭吴之战后，晋朝成功统一全国，结束自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灭吴之后，司马炎认为最大的威胁已经消除，下令免除军役，罢州郡兵以归农[参47]，“韬干戈于府库，破舟船于江壑”[参27]，并解除州刺史统兵权，让地方官可以专心民事[参36]。又颁行占田制[参27]，在维持士族权益的同时，减免农民负担，鼓励人们去占田垦荒。在其一系列促进恢复生产的措施下，晋太康年间出现一片繁荣景象。晋太康元年（280年）时，晋朝人口有2459840户[参48]，到太康三年（282年）便增至3770000户[参49]，“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参27]，史称“太康之治”。但同时，司马炎也因胜利而开始怠慢国政，生活奢侈腐化，曾于太康二年（281年）时发诏选原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参9]，使得后宫中有将近万人之多[参50]。贾充、荀勖等人与任恺、张华等人继平吴之后，又在立嗣问题上剧烈争执，使得党争局面形成。加之武帝罢州郡兵、宗王出镇等政策的实行，“贻患于后”[参9]，在晋武帝死后不久，便爆发了“八王之乱”，西晋迅速走向灭亡。
太康之役作为中国古代成功的一次大规模渡江作战，为后世广为借鉴。晋军水陆并进、多路齐下的作战方式，被后世历代南征统帅所因袭。前秦宣昭帝苻坚南征东晋时，便以“龙骧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固乎”[参51]作为号召，其军事部署也与晋灭吴之战类似，先后攻略巴蜀、襄阳、淮南等地，并遣裴元略、王抚于蜀地造船[参51]，还特意以王濬当时的将军号“龙骧”授予负责巴蜀军事的姚苌[参52]（即是日后的后秦武昭帝），其用意不言而喻。北魏孝文帝时，镇南将军元英曾上表请求趁萧衍东伐建康的机会出兵南齐，计划从荆襄、徐扬两个方向东西齐进，以重现王濬破吴的勋业，但并未被采纳[参53]。隋灭陈时，也从巴蜀、荆襄、淮南三个方向，命杨广、杨素、韩擒虎、贺若弼等人兵分八路进军[参54]，其中杨素同样于永安造大船，伐陈时由长江上游出三峡，顺流东下[参55]。直至清末，胡林翼还引“晋代平吴，久谋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参56]来引证保卫长江中上游对于攻灭太平天国的重要意义。此外，唐代治武成王庙，以六十四位古今名将从祀，晋灭吴之战便诞生羊祜、杜预、王濬三位[参57]，也侧面反应出后世对该役在军事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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