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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堕胎运动（英语：Anti-abortion movements）是倡导通过寻求法律禁令和其他手段来禁止任何形式的堕胎行为。现代反堕胎运动和堕胎相关的争议有关，一般是作为反对各国的堕胎非刑事化和选择性堕胎合法化的一种反向运动。反堕胎运动者多自称支持生命权（Pro-Life），支持堕胎合法者则称为支持选择权（Pro-Choice）。各国的反堕胎运动者多以右翼保守派政党与宗教团体为主。
反堕胎是指反对和谴责堕胎行为的一种观念和行动。这种观念和行动通常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主张通过教育、宣传、法律等多种途径，推广生育计划和生育健康知识，从而减少堕胎发生的可能性。反堕胎被相关团体支持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认为堕胎是对未出生儿童生命权利的侵犯。支持反堕胎的人士认为，从受精卵开始，人类就有生命，并且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他们反对将堕胎视为一种可接受的生育控制手段，认为应该通过其他手段来避免不必要的堕胎。在反堕胎的观念和行动中，教育和宣传是非常重要的。支持反堕胎的人们认为，通过提高人们对生育健康和计划的认识和理解，可以减少堕胎的发生率。此外，他们还提倡为未婚孕妇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提供医疗服务、心理咨询和经济援助等，以减少她们选择堕胎的可能性。另外，法律也是反堕胎的重要手段之一。反堕胎法律旨在限制堕胎的数量和频率，以及保护受孕妇女的权益和生命。一些反堕胎法律规定必须进行特定的检查、许可或等待期，以便为堕胎者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重新考虑她们的选择。支持反堕胎的国家有：美国，波兰，爱尔兰及阿根廷等。总之，反堕胎观念和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尊重生命，减少堕胎发生的可能性。虽然反堕胎的方法和手段存在争议，但通过多种途径推广生育健康知识，提高人们的意识和责任感，才是减少堕胎的根本途径。
美国亲近生命运动（也被称为美国的反堕胎运动，反堕胎者会称为pro-life，支持堕胎选择权利者则被称为pro-choice）是一个美国道德或宗派反对堕胎和支持法律禁止或限制堕胎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倡导者普遍认为，人类的胎儿（在大多数情况下指人类胚胎）已经是一个人，因此有生命权。
亲近生命运动包括各种组织，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央决策机构。[1]他们立场有不同的论据和理由。
一些反堕胎活动家反对任何形式的堕胎，部分反堕胎活动家则同意允许在特殊情况下的堕胎，例如乱伦、强奸、胎儿严重缺陷或当怀孕女人的健康处于危险之中。
反堕胎运动旨在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和推动立法或宪法修正案，禁止或至少限制堕胎。反堕胎运动支持不少州分立法试图禁止堕胎的法案（在不违反最高法院的判决之下）。
2019年美国中西部多州通过俗称“心跳法案”的《人类生命保护法》（Human Life Protection Act），该法为反堕胎法案，除了危及母体生命安全外的状况均不能堕胎，无论当事人是否成年，是否遭到性侵，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将面临10年以上，最高99年徒刑。人权捍卫团体“美国民权联盟”（ACLU）提出法律告诉，试图阻止法案执行。然而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提名两名保守派大法官，改变美国最高法院组成，使法院裁决增加了悬念，“罗诉韦德案”也有被推翻的风险。[2]此法案也引起美国影视圈名人反对，曾经参与me too运动的女星呼吁妇女“性罢工”抗议，也有影视公司表示以后将拒绝到乔治亚州拍戏。[3]2019年10月，阿拉巴马州联邦法院宣布《人类生命保护法》（Human Life Protection Act）违宪，但保守派人士表示将继续上诉。[4]
2022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罗诉韦德案[5]。
在欧洲，议会已经通过堕胎合法化。随即影响到西欧更密切监管堕胎行为的使用，并在同一时间调解和减少反堕胎运动对法律的影响。[6]
在法国，第一个专门的反堕胎组织“Laissez-les-vivre-SOS futures mères”在1975年成立。它的主要发言人是遗传学家Jérôme Lejeune。2005年以来，法国的反堕胎运动组织每年3月在巴黎举行“March for Life”活动，吸引了数千名示威者来参加游行。
在英国，最活跃的反堕胎组织是“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Unborn Children”（保护未出生儿童协会）。
在西班牙，超过一百万示威者参加了2009年10月在马德里的游行，旨在抗议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的社会党政府的选择性堕胎合法化和消除家长的同意限制的法律。[7]
波兰的宗教信仰以天主教为主体，天主教团体与保守派政党也是波兰反对堕胎的主力。1993年起波兰立法规定堕胎仅限于以下三种条件：（１）怀孕对母体造成生命危险或永久性健康伤害；（２）在胎儿可独立存活于母体之前，但医疗检验确认胎儿存在先天性缺陷，包括夭折风险与残疾伤害；（３）在怀孕12周之前，强暴、乱伦等刑事犯罪因素受孕者，可在检警司法认证后申请堕胎。[8]违法替妇女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最高判刑2年。[9]
根据波兰的民调机构Centre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CBOS)于2014年的调查显示，65%的波兰人反对堕胎，27%认为堕胎可接受，8%的人没有意见。[10]
2015年荷兰团体“波浪女性”使用无人机自德国空运堕胎药进入波兰，用行动支持住在欧盟限制堕胎国家，但有堕胎需求的女性。[11]
2016年波兰反堕胎团体在三个月内搜集10万份联署，提案全面禁止堕胎，与对进行堕胎手术的妇女与医生求处5年以上徒刑。[12]波兰执政的保守党派“法律正义党”（Law andJustice, PiS），提案要求除了危及母体生命安全外的状况均不可堕胎，波兰具影响力的天主教会也支持该提案。此提案引发波兰公民抗议，“救救女性”（Save Women）联盟号召示威，数千名波兰人响应。[13]在波兰女性组成的“黑色星期一”罢工后，众议院以352反对，58赞成的比例否决该法案。执政党“法律正义党”改变态度，表示将不在现阶段立法，并提出政府可以支援患有严重残疾的婴儿的家庭。但波兰自由派政党“现代党”（Modern）认为，“法律正义党”未来还会再次提案限缩堕胎条件。[14]
2018年“法律正义党”第二度提案限缩妇女堕胎限制，再度引发妇女团体抗议，提案最后并未通过。[15]黑色星期一运动也持续在波兰发酵，当年超过40万波兰民众连署，希望政府拓宽堕胎标准，提供无需医生处方签的紧急避孕药和免费的工具，并将综合性教育的内容编入学生教材中，然而深受天主教影响的国会否决了该提案。[16]同年一名怀孕的波兰妇女，因为并发症影响健康前往德国堕胎，也引起了一波讨论。[17]
2020年波兰宪法法庭裁定家庭计划法部分条文，违反宪法保障未出生胎儿人权的精神。波兰法律将禁止畸形胎儿堕胎，只有强暴、乱伦导致怀孕，孕妇有生命危险的状况才允许堕胎。新规定的堕胎手术在所有的案例中只占百分之二，几乎等于全面禁止堕胎。[18]法案通过前，波兰的堕胎法案已非常严苛，波兰有3800万人口，每年合法的人工流产次数不到2千次，波兰妇女团体预估，非法堕胎或国外进行的人工流产可能多达20万次。[19]释宪结果引发以自由派占多数的波兰年轻人怒火，执政党提出“对生下先天性障碍婴儿的产妇...提出后续的保障补助与社福救济方案。”希望平息众怒。然而民众依然涌上华沙街头抗议，执政党随后派出镇暴警察镇压。执政党指责抗议民众不顾covid-19疫情上街造成防疫破口，反对民众则认为执政党趁疫情偷渡议题侵犯人民权利。[8]当地媒体估计，尽管因为疫情波兰集会人数限制为10人，华沙仍有1.5万人参与和平示威活动，要求执政党撤回立法提案，多数抗议民众带着口罩上街。[19]抗议者也前往波兰各地的天主教堂抗议，并与反堕胎的右翼团体在教堂前发生冲突。[10]
法律正义党（Law andJustice, PiS）为波兰的保守右翼政党，意识形态上反对堕胎，反对LGBT，强调传统天主教文化，并重视传统型态的家庭价值。[20]2020年法律正义党总统候选人杜达（Andrzej Duda）以51%的得票率连任，反对党得票率49%，两党仅2%差距，显示波兰公民在社会议题上的分歧。[21][20]
波兰生命捍卫者协会(波兰语：POLSKIE STOWARZYSZENIA OBROŃCÓW ŻYCIA CZŁOWIEKA)是波兰的一个民间组织，具有天主教背景。该组织以反堕胎为宗旨，透过扶助病童，举办活动，发行文宣，与施压波兰右翼政党来达成反对堕胎的理念。[22]该组织也支持2020年波兰限制堕胎的宪法裁决，并表示政府应该增加对残障儿童的扶助。[23]
在以色列，主要的反堕胎组织是“Efrat”。[24]该组织主要是筹集资金，以纾缓财政和社会对孕妇的压力，让她们不会选择终止妊娠。[24]
刑法中仍然规范“堕胎罪”，并另外于优生保健法中订明一定条件下方得以中止怀孕，尤其有配偶之妇女，堕胎须得到配偶之同意方可实施。台湾反堕胎推行者以基督教组织为主，试图从教育与政治影响台湾人工流产相关法律。
台湾家庭生命关怀协会成立于台湾台中，由基督教宣教士发起组成，成立宗旨为关怀运与婴儿，并反对堕胎。[25]台湾家庭生命关怀协会于台中成立怀孕支持中心（PSC），可提供收容孕妇，并协助出养。[26]该组织反对堕胎，执行长长姜裕芳曾表示“每年台湾因为堕胎失去的宝宝超过50万个，发生在我们这个出生率低又逐渐高龄化的国家，不是很奇怪吗？”[27]
台湾家庭生命关怀协会曾响应“维护生命40天”（40 Day for Life）的全球祷告活动活动自2017年9月27日开始到11月5日止，每日8:30-20:30，以每2小时为一个梯次进行轮流祷告。[27]40 Day for Life是由美国基督教组织发起的活动，自2007年开始，借由连续40天的禁食与祷告宣传该组职反对堕胎的意见，并着重于宣传人工流产对母体的健康危害。[28]
该活动也引发不少争议，有人认为40 Day for Life过度放大堕胎对母体身体的伤害，忽视母亲的个人意志选择，甚至英国发生祈祷者对前往诊所进行人工流产手术的妇女发送传单，有恐吓的嫌疑。[29]
“中华shofar社区转化联盟慈惠服务协会”提出仿照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s），并组织联署，于2019年8月30日完成第一阶段，并送件至中选会审议。 [30]“中华shofar社区转化联盟慈惠服务协会”是由基督徒组成的机构，积极透过参与台湾选举试图改变台湾社会，于2014年推出78位基督徒参选里长，并有25位当选。[31]该组织在2018年又成立“合一行动联盟”，宣称要“让神掌权立法院”。[32]
“中华shofar社区转化联盟慈惠服务协会”主张进一步限制台湾人工流产相关法案，理事长彭迦智提出的公投主文为：“你是否同意‘优生保健法施行细则第15条第1项本文：人工流产应于妊娠24周内施行。’修正为‘人工流产应于妊娠8周内施行。’。”[30]
此提案也引发不少争议，主要聚焦于现行台湾产检，无法在胎儿八周内检查出大部分可能的先天性疾病，违反优生学。以及非自愿性受孕的女性，可能被强迫生子。无力扶养儿童的家庭，强迫生子可能增加社会福利支出。[33]
2020年1月中选会驳回该协会提出的公投提案，原因为提案格式不合规定，限期补正后依然不合规定。虽提案内容有人权争议，但因提案不合规定，无需进一步讨论内容。[34]
尊重生命全民运动大联盟，由美籍耶稣会士艾立勤神父（Fr.Louis Aldrich S.J.）创立。该协会创立于辅仁圣敏神学院，是一所天主教神学院，前身为辅仁大学附属神学院，目前直属教廷管理，不受台湾教育部管理。[35]尊重生命全民运动大联盟成员不仅仅是天主教徒，包含佛教、道教、一贯道、基督教、天帝教、天主教等团体都在联盟中，同时也与其他具有宗教背景的大学合作，例如玄奘大学便在合作对象名单中。[36]
尊重生命全民运动大联盟反对堕胎、反对干细胞研究、反对同志教育，并认为受精卵阶段就是一个生命。[37]尊重生命全民运动大联盟于2017年4月发起联署，试图修改“台湾优生健保法第九条之六：因怀孕或生产将影响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该联盟提出三个主张，一是增加6天的堕胎冷静期、二是堕胎需夫妻双方都同意、三是未成年子女堕胎需要父母同意。
除了政治，尊重生命全民运动大联盟也试图影响台湾教育，从2008年开始到学校推动“贞洁教育”，反对婚前性行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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