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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又称坟记，或圹记，[1]为文体名，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另外中国古代还有祭文、行状的写法。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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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撰写墓志铭始于西汉杜子夏。[2]北宋曾巩说:“夫铭志之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3]
东汉蔡邕曾因撰写谀墓之文受到非议。[4]其实拿人钱财，难免要在碑志中说人好话，[5]“以为谀墓之文，例多溢美。”[6]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最善写墓志铭，宋人李涂曰：“退之诸墓志，一人一样，绝妙。”[7]李汉的《昌黎先生集序》载韩愈计有碑志75篇。韩愈曾为石洪作墓志，石洪生前官仅止于县尉，无奇伟之事迹，日后宋人修《新唐书》竟收此“谀墓之文”。[8]韩愈文名日盛，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润笔酬金甚高，韩愈亦来者不拒。[9]门客刘叉甚觉眼红，取其黄金数斤而去，云：“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10]欧阳修也写过《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师鲁墓志》、《杜祁公墓志》，但其子孙皆不满意欧的文章。[11]曾巩曾对欧阳修为其祖父作墓碑铭深表谢意说：“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3]苏轼本人则极少作行状、碑志。[12]不过苏轼还是代张方平作滕元发的墓志铭，是为〈代张文定公作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这是由于张方平当时已病故。叶适亦善写墓志铭，《水心文集》中收录有148篇的墓志铭。嘉定年间，叶适为枢密参政汪勃作墓志，以其襄佐秦桧为政，直书“佐佑执政”四字，隐然有贬意。汪勃之孙汪纲不满意，致书请求修改，叶适拒绝，“自谓已极称扬，不知盛意犹未足也。”不久叶适去世，其学生受汪家请托，竟为除去“佐佑执政”四字。[13]清人魏象枢也发表过意见：“为人作墓志铭甚难，不填事迹，则求者多不甘；多填事迹，则见者不信；甚至事迹无可称述，不得已而转抄汇语及众家刻本以应之。譬如传神写照向死人面上，脱稿已不克肖，况写路人形貌乎？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墓志铭者，执笔踌躇，代为遮盖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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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的撰写有其固定的书写格式，大略是记述死者的生平传记，包括死者的世系、名字、爵位、寿年、卒葬年月和子孙大略等。[15]一般而言，墓志铭还分为“志”和“铭”两种，志多用散文记叙死者姓氏、籍贯和生平，铭多用韵文概括全篇，对死者的赞扬、悼念或安慰之词。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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