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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礼宛战役（噶玛兰语：Lanas na Kabalaen）或称达固湖湾事件（撒奇莱雅语：Takubuwa a kawaw），是台湾原住民噶玛兰族（Kebalan）和撒奇莱雅族（Sakizaya）在1878年联合抗清的事件。[2]该事件对于花莲地区的族群分布影响极大，撒奇莱雅族及噶玛兰族在联合抗清事件中几乎灭绝，幸存的族人藏身在阿美族之中。[1]协助清军的七脚川社一举成为奇莱平原最大部落，直至七脚川事件后才式微。[2]
牡丹社事件后，清廷认知到经营“后山”（今花莲、台东一带）的重要性[2]:50。为巩固后山防御，钦差大臣沈葆桢提出“开山”及“抚番”的双轨经营策略[2]:50。在行政上设置南、中两路理番同知，并在后山设立分官职，布署军队，以昭示清朝在后山的实际管辖权[2]:50。同时设置招垦局，招募汉人进入后山开垦[2]:50。“开山抚番”的政策侵犯原住民的生活领域，最后导致原住民抗清。
加礼宛人（Kaliawan）为撒奇莱雅族及南势阿美族对花莲地区噶玛兰人的统称[2]:32[注 1]。1840年左右自加礼宛港附近（今冬山河接兰阳溪出口处）移居后山的加礼宛（今花莲县新城乡嘉里村）[2]:32，与南边的撒奇莱雅族的势力范围毗邻[3]:31。当加礼宛人试图往美仑溪口发展时，曾遭撒奇莱雅族击退。但由于加礼宛社能缓冲太鲁阁族侵袭的压力，因此两族基本上和平共处，也曾共同打击进近山地区的太鲁阁族[3]:32。在人口方面，由于汉人不断侵垦兰阳平原，迫使许多噶玛兰族人移居北花莲。根据清政府的资料，截至事件发生前已拥有加礼宛、竹仔林、武暖、七结仔、谈仔秉、瑶歌等六个部落[3]:32[4]。
罗大春在接下北路统领后，不断受到太鲁阁族的抵抗[5]。清军因此招揽加礼宛人与撒奇莱雅人联盟以抵御，并亲自拢络其头目，由此得知清廷当时与二族的关系其实并不差[2]:56。从文献看来，加礼宛人与撒奇莱雅人也确实是少数相对顺服的民族[2]:59；然而日后清廷又派遣更多军队进入奇莱，二族才逐渐对于清廷感到不满[2]:59。
撒奇莱雅族世居于花莲奇莱平原，势力范围约在立雾溪以南，木瓜溪以北，为该地势力最强的族群[2]:36。其中最大的部落称为达固湖湾（Takobowan，今慈济大学至四维中学），清廷文献纪录为“巾老耶社”、“筠耶耶社”，或“竹窝宛社”[2]:120。根据耆老黄金文的口述，达固湖湾部落的人，每隔四年的年龄阶层[注 2]会于每次成年礼会沿着外的农兵溪、美仑溪、三仙溪种一圈刺竹[2]:120[6]。刺竹林仅有三道出入口，形成一个强大的防御堡垒。据传在事件发生前，部落外的刺竹已经超过60圈，推测该刺竹林已经超过300年[7]。
1876年11月，加礼宛人联合豆兰及木瓜等部落，于夜间攻击兵营，并伺机袭击汉人，福建巡抚丁日昌闻讯亲自来台处理[8]。加礼宛人在事后又呈上木瓜番的首级，表明其并未串通，可见在此时加礼宛人并未达成反抚的决心[2]:63。在事件处理完后，丁日昌下令由吴光亮代替张其光担任台湾总兵，冀改善军纪[9]:9。隔年，吴光亮自府城（今台南市）率领飞虎营及线枪营，沿八瑶湾（今屏东县满州乡）进入卑南（今台东县）[2]:71。之后又于水尾（今瑞穗乡）、马太鞍（今光复乡），以及吴全城（今东华大学附近）驻兵[2]:71。由于北花莲民族众多，吴光亮放弃由北、中路进入后山，并强化后山南路的军事[2]:71。从军政的重新布署来看，1876年的事件虽然规模不大，但对于东台湾的经营策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71。
1878年6月18日，加礼宛人拦截清兵请拨粮食的文书。次日分路围攻鹊子铺（今嘉里、北埔交界）营堡，清军副将陈德胜受伤，参将杨玉贵阵亡。夏献纶、吴光亮向福建督抚吴赞诚汇报，清廷要求查明起因。夏氏在报告认为，事件系因汉人陈辉煌为勇营购买粮食发生争执，且陈氏长期欺凌族人，导致加礼宛人不满[2]:32。后人研究认为除了粮食购买争执外，事件真正的导火线为当地营勇欺侮当地妇女，母系社会的加礼宛人集合群众到营理论，然而对方非但隐匿肇事者，甚至将前来理论的族人杀害，才使加礼宛人决心反清[2]:82。
由于加礼宛人属于“熟番”，清廷决定先进行安抚，因此派遣文官前往加礼宛社安抚社民，事件逐渐平息。但同时清廷又加派了张兆连的镇海军，使得平息两个月的冲突再度爆发，加礼宛人杀害参将文毓麟等十人[2]:84。原先对本案抱持同情态度的吴赞诚，也开始主张惩剿加礼宛社，自此清廷决议武力镇压加礼宛社[2]:84。
吴赞诚派遣总兵孙开华领擢胜军一营，镇海中营七哨，以及新设海字营四哨，乘轮船赴花莲港[2]:131。同时命令福靖新右营两哨到新城驻守鹊子埔，新增兵力合计两千余人[2]:131。孙开华原先计划由美仑山进攻加礼宛。然而9月5日在美仑山探勘地势时，遭到加礼宛人袭击，清军死伤数名。因此孙开华决定先攻击撒奇莱雅族的达固湖湾部落，以孤立加礼宛社[2]:131。隔日，孙开华遣副将李光率军驻扎美仑港，调新城营勇驻守鹊子埔[2]:131。孙开华则亲自领兵前往攻打加礼宛社，但实际上却派遣参将胡德兴、吴立贵、同知朱上泮、都司李英，及刘洪顺等人率领主力部队前往达固湖湾[2]:131。加礼宛社主战派领袖达甫‧瓦努（Dafu Wanu）得悉后，随即率族人支援达固湖湾，但被清军截击败退，达甫等人战死[2]:131。
当时达固湖湾部落外围种了浓密的刺竹林，清军起初不得其门而入[10]。后来清军根据其他原住民传来的情报，得知刺竹林有三道取水门，于是清军改由取水门进攻[10]。但取水门太小，清军一攻入，就会遭到内部的撒奇莱亚人击杀[10]。清兵决定采取火攻，将带火的箭矢朝竹林发射，使部落付之一炬[10]。头目们在商议之后决议推举大头目古穆·巴力克（Komod Pazik）及其妻伊婕·卡娜萧（Icep Kanasaw）前往清军兵营投降[11]。撒奇莱雅人投降后，清军将古穆‧巴力克缚于今日花莲慈济医院附近茄苳树上凌迟[11]。并将一棵大茄苳树干剖成两半，将头目夫人伊婕·卡那萧夹在中间，再使数十名清军于巨木上踩踏，将其活活夹死[11]。清军命令撒奇莱亚族人和阿美族人在旁围观，以达杀鸡儆猴之效[11]。
9月7日清晨，清军再度攻击加礼宛社，加礼宛人不敌，其后败退[2]:131。清军原想乘胜追击，但因路况不佳，杂草丛生，因此清军先收队回营，两方继续对峙[2]:131。次日清晨，吴光亮自南方的竹林攻入，孙开华则自西南方秘密前进，并度过美仑溪夹击加礼宛社[2]:131。中午，孙军攻破加礼宛人的土垒，斩杀加礼宛人百余名，余者逃[2]:131。自此，原先观望的豆兰、薄薄等社皆表示顺服[2]:132。同时太鲁阁族也加入攻击加礼宛社的行列，加礼宛社终于在四面受敌的状况下投降[2]:132。
达固湖湾被攻破后，二族惨遭灭族，幸存族人逃往纵谷、东海岸，隐身于阿美族之中[1][12]，直至2007年才正名成功[13]。撒奇莱雅族为纪念在战役中丧生的头目古穆夫妇，将古穆‧巴力克追尊为“火神”，夫人伊婕‧卡娜萧则追尊为“火神太”[14]。2006年7月1日，撒奇莱雅族于花莲市国福部落举办首次火神祭（Palamal），追祀其他曾为族人奋战过的祖先。2009年，噶玛兰族、撒奇莱雅族在当年事件发生地“加礼宛大社纪念碑”前，进行埋石立约仪式，代表两族的盟约如磐石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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