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暗杀（英语：character assassination）[1]，亦作人格谋杀，是一种企图破坏某个人的名誉或信用等人格价值层面事物的社会污名行为。它可能涉及夸大、扭曲事实和不真实的描绘目标对象的现况。这是诽谤的一种形式，并可以构成人身攻击的论据。对一个人的人格暗杀常常出现在政治领域，但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到人格暗杀。像例如一些人认为中共反对法轮功的手段包括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与其他相关人士的人格谋杀。[2]
对于被人格暗杀所针对的在生者，结果可能会令他被社群、家庭或其他生活或工作环境所排挤。这些后果，往往会对其人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影响他的一生，甚或对于历史名人来说，到他死后数世纪仍存在。
在实践中，人格暗杀常常涉及双言巧语、散布谣言、影射或蓄意误导等欺骗性的手段，主题涉及主体的道德、诚信和声誉。它可能涉及编造信息，把严格意义上真实的讯息以误导的手法提出，或将一些讯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提出。例如，攻击者可以说，目标人物在某一年没有缴付任何所得税，但事实上有关人士并未有拖欠税款，因为实际上该人在当年并无收入；或者攻击者可能将目标人物的私生活给挖出来讨论，即使目标人物的私生活和目标人物所批判的议题无关也一样。
人格谋杀的基础
人格谋杀必然是一种蓄意的行为，这种行为被用以伤害一个人在他人眼中的声望，如果一个人的声望被意外地伤害，像是被不经大脑的言论给伤害，那这不算是人格谋杀；另外由于人格谋杀牵涉到声望，因此人格谋杀必然也是公开的行为。在私底下侮辱他人不算是人格谋杀。
所有的人格谋杀行为都无可避免地会牵涉到五个事物：攻击者、目标、媒体、听众和情境，其中最后一项可以指称发生攻击行为的政治系统、文化环境、科技程度、或任何其他形塑和决定人格谋杀的因素。许多的人格谋杀发生于选举或打压政治异议人士之类的政治场合，然而，其他领域的重要人物，像是宗教领袖、科学家、运动员、电影明星、网络红人，甚至一般职场、学校或一个人的亲友圈内受欢迎的人物等，也都可能成为人格谋杀的目标，一个例子是MeToo运动中日本的代表人物伊藤诗织，在出面控诉自己遭下药性侵后，受到了许多来自日本民众的匿名谩骂、人身攻击和恐吓，甚至还受到漫画家以漫画内容进行诽谤。[3]；另外，人格谋杀似乎是近乎普世的跨文化现象，在各个历史阶段，许多国家和许多社会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对人格谋杀的研究
伊柯斯（Icks）和施罗也夫（Shiraev）在2014年[4]提出了数种政治科学模型，以图从攻击者的角度来解释人格谋杀。他们认为说攻击者的动机常常基于在心理上摧毁目标人物、减少目标人物的公众支持或在政治竞争中成功的机会的意图。像例如说在选举时，攻击行为常用以影响中间选民、在中间选民的心中制造不确定性，或者阻止支持者跑票，因此，这些攻击是一种操纵选民趋向想要结果的有效方法，这些攻击也方便攻击者引导一些选民从本来某候选人的支持者变成“不确定”或“未表态”的中间选民。
基本上，对一个人的形象、声望或品牌的攻击，取决于相关听众的感觉。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方面的研究显示，人们对于什么是“可信的”资讯，有着高度的筛选行为，他们倾向接受那些和既有的态度、期望或行为相契合的资讯，像例如候选人的选举纪录。“混合”处理模型认为投票者透过下列两种方式来建构他们对候选人的印象及回应人格谋杀：更新或将就，焦虑或者紧张与不确定的情绪状态，可以对受众的态度转变造成影响。
人格谋杀和形象研究也息息相关，当组织和领袖发现他们身处危机时，他们更容易受到质疑他们地位合法性或社会责任的放大检视和批判等手段的攻击，他们的声望会受到公众意见的评判，而公众意见基于各种社会常规的综合，这些社会常规包括了道德、社会和政治的价值，以及文化和宗教的信仰等，对于一个人物的接受或拒绝，视其合于角色的既定形象的程度而定。在政治和组织等情境中，情境危机沟通理论（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缩写为SCCT）[5]尤其适用，这个理论认为，对声望的威胁取决于公众是否认为组织导致了危机、组织的危机史，以及组织先前的民望（也就是在投票者、利害关系人等人之间的声望）等因素。
人格谋杀的特征
人格谋杀可由多种不同的准则来分类，在考虑攻击者和目标人物双方的能力时，人格谋杀可分成水平式和垂直式两种，水平式人格谋杀指的是攻击者和目标人物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大致对等的情境；垂直式人格谋杀指的是攻击者和目标人物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高度不对等的情境。水平式人格谋杀的例子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对另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抹黑；垂直式人格谋杀的例子有极权政府对政治反对者的抹黑。
若以人格谋杀发生的时间来分类，人格谋杀可分成生前和死后两种，其判别取决于人格谋杀的目标人物是否在世而定。死后人格谋杀常用以让人对人格谋杀目标人物的行为目的和意识形态等产生质疑，像例如说斯大林、雷根和甘地等人的传记，就常被人放大检视，以让人质疑他们真正的目的。
在政治活动中，立即或顺便进行的人格谋杀经常发生，这类的人格谋杀常常有机会主义的性质；在另一方面，缓慢进行的人格谋杀常常基于将目标人物给完全摧毁的长远期望，像例如说自从1960年代开始，俄国知名作家兼政治异议人士索尔仁尼琴就常受到“犹太人、叛徒、纳粹合作者、监狱里爱打小报告的罪犯、拿了经费的外国情治人员”等的指控。[6]
与人格谋杀有关的人格特质
每个人都有可能使用人格谋杀的手段来打击对手，但具有特定人格特质的人，更常使用人格谋杀的手段攻击他人。
根据汤玛士（Thomas）的说法，自恋狂或其信众常使用人格谋杀的手段攻击一些人、让第三方对目标人物产生一种极为负面或不快的形象，借此影响他人的形象或声望。他们的攻击行为通常牵涉对事实蓄意的夸大或操纵、散播谣言和蓄意制造的不实消息，以制造被攻击者的不实形象，或使用不合理且过度的批评攻击对方。[7]
《衣冠楚楚的蛇：进入职场的精神病态者》（Snakes in Suits: When Psychopaths Go to Work）这书的作者发展出一个五阶段模型以描述说职场上的精神病态者是如何取得和维持权力的，在第四阶段（冲突阶段）当中，精神病态者会使用人格谋杀来保护自己的目的。[8]
政治上
政治上，人格谋杀通常是“抹黑策略”的一部分，其中涉及了旨在摧毁一个人或团体的名声和信用的一种有意且预谋的行为。这行为的一个目的是要阻碍或削弱目标人物的支持基础；另一个目的则是要逼迫目标人物浪费时间、精力和资源在回应这样的不实指控之上。
人格谋杀亦可为一种负面竞选（negative campaigning），对手研究（Opposition research）是搜集某人资料以使其饱受质疑的行为。抹黑是对虚假或扭曲讯息的运用，而散播丑闻可用虚假或夸大的方式，将一个人与负面的事件给连结起来。
抹黑经常包括使用难以证实的谣言、扭曲或半真半假的讯息，或甚至是谎言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而抹黑的内容经常借由八卦杂志和网站等媒体传播。即使隐藏在抹黑和宣传背后的真相已被证实缺乏适当的基础，抹黑常常依旧是有效的，因为即使真相大白，目标人物的声望往往也已受损。抹黑也是将注意力从议题转移开来的做法，因为受抹黑攻击的目标人物常常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和资源来澄清这些指控的内容，而不是对议题本身进行回应之上，也就是所谓的“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常见的负面竞选技巧包括了将对手描述成对罪犯软弱、不诚实、腐败或对国家造成危险的人物等作法，而其中一个伎俩就是攻击对手使用负面竞选。负面竞选是尝试借由指称对手或反对的议题的黑暗面，而非强调自身或支持的议题的光明面以取得优势的尝试。
指控对手搞人格谋杀是可以带来政治利益的，一个例子是在克拉伦斯·托马斯最高法院提名（英语：Clarence Thomas Supreme Court nomination）的事件中，支持者声称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阿尼塔·希尔（Anita Hill）是人格谋杀的受害者。[9]
由个人执行的人格谋杀，其影响和由国家执行的人格谋杀，不在同一个档次。受国家资助且受到政治宣传和文化机制影响的破坏声誉的行为，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一个社会服从政府、以有罪不罚等作法放松对包括屠杀在内的侵犯人权罪行的批判的最早迹象之一，就是政府偏好或直接鼓励人们制造摧毁反对派人士的尊严和声望的宣传，且公众毫无疑问地接纳这样的指控。
政府摧毁反对派人士声望的作为，是政府以暴力将这些人消灭的序幕。一般而言，受害者被政府官方非人化，发生于将受害者从物理上消灭之前。[10]
参考文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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