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联盟（印尼语：Sarekat Islam）是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一个伊斯兰群众团体。其前身是旨在抵抗华裔商人的穆斯林商人组织——伊斯兰商业联盟（Sarekat Dagang Islam），后期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成为一个越发激进的民族主义组织，开始抵抗殖民统治；这个组织在1910年代至1920年代初甚至拥有空前的动员能力。伊斯兰联盟在1923年改组为伊斯兰联盟党，至1929年改称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直至1973年才因应苏哈托政府的要求，和其他伊斯兰政党并入建设统一党。
历史
伊斯兰联盟的前身是于1909年和1910年先后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伯伊滕佐格（今西爪哇省茂物市）成立的伊斯兰商业联盟。这个组织的创办人是爪哇贵族出身的记者迪尔托·阿迪·苏里约，他的目的是联合同样是穆斯林的阿拉伯裔商人和土著商人[a]，抵抗当时活跃于东印度群岛商界的华裔商人。[b][2]
梭罗的蜡染业大户哈吉·沙曼胡迪受到这些事件的启发，在1911年凭着迪尔托的帮助在梭罗成立同样的组织，并率先在组织纲领上采用“伊斯兰联盟”这个名称。后来各地成立的同类组织也采用同一个名称。[c][4]
沙曼胡迪在1912年9月10日卸任梭罗伊斯兰联盟主席的职务，由泗水支部的佐克罗阿米诺托接替。佐克罗阿米诺托以能言善辩闻名，在他的领导下，伊斯兰联盟在爪哇岛各地开设支部，迅速扩大组织的规模。在巴达维亚、泗水、三宝珑和万隆发行机关报之后，1913年1月伊斯兰联盟在泗水举行了当地首次大规模政治宣传大会，参加者达数万人[5]。佐克罗阿米诺托动员群众的三大战术是：一、参加新闻事业（发行机关报），二、内部的组织工作和运作，三、集会和演说。这样一来，一开始就可以动员数十万名土著，由此佐克罗阿米诺托成为了印尼第一位职业政客[6]。伊斯兰联盟的会员人数从1912年4月的4500人增加到1913年4月的15万人；1914年伊斯兰联盟开始在爪哇岛以外活动之后，到当年4月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37万人[7]。同月伊斯兰联盟在梭罗召开一次大会，通过排除“非土著”的决议，把他们在创立初期为了组成一个抗衡华人的统一战线而试图拉拢的阿拉伯人驱逐出去，原因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开始跟华人和解，以及阿拉伯人遭受批评，被指摘压榨土著[8]。
1910年代初伊斯兰联盟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主因是这个组织高举伊斯兰教大旗。东印度群岛的穆斯林大约占全体人口的九成，所以他们潜在的动员能力比既有的各类组织要大得多。另外，在组织扩大的同时，伊斯兰联盟的主导权也从参加伊斯兰商业联盟的商人手上，转移到贵族出身、而且接受过荷兰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手上。[9][7]
创立初期的伊斯兰联盟意图和荷兰殖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他们打算为受到荷兰殖民统治的人民谋求福祉，要求殖民政府开设议会，令本地居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殖民政府在当时也容许伊斯兰联盟的活动，1912年11月伊斯兰联盟向政府申请成为合法组织，殖民政府在1913年6月30日确立了逐个承认伊斯兰联盟的地方支部[d]的方针，最终在1916年正式承认中央伊斯兰联盟是合法组织[12]。
不断扩大势力的伊斯兰联盟实际上只不过是“地方支部的联合体”[13]。中央伊斯兰联盟不一定控制得到地方支部的活动，地方支部也出现过违反中央伊斯兰联盟章程的情况。例如，在工会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运动家司马温所领导的三宝珑支部在其影响下变得激进。当时的三宝珑是新兴工业城市，不同组织发起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1914年5月，居住在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和欧亚人在三宝珑成立一个名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下称社民盟）的共产主义政党，也就是后来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当时年届17岁，隶属于伊斯兰联盟三宝珑支部的司马温仰慕参加社民盟的荷兰裔共产主义运动家马林，并接受对方的游说，在1915年加入这个组织[14]。伊斯兰联盟会员加入社民盟后便拥有“双重党籍”，但当时同时参加多个政治组织的人士并不罕见。马林的战略是在派党员参与其他现有组织，提高共产主义者在这些组织的影响力，令整个组织处于社民盟的影响下；然而马林不是穆斯林，不可以加入伊斯兰联盟，于是就利用司马温成功赤化伊斯兰联盟的三宝珑支部。[15][16]
受到地方支部激进派的影响，伊斯兰联盟在1917年10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通过一份提倡反殖民主义，为东印度群岛争取自治权的纲领。这份纲领语调激昂，指控殖民统治的根基——资本主义是“罪大恶极的资本主义”，不过一方面纲领没有谴责民族资产阶级，以免失去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纲领并没有放弃必须以合法方式从事斗争的路线。[17]
1918年5月，荷兰殖民政府为总督设立一个只具有咨询功能的议会，称为人民议会。出身伊斯兰联盟的人民议会议员除了总督委任的佐克罗阿米诺托，还包括在议会选举中胜出的联盟副主席阿卜杜尔·穆伊斯。他们跻身议会之后曾要求殖民政府提升土著地位和扩大自治权，但联盟内部的激进派认为联盟领袖的行动太温和，并不满意。[18]
1918年9月至10月期间伊斯兰联盟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部分出身自三宝珑支部的社民盟党员成为联盟的领袖，其中司马温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员，达索诺当选宣传局委员，阿利明也成为中央领导层的一分子。伊斯兰联盟一改过往温和的行动方针，以更激进的路线取而代之。佐克罗阿米诺托考虑激进派的意见，在同年11月向人民议会提出一项动议，向殖民政府提出更尖锐的要求：在1921年底或之前以公正的选举改选立法机构，并成立一个向议会负责的政府。[19]
伊斯兰联盟转趋激进之后，荷兰殖民政府便开始对他们提高警觉。政府认为1919年6月和7月先后在托利托利（今属中苏拉威西省）和牙律（今属西爪哇省）发生的两场暴乱都和联盟有关[20]，于是改变过去温和的态度，并开始打压联盟[21]。虽然联盟的高层否认他们和上述的地方暴动有关联，不过殖民政府仍然拘捕联盟不少干部，并判处佐克罗阿米诺托监禁11个月。在殖民政府加紧取缔联盟的同时，一般会员忧虑联盟的会员证可能会为自己带来麻烦，于是退出联盟，令联盟的会员人数大减，联盟的群众基础也开始急速萎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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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方暴乱而被削弱的伊斯兰联盟开始探索复兴的方向。这时候，中央伊斯兰联盟理事阿古斯·沙林开始得到佐克罗阿米诺托的信任。沙林接受过西式教育，是一位冷静的合理主义者，而且熟悉伊斯兰教教义和旨在令伊斯兰教追上时代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沙林主张，伊斯兰联盟应当脱胎换骨：摆脱过去狂热和以佐克罗阿米诺托的个人魅力维系的特质，不再涉及冲动、散漫的暴动。除了在反殖民地主义、反资本主义这两个方面与共产主义者保持并肩作战，他还认为伊斯兰联盟必须把伊斯兰教列为指导原则，以纠正运动的方向[23][24]。
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混乱期找到工会运动的新出路。联盟属下拥有7万2000名会员的22个工会在1919年12月组成“劳工运动联盟”（Persatuan Pergerakan Kaum Buruh），本来联盟主席人望最高的候选人是别名“罢工王”的（糖业）制造厂员工协会（Personeel Fabrick Bond，会员人数3万1000人）主席苏里约普拉诺托，不过司马温成功使计阻止苏里约普拉诺托当选，并推举身在狱中的中央伊斯兰联盟秘书兼铁路及电车职工会（Vereniging van Spoor-en Tramwegpersoneel，会员人数1万1000人）主席索斯罗卡托诺（Sosrokartono）担任联盟的主席。联盟的署理主席一职由司马温本人担任，秘书一职则由沙林担任。[21][25]领导三宝珑支部和铁路及电车职工会的司马温等人组成三宝珑派，领导日惹支部和制造厂员工协会的沙林和苏里约普拉诺托等人则组成日惹派，两派开始较量罢工的成果，也开始夺取联盟属下的工会。两派的较量削弱了佐克罗阿米诺托在联盟的影响力[26]。
除了争取工会主导权，上述两派之间还有一个无法妥协的根本分歧——这两派可以在反殖民地主义、反帝国主义两方面齐心协力，不过谈到应该先实现民族解放还是阶级解放、国家的权力中枢应该由哪个阶级主导的问题，这两派就没有妥协的空间了。沙林等人的日惹派厌恶三宝珑派的背后有第三国际的影子，司马温等人的三宝珑派则批评沙林诉诸泛伊斯兰主义[27][28]。
三宝珑派成功借助工会运动达成加薪等目标，从而扩大自身的势力。因此沙林等人的日惹派开始忧虑，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联盟承认双重党籍，于是在1921年3月伊斯兰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提出这个问题，不过当时佐克罗阿米诺托重视联盟的统一，反对这个建议，结果不了了之。不过，同年6月司马温说服14个工会脱离劳工运动联盟，接受社民盟的直接指导，把三宝珑派和日惹派的对立引向顶点。联盟在10月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佐克罗阿米诺托因为遭到检控而无法出席。经过一连串激烈的论战，大会通过了禁止会员持有多重党籍的议案，自此伊斯兰联盟的会员再也不可以同时拥有社民盟的党籍。结果司马温等社民盟党员纷纷退出伊斯兰联盟[29][28]。
为了对抗社民盟侵蚀联盟支部的现象，伊斯兰联盟在1923年2月按照政党的组织架构进行改组，称为伊斯兰联盟党[30]。为了以激进路线争取群众支持，伊斯兰联盟党在1924年8月召开党代会，通过了对殖民政府和人民议会的不合作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尝试避免与政府发生冲突，并诉诸泛伊斯兰主义，试图以此维持甚至扩大伊斯兰联盟党的势力。[31][32]
伊斯兰联盟党虽然以跟既有的伊斯兰社会团体并肩作战为方针，但未能与伊斯兰保守派保持战友关系，而开始向属于改革派的穆罕马迪亚和阿赫迈底亚靠拢。然而这两个组织是竞争对手，由于佐克罗阿米诺托选择向阿赫迈底亚靠拢，穆罕马迪亚便在1928年宣布跟伊斯兰联盟党决裂，结果使得伊斯兰联盟党未能成为东印度群岛穆斯林的代表势力。1927年1月伊斯兰联盟党向和第三国际有联系的“反殖民压迫斗争同盟”靠拢，显示出反殖的迹象，因此遭到殖民政府的打压，所以在同年9、10月召开的党代会上，他们不得不恢复温和的不合作路线。1929年伊斯兰联盟党改称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试图恢复原有的势力规模，不过截至1930年，伊斯兰联盟党只是一个拥有1万9000名党员的小政党。[33]
殖民政府对民族主义运动采取强硬路线，令民族主义运动的周边环境更加严峻的时候，佐克罗阿米诺托在1934年12月逝世。之后，在伊斯兰联盟党如何运作的问题上，有的党员认为他们应该继续奉行不合作路线，对抗殖民政府，也有党员认为他们应该转而跟殖民政府合作，结果引起了一次深刻的内部矛盾。当时伊斯兰联盟党的主流派主张延续不合作路线，沙林却认为，在政府的取缔行动变得越来越严厉的时候，如果伊斯兰联盟党仍然固守不合作路线，不但会限制自身的活动，还会疏离群众，于是他在1935年3月要求伊斯兰联盟党的高层放弃不合作路线，并得到穆罕默德·鲁姆等人的支持。主流派没有接纳他的意见，而是在1937年开除沙林、鲁姆等29人的党籍[34]。沙林、鲁姆等人离开伊斯兰联盟之后，另外组建了一个新政党，称为“觉醒运动”（Pergerakan Penyadar）[35]。
1939年5月，伊斯兰联盟党因应东印度群岛周边波动的政治形势，决定改与殖民政府合作，并参加奉行合作路线的组织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Gabungan Politiek Indonesia）。有的党员坚持不合作路线，反对这个决定，并决定退出伊斯兰联盟党；后来发起伊斯兰之家运动的瑟卡马吉·马利占·卡尔多苏威罗就是其中之一[36]。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一方面在反法西斯主义这方面和荷兰合作，另一方面则要求荷兰殖民政府准许东印度群岛自治，并设立一个完整的议会，却被荷兰殖民政府拒绝，延续一向以来民族主义者无法成功和荷兰殖民政府合作的局面[18]。最终，荷兰殖民政府在1940年5月禁止伊斯兰联盟党运作。
伊斯兰联盟党在1942年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之后再次成立，却在同年5月被军政当局解散[37]。日本的战败结束了日本在东印度群岛实行的军政，印尼也在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随后荷兰人回到印尼，掀起了印尼独立战争的序幕。独立战争期间，伊斯兰联盟党在1947年第三次成立，一方面支持社会党党魁阿米尔·谢里夫丁领导的内阁，一方面又参加在日占时期成立，在印尼独立后重组的马斯友美党。当时伊斯兰联盟党的领袖除了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儿子——安瓦尔和哈索诺，还包括阿鲁吉·卡塔维纳塔[38]。
印尼在1945年实行议会内阁制，至1955年举行第一次立法机构选举，伊斯兰联盟党在这次大选赢得2.9%选票，获得8个国会议席。之后苏哈托在1965年九三〇事件之后上台执政，结束苏卡诺的统治和有领导的民主时期，然后在1971年举行第二次立法机构选举，这次伊斯兰联盟党在这次大选赢得2.39%的选票，获得10个国会议席。1973年1月苏哈托政府制定政党法，把伊斯兰联盟党等伊斯兰政党并入建设统一党，形成建设统一党、专业集团（在1971年立法选举中大胜的执政党）和印度尼西亚民主党（由其他非伊斯兰政党合并而成的政党）三足鼎立的局面[39]。
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印尼出现了两个伊斯兰联盟命名的政党，一个是在1998年5月21日成立的“1905年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另一个是在同年5月29日成立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这两个政党都参加了1999年的立法选举[40]，其中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赢得0.36%的选票，获得一个国会议席[41]。
参见
备注
脚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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