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

墓志铭，又称坟记，或圹记，^[1]为文体名，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另外中国古代还有祭文、行状的写法。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滥觞

中国撰写墓志铭始于西汉杜子夏。^[2]北宋曾巩说:“夫铭志之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3]

东汉蔡邕曾因撰写谀墓之文受到非议。^[4]其实拿人钱财，难免要在碑志中说人好话，^[5]“以为谀墓之文，例多溢美。”^[6]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最善写墓志铭，宋人李涂曰：“退之诸墓志，一人一样，绝妙。”^[7]李汉的《昌黎先生集序》载韩愈计有碑志75篇。韩愈曾为石洪作墓志，石洪生前官仅止于县尉，无奇伟之事迹，日后宋人修《新唐书》竟收此“谀墓之文”。^[8]韩愈文名日盛，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润笔酬金甚高，韩愈亦来者不拒。^[9]门客刘叉甚觉眼红，取其黄金数斤而去，云：“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10]欧阳修也写过《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师鲁墓志》、《杜祁公墓志》，但其子孙皆不满意欧的文章。^[11]曾巩曾对欧阳修为其祖父作墓碑铭深表谢意说：“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3]苏轼本人则极少作行状、碑志。^[12]不过苏轼还是代张方平作滕元发的墓志铭，是为〈代张文定公作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这是由于张方平当时已病故。叶适亦善写墓志铭，《水心文集》中收录有148篇的墓志铭。嘉定年间，叶适为枢密参政汪勃作墓志，以其襄佐秦桧为政，直书“佐佑执政”四字，隐然有贬意。汪勃之孙汪纲不满意，致书请求修改，叶适拒绝，“自谓已极称扬，不知盛意犹未足也。”不久叶适去世，其学生受汪家请托，竟为除去“佐佑执政”四字。^[13]清人魏象枢也发表过意见：“为人作墓志铭甚难，不填事迹，则求者多不甘；多填事迹，则见者不信；甚至事迹无可称述，不得已而转抄汇语及众家刻本以应之。譬如传神写照向死人面上，脱稿已不克肖，况写路人形貌乎？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墓志铭者，执笔踌躇，代为遮盖也。”^[14]

文体架构

墓志铭的撰写有其固定的书写格式，大略是记述死者的生平传记，包括死者的世系、名字、爵位、寿年、卒葬年月和子孙大略等。^[15]一般而言，墓志铭还分为“志”和“铭”两种，志多用散文记叙死者姓氏、籍贯和生平，铭多用韵文概括全篇，对死者的赞扬、悼念或安慰之词。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

著名的墓志铭

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皇甫湜：《昌黎韩先生墓志铭》
欧阳修：《泷冈阡表》

参见

注释

[1]
明人徐师曾列举了20种不同说法：“至论其题，则有曰墓志铭……曰墓志铭并序……曰墓志……曰墓铭……曰权厝志，曰志某……曰后志……曰归祔志……曰迁祔志……曰盖石文……曰墓砖记，曰墓砖铭……曰坟版文，又有曰葬志，曰志文，曰坟记，曰圹记，曰椁铭，曰埋铭。其在释氏则有曰塔铭，曰塔记。凡二十题，或有志无志，或有铭无铭，皆志铭之别题也。”
[2]
墓志最早起源目前学界仍意见分歧。《幼学琼林》之《疾病死丧》篇“墓志创于傅奕”一句，注称傅奕为汉代人，实为隋末唐初人，墓志亦非其首创。明人徐师曾考证：“至汉，杜子夏始勒文理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徐师曾：《文体明辩》卷五十二，页235-236。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
[3]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
[4]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
[5]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碑诔》注文中说:“唐宋以下，凡称文人，多业谀墓，退之明道自任，犹或不免，其他更何足数。此亭林所以发‘志状不可妄作’、‘作文润笔’之笃论矣。自文章与学术分道，缀文之徒起似牛毛，贵室富贾之死，其子孙必求名士献谀为快，即乡里庸流，亦好牵率文人，冀依附文集传世。文人则亦有所利而轻应之。”
[6]
昭梿：《啸亭续录‧孙文正取四城》
[7]
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二，李涂语，页468。（北京，中华书局，2004）
[8]
《二十二史考异》卷五十五
[9]
刘禹锡《祭韩吏部文》粗略统计韩愈写墓志的收入：“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
[10]
李商隐《杂记·记齐鲁二生·刘叉》：“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既至,赋《冰柱》、《雪车》二诗,一旦居卢仝、孟郊之上。樊宗师以文自任，见叉拜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复归齐、鲁。”
[11]
欧阳修《与杜欣书》二通，其一云：“修文字简短，止记大节，其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但自报知己，尽心于记录耳。……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记大而略小，此可与通识之士语，足下必深晓此。”
[12]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提及：“东坡先生平生为人碑志绝少，盖不妄语可故也。”
[13]
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称：“水心作《汪参政勃墓志》，有云：佐佑执政，共持国论。执政，盖与秦桧同时者也。汪之孙浙东宪纲不乐，请改。水心答云：凡秦桧时执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独以先正厚德，故勉为此，自谓已极称扬，不知盛意犹未足也。汪请益力，终不从。未几，水心死。赵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门下有受汪嘱者，竟为除去“佐佑执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书，惜不见集中。”
[14]
魏象枢：《庸言》
[15]
王德毅〈宋人墓志铭的史料价值〉：“综合宋代诸名臣之墓志铭来论，首要叙述姓原族望，次及名讳字号、三代世系之名讳官爵、乡贯或迁徙之郡邑，学行功名起家之年岁，宦游经历及所建之事功，乃至晚年之休致，卒年、年寿、葬地、葬时，某妻氏及受封号，下及诸子出身官衔，乃至于女与所择配，有孙儿女者亦逐一述及。最后为铭辞。”（《东吴历史学报》第十二期，2004年12月）

参考文献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一

延伸阅读

[编]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墓志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外部链接

五花八门的名人墓碑墓志铭（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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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徐师曾列举了20种不同说法：“至论其题，则有曰墓志铭……曰墓志铭并序……曰墓志……曰墓铭……曰权厝志，曰志某……曰后志……曰归祔志……曰迁祔志……曰盖石文……曰墓砖记，曰墓砖铭……曰坟版文，又有曰葬志，曰志文，曰坟记，曰圹记，曰椁铭，曰埋铭。其在释氏则有曰塔铭，曰塔记。凡二十题，或有志无志，或有铭无铭，皆志铭之别题也。”

[2] [2]
墓志最早起源目前学界仍意见分歧。《幼学琼林》之《疾病死丧》篇“墓志创于傅奕”一句，注称傅奕为汉代人，实为隋末唐初人，墓志亦非其首创。明人徐师曾考证：“至汉，杜子夏始勒文理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徐师曾：《文体明辩》卷五十二，页235-236。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

[#1-3] [3]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

[4] [4]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

[5] [5]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碑诔》注文中说:“唐宋以下，凡称文人，多业谀墓，退之明道自任，犹或不免，其他更何足数。此亭林所以发‘志状不可妄作’、‘作文润笔’之笃论矣。自文章与学术分道，缀文之徒起似牛毛，贵室富贾之死，其子孙必求名士献谀为快，即乡里庸流，亦好牵率文人，冀依附文集传世。文人则亦有所利而轻应之。”

[6] [6]
昭梿：《啸亭续录‧孙文正取四城》

[7] [7]
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二，李涂语，页468。（北京，中华书局，2004）

[8] [8]
《二十二史考异》卷五十五

[9] [9]
刘禹锡《祭韩吏部文》粗略统计韩愈写墓志的收入：“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

[10] [10]
李商隐《杂记·记齐鲁二生·刘叉》：“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既至,赋《冰柱》、《雪车》二诗,一旦居卢仝、孟郊之上。樊宗师以文自任，见叉拜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复归齐、鲁。”

[11] [11]
欧阳修《与杜欣书》二通，其一云：“修文字简短，止记大节，其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但自报知己，尽心于记录耳。……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记大而略小，此可与通识之士语，足下必深晓此。”

[12] [12]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提及：“东坡先生平生为人碑志绝少，盖不妄语可故也。”

[13] [13]
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称：“水心作《汪参政勃墓志》，有云：佐佑执政，共持国论。执政，盖与秦桧同时者也。汪之孙浙东宪纲不乐，请改。水心答云：凡秦桧时执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独以先正厚德，故勉为此，自谓已极称扬，不知盛意犹未足也。汪请益力，终不从。未几，水心死。赵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门下有受汪嘱者，竟为除去“佐佑执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书，惜不见集中。”

[14] [14]
魏象枢：《庸言》

[15] [15]
王德毅〈宋人墓志铭的史料价值〉：“综合宋代诸名臣之墓志铭来论，首要叙述姓原族望，次及名讳字号、三代世系之名讳官爵、乡贯或迁徙之郡邑，学行功名起家之年岁，宦游经历及所建之事功，乃至晚年之休致，卒年、年寿、葬地、葬时，某妻氏及受封号，下及诸子出身官衔，乃至于女与所择配，有孙儿女者亦逐一述及。最后为铭辞。”（《东吴历史学报》第十二期，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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