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是根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日本天皇制的体制和社会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观点而使用的用语。1946年，丸山真男在著作《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他八篇》中写道：“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1]到1970年代为止，虽然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但在进行后现代多方面的研究的1980年代以后，反对意见层出不穷。[2]
概述
使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或“日本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法西斯联盟是一个小规模的政党。新体制运动受到欧洲法西斯运动的影响，发展成了“大政翼赞会”，但提倡的是天皇辅弼，并不是提倡一党独裁。五来欣造于1931年辗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1932年发表了题为《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的演讲，1933年发行了演讲录。[3]在这篇演讲中，苏联共产主义，即无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失败和英国、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团结）的崛起拉开了序幕，“法西斯是对阶级利己主义的镇压，可以说是对国民经济的统一和阶级的协调”，“欧洲是无产阶级利己主义，即世界大战以来工人势力、无产阶级势力过于强大，最终导致资本被蚕食，陷入僵局。与此相反，反动的就是今天的法西斯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法西斯主义是对阶级利己主义主张以国民为主的政治，即极权主义”，“我们在俄罗斯现实中看到，如果只计算阶级利益，就会成为国家的贫穷，劳动阶级本身，最终也会导致衣食缺乏。”[3]
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昭和天皇对推荐犬养毅总理接班人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表示：“绝对不能有接近法西斯的人。”[4]
1932年10月，小笠原长生在他的著作《昭和大暗杀史》中作了如下陈述。
各国必须出现符合各国国情的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在我国，产生日本化法西斯主义的（中略）被世界所称颂的法西斯，必须是由日本的武士道形塑的。
— ‘昭和大暗杀史’序文、芳山房、1932年10月
1946年，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5]中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反革命的最尖锐、最战斗的形态”，并指出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议会制社会下大众运动的“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义”，[6]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是军部和官僚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7]这种“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出现了很多类似或相关的见解。[8][9][10]
关于“法西斯主义”一词和概念的定义和范围存在很多争论，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
第一阶段是准备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满洲事变时期，可以称为“民间右翼运动时代”，按年代来说，从大正8年（1919年）、9年（1920年）到昭和6年（1931年）左右。
第二阶段是成熟期，从满洲事变前后到二二六事件，前期运动与军部势力勾结，成为法西斯运动的推动力，逐渐占据国政中心的阶段和过程。另外，3月事件、锦旗事件[11]、血盟团事件、5·15事件、神兵事件、士官学校事件、相泽事件以及2·26事件等法西斯恐怖主义接连爆发的时期。按年代来说，从昭和6年（1931年）左右到昭和11年（1936年）。
第三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完成时期，是官僚、重臣等半封建势力和垄断资本及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军部作为上级的担子，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建立联合统治体制的时期。从年代来看，从昭和11年（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到肃军时期到昭和20年（1945年）的战败。[12]
批评
对于是否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日本社会和体制视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或“日本法西斯主义”，存在肯定论和否定论。
- 三轮泰史在著作《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劳动运动》中阐述了以下见解。以1935年左右为划时代，随着“警察精神”的兴起，警察对劳资关系、市民生活的介入加深。警察不仅镇压，还起到了调整社会秩序、统合、动员民众等功能。也就是说，在意大利和德国，起到了法西斯大众组织的作用。据说日本“自下而上”的法西斯运动具有对军部、官僚等现有权力的依赖性特性。[13]
- 教育学者兼八户工业大学教授松浦勉在著作《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教育体制与融合教育》中阐述了以下见解。 1942年8月，文部省社会教育局发行了《走向国民同和之路》，首次作为政府的教育方针提出了同和教育政策的理念、具体方针。该书通过同和教育，将被歧视部落的儿童、青年“陶冶、锤炼”为“作为皇国民的纯真觉悟，忍受苦难，忍受艰苦，致力于臣道实践的强健身心”。这提出利用前水平社的“下起”运动能量，将部落儿童、青年作为其他儿童、青年以上的“皇国民”进行“陶冶、锤炼”，有将该同和教育的方针作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教育的极限形态之一掌握的学说。[14]
- 须崎慎一在著作《日本法西斯主义和那个时代》中写道：“不能以形态上的差异，把日本当作不是法西斯主义。因为即使是同种国家体制，根据其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传统、其环境等具有多种多样的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15]
- 美国政治学家凯文·M·道克和格里高利·卡萨曾被指贴上“保守独裁”的标签，但他们没有认为当时的日本是法西斯主义。道克解释说，政府针对反对明治宪法的反主流派，包括左翼、右翼和法西斯势力。[16]
- 根据第三国际及神山茂夫的观点，当时的日本政治体制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并非法西斯主义。这个术语是列宁区分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和帝俄的帝国主义所使用的。日本共产党的纲领也统一采用“日本帝国主义”的说法。[17]
- 古川隆久在《昭和战中期议会与行政》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看法。在两次国体明征声明中，日本政府宣称“我国体在天孙降临时根据降赐的御神敕昭示，统治万世一系天皇国，宝祚的隆重天地无穷（第一次）”、“以政教及其他百般事项万邦无比，我国体的本义为基础，需要显扬其精髓（第二次）”。这不仅是为了抵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也是排除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外来政治体制。[18]
- 姜尚中认为：“战前的日本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内部四分五裂的状态。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天皇的统治下团结一致，但实际上，不同性质的部门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也许这点和纳粹德国有很大的不同。”[19]
脚注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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