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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主义（土耳其语：Kemalist İdeoloji, Kemalizm, Atatürkçülük, Atatürkçü Düşünce）亦即“六矢”（土耳其语：Altı Ok），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基本特征，是由土耳其国民运动及其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衍生出来的。凯末尔主义可于凯末尔改革里找到其意义，即寻求缔造一个现代、民主及世俗的国度。凯末尔主义基于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及启蒙时代的科学及教育进程所引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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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主义的许多根本思想始于奥斯曼帝国晚期，为了避免帝国即将崩溃而进行的各种改革，主要始于19世纪初期的坦志麦特改革。19世纪中叶，青年土耳其人试图创造奥斯曼民族主义或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以平息帝国中崛起的民族主义，并在维持伊斯兰影响力的同时首次引入有限的民主制度。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人放弃了奥斯曼民族主义，转而支持土耳其民族主义，同时采用世俗的政治观点。
凯末尔的现实主义及实用主义是凯末尔主义最根本的元素[2]。凯末尔主义共有六个基本的理论，共和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改革主义。世俗主义及改革主义是最后两个被写入宪法的理论。凯末尔主义被认为是神圣及不可改变的，但凯末尔主义并非凯末尔的处世原则。有人批评凯末尔主义与实用主义有所偏差。
凯末尔主义的共和主义取代了君主政体的专制主义，以人民主权和公民道德建设作为重点，实行自由公民。凯末尔主义认为，所有的法律应该要基于地球上国民生活所需而定[3]。凯末尔主义相信只有共和体制才可以代表人民的希望。
在众多的共和体制里，凯末尔式的共和政体是代议民主制，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及政府首领任期有限。总统没有行政权，但有否决权，并有权在公民投票中角逐。总理及各部长负责营运政府。政府由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产生。行政、立法及司法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行使，没有任何个人及团体有绝对的权力。
民粹主义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变革，由某些精英代表人民的普遍共识来引导变革。凯末尔主义使土耳其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改变。1934年，妇女有权投票。凯末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声明人民是土耳其的真正统治者，事实上，这不能完全反映事实，而是一个目的。
凯末尔主义代表土耳其人民的最高利益。有自尊心的人民需要心灵上的鼓励，使他们更努力工作，以达到统一意识及对国家的认同。
凯末尔主义所说的世俗主义，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不受宗教力量影响的政治环境，整固公众教育、政府补贴及法律事务。世俗主义并没有引伸到不可知论或虚无主义，即从宗教思想及宗教体制独立出来。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并没有鼓吹无神论。这是理性、反教权主义的世俗主义。凯末尔主义变革亦即是世俗主义变革。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可追溯至奥斯曼帝国，特别是坦志麦特统治时期及二次立宪时期。在二次立宪时期，奥斯曼帝国不欢迎阿拉伯人民，导致政治局势紧张。当时的国会提出一种政策，使“国家对宗教的仇视意识在反政变时期更强烈，国会世俗政策成功‘去伊斯兰’后，阿拉伯人民便以之为政治把柄。”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阿拉伯暴动的一个因素。凯末尔主义不想再重韬覆辙，不想再将伊斯兰教推向对立面，开始容纳伊斯兰教。
凯末尔主义将宗教从政治里分开，由公共团体、利益团体取代，这些团体和政治体制及法则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作用。1924年3月24日是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哈里发遭到废除，其政治角色亦遭移除。1937年2月5日，宪法上有关“土耳其的国教是伊斯兰教”一句亦被移除。
凯末尔主义的政治观点包括反教权主义的世俗主义，废除了奥斯曼帝国时代建立的宗教政治。凯末尔主义的政治观点认为，政客不能公开包庇某个宗教及宗教团体，否则就构成了足够的法律依据，政党可被永久封禁。
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1998年因在诗文当中运用宗教用词，被认为鼓吹分离土耳其人为“信徒”及“非信徒”而被判监。
据凯末尔主义的观点，对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不得宣传及批评其他宗教。土耳其在宗教事务上保持中立。如果政府的行动涉及宗教，须由宗教事务部仔细分析衡量，该部负责管理国家的宗教事务体制。宗教事务部寻求计划、整合及实现平衡。
凯末尔世俗主义并不反对文明的伊斯兰教徒，但反对那些对抗现代化及民主的伊斯兰教徒。传统伊斯兰教徒一直反对世俗主义。他们宣称政治“去伊斯兰化”会使伊斯兰社会世俗化。
凯末尔主义需要平衡各宗教派系的间隙。1980年以后，宗教教育被列入中学的常规课程里。这次的变革引起了辩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这变革破坏了凯末尔世俗主义，并要求恢复旧有的制度。第二种意见认同宗教教育，但不认同将宗教教育列为必修。第三种意见则同意将宗教教育列为必修，除了少数社区希望拥有他们自己的宗教课程。
凯末尔曾经就改革主义作出解释，意思是指国家应该以现代的体制和意识取缔传统的体制和意识。这原则主张社会变化需要革命来达致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在凯末尔主义的角度上，革命的核心是一个既成事实[4]。从这个角度来说，被认为是落后的古旧制度是不可能再次出现的。
凯末尔主义中改革主义的原则超出了对凯末尔生前所做改革的认可。凯末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凯末尔不认为革命的实施会有停顿的机会。在现代，这理论可以被解释作主动修正[4]。根据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社会仿效西方的体制必须加入土耳其特色，使之融入土耳其文化[4]。土耳其特色的变革是经历过多个世代的社会及文化经验累积（由土耳其国民的集体记忆所得）。
凯末尔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由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土耳其人缔造一个民族国家。土耳其语Türküm经常被误解为形容一个种族，但它其实是指国民在民族宪章里的义务[5]。Turkishness（土耳其国民）就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石[5]。凯末尔主义将土耳其人定义为“那些保护及促进土耳其民族道德、精神、文化及人道价值的人”[6]。凯末尔主义又将“土耳其民族”定义为爱护和提升家庭、国家及民族，理解法律、人权及列入土耳其宪法条文里有关国民对民主、世俗、社会的义务责任的民族[6]。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说“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即是土耳其民族”，这一说法清楚地显示Turkishness是指土耳其国民，更加适合于指一个种族。
凯末尔民族主义是凯末尔西洋化运动的延续，以对抗酋长、部落领袖及伊斯兰教的政治控制。最初，共和国的宣言理解为“回到先哈里发时代”[8]。
不过，凯末尔民族主义想将政治正统由独裁（奥斯曼帝国）、神权政治（回教国王）及封建制度（部落领袖）转移至公民的主动参与。“人民的意愿”得以在共和国政府及土耳其国民上体现，而不是以往的任何形式。这种转变象征为：
| “ | Ne Mutlu Türküm Diyene（土耳其语） | ” |
| “ | 自称为土耳其人是多么愉快 | ” |
|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 | ||
“Ne Mutlu Türküm Diyene”是与“回教君主的长生”、“酋长的长生”及“哈里发的长生”是相对的。凯末尔民族主义源自社会契约论，特别是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凯末尔主义对社会契约的认知是受奥斯曼帝国崩解的影响，那是奥斯曼帝国模式及奥斯曼主义的失败。经历了奥斯曼帝国的崩解后，凯末尔民族主义视社会契约为“最高理想”。
| “ | 管理和捍卫土耳其民族时，须着眼于最高的理想－民族统一、民族意识及民族文化。[9] | ” |
|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 | ||
凯末尔民族主义的社会内容不接纳任何先于民族的事物，谴责基于种族、宗教、极权及法西斯主义的民族统一，宣称：
| “ | 无条件、无限制的主权属于国民 | ” |
|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 | ||
就领土扩张方面，凯末尔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致力推动国内及世界和平。
凯末尔民族主义认为，土耳其人享有共同语言、共同的历史价值、对将来共同的意识。凯末尔民族主义并不仇外。出生在国内及有血统关系都可被认为土耳其人的一分子。国籍受土耳其国籍法保护，只有不忠行为才会被褫夺国籍.[11]。
凯末尔民族主义认为，由领土及人民构成的土耳其是不可分割的，即“国民统一”，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主权。
凯末尔主义取缔“泛突厥主义”成为官方的国家意识，注目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再关注“外突厥”(即是哈萨克与中亚的突厥本部)[12]。泛突厥主义是种族中心主义，而凯末尔主义是多中心的[12]。凯末尔主义想与主流世界文明接轨。泛突厥则强调突厥人的优越性，欲联合所有突厥人。凯末尔主义追求平等，目的不是要联合其他突厥国家里的土耳其人。凯末尔主义对泛突厥对不感兴趣，并在1923年至1950年间作出强硬的反应[12]。
凯末尔主不但取缔了泛突厥主义成为官方国家意识，它还着眼于在现存及历史的文化以及安那托利亚内的土耳其人。泛突厥主义将民族置于中心，作为图兰人民（蒙古族、通古斯民族、马扎尔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及琉球人）的联合体，由中亚的阿尔泰山脉伸延至博斯普鲁斯海峡[13]。凯末尔主义对语言有较狭窄的定义，它想移除安那托利亚内使用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希腊语、拉丁语等。泛突厥的领袖如伊斯梅尔·恩维尔则想一种所有突厥人民都通用的语言，以减少差异及同化。
凯末尔提到，土耳其的完全现代化要取决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凯末尔国家主义理论解释，国家会调节经济活动，会从事一些私人企业不愿意进行的活动，或认为私人企业不适合从事，又或国家利益所需。国家主义的应用不仅限于经济活动，还适用于国家主要行业的拥有者。
凯末尔主义的历史可追溯至奥斯曼帝国的二次立宪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政治经验，包括奥斯曼帝国一次立宪时期及坦志麦特改革运动，都被凯末尔主义吸纳。
1923年9月9日，凯末尔创立共和人民党，距共和国立国的10月29日不远。凯末尔主义正是该党的象征，世俗主义是共和国立国的基础。
迪特里希·容及禾芬哥·皮寇利叙述“凯末尔主义结合了泛突厥主义的一些元素，以构建一个全新、具凝聚力的民族主义”[14]。另一方面，据当·贝瑞兹所说，土耳其民族主义已从种族主义脱离出来[15]。
库尔德人一直受突厥化影响。学生必须朗诵“自称为土耳其人时是多么愉快”。近来，土耳其参谋部表达了一些尝试破坏土耳其世俗社会的关注，声明“任何反对这意识的都会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敌人”[16]。
在1920及1930年代，土耳其政府尝试推广土耳其语作为伊斯兰教使用的语言，并强制要求伊玛目使用土耳其语宣礼。传统的宣礼是使用阿拉伯语的，这对土耳其的穆斯林社会带来了莫大的冲击。土耳其政府认为“宗教被视为凯末尔民族国家的潜在威胁”，所以“国家会尽量减少在宗教上的角色”[17]。土耳其向国民灌输世俗主义观念。
穆斯林女性在公众场合穿戴头巾的禁令在世俗主义得到开释。欧洲议会成员及土耳其综合议会委员会主席朱斯特·拉亨代克曾经公开批评那些对穆斯林女性的衣着限制[18]，然而欧洲人权法庭却裁定在公众建筑物及学院里的衣着限制并不构成侵犯人权[19][20]。
尽管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深深植根于启蒙时代思想，但自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对启蒙时代持负面看法。像雅克·德里达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抨击了与欧洲殖民主义相关的西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被视为西方价值观的世俗主义吸引力日渐减弱，这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提供了契机，后者强调政治伊斯兰教等集体宗教身份的民粹主义诉求（例如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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