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粹（1046年—1117年），字德孺，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第四子，生母为张氏（1022年～1092年）[1]。以父荫作官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但因与司马光同一派系，反对王安石主张的变法，而卷入新旧党争被贬至滕县作知县。后又迁作成都诸路（即川陕四路，包括利州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茶场提举[2]。 政和七年卒，终年七十二岁[3]。
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四月，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范纯粹改为出任左司员外郎，以替补退休的曾伉[4]。同年六月出任河东路转运使[5]。七月同为江宁府知府的范纯粹另任命为右司员外郎[6]。
元丰元年（即公元1078年），时任永兴军路提举常平司之范纯粹被安排与李稷同作茶场提举[7]。
同年范纯粹自中书检正被贬至徐州滕县作知县，任内翻新公堂吏舍总共116间房间，但自己的寝室又不被翻新，当时范纯粹解释并非避嫌奉己，而是没有时间而已。当时新法正行，官员思想保守，不易接受新事物，虽有二千石责任，但一钱粒粟亦不敢随便使用，担心被记录。苏轼慨叹其清廉，认为范纯粹更适合作徐州太守[8]。
元丰（即公元1078年至1085年）年间，范纯粹任陕西路转运判官。当时正值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五路出师征伐西夏，而高遵裕出师环庆路，刘昌祚出师泾原路，李宪出师熙河路，种谔出师鄜延路，王中正出师河东路。但高遵裕不满刘昌祚比自己更早攻打灵州城而打算责罚刘昌祚，刘昌祚因担忧及愤恨之下患病，而刘昌祚之部下都因此十分愤恨。范纯粹担心两军不协调令攻夏计划生变，力劝高遵裕前往探望刘昌祚病况，因而化解当前危机[9][10][11]。此时宋神宗赵顼责难诸将无功，图谋再次攻夏，但范纯粹认为攻夏之事诸将已竭尽所能，若果再次出兵，可能会有后患，赵顼亦采纳其意见，及将之进升为副使[12]。
吴居厚任京东路转运使其间曾多次上缴剩余税收，而赵顼则将徐州大钱二十万缗协助范纯粹负责之陕西，但范纯粹认为虽然陕西急需此金钱，可是决不可忍心取此等民膏剩余税收，所以恳切辞让不受。之后改为右司郎中[13]。
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四月，时为右司员外郎的范纯粹与左司郎中范子奇一起转职，分别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路转运使及龙图阁直学士、京东路转运使[14]。
公元1086年宋哲宗赵煦登基，吴居厚遭贬，范纯粹以龙图阁直学士往取代吴居厚京东路转运使之职，将吴居厚苛政全面革除。当时苏轼自登州被召还京，范纯粹与苏轼共同对募役法给予意见[15]。
元祐元年（即公元1086年），官员之间谓泾原路蕃兵人马众多，遇敌时常与宋兵错杂，非常不便。所以诏下四路都总管详议，而时任环庆路之范纯粹认为宋兵与蕃兵不应混杂一起，应找寻找一名熟悉蕃人的人去充当蕃人将军，命令平日严加训练，当遇有调遣，即时可以为部队带来作用，另外范纯粹又要求将元丰六年（即公元1083年）宋神宗赵顼下令修定的蕃汉官叙位法还原，恢复蕃官叙位一律在汉官之下，而赵顼亦听从其意见[16]。
元祐（即公元1086年至1094年）年间，被除去宝文阁待制职务，之后再任，召为户部侍郎[17]。
曾代其兄范纯仁作庆州知州。当时正值与西夏议决疆界，范纯粹奏请放弃之前所取西夏之地，认为一日未放弃之前取下西夏之地，边界冲突亦无法停止，又认为河东路之葭芦县、吴堡县，鄜延路之米脂县、羲合、浮图，环庆路之安疆，各地都深入西夏国境，对汉界地利形势，并无战略价值，另外，兰、会之地耗费损害甚深，不可不弃。最后范纯粹请奏大致施行[18]。另外范纯粹又对旧有诸路战斗中互相配合，但被徐禧取消的应敌办法有所质疑，认为若果夏兵大举围攻其中一路，而那路力有不胜，邻路又拱手坐观，如未能攻克乃幸运，希望改回旧制。朝廷都赞同其想法[19]。及后夏兵入侵泾州、原州二州，范纯粹派遣曲珍营救，曲珍即日疾驰三百里，捣破于横山，夏兵遁走[20]。
绍圣元年（即公元1094年）五月，赵煦又再打算开拓边境，殿中侍御史郭知章及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章惇因党派之争打算将绝大部分支持司马光的旧党党人一一放逐，所以将范纯粹在元祐年间建议弃地之事上言。到八月范纯粹被诏降一官，为龙图阁直学士及延安府知府[21][22][23][24]。
绍圣二年，被复职宝文阁待制的范纯粹出任熙州知州[25]。
绍圣三年正月，原任熙州知州的范纯粹调任作邓州知州[26]。
及后章惇及蔡卞筹画治理西夏，但认为范纯粹对于此事大家意见分歧，所以范纯粹被调任邓州知州。之后历任河南府及滑州[27]。
绍圣四年二月，三省下令将一干司马光旧党三十余党人，以元祐党人名义夺职，追加贬职，范纯粹亦与其兄弟范纯仁及范纯礼被贬，改任均州知州[28][29]。
宋徽宗赵佶登基（即公元1100年），范纯粹时任信州知州，复故职任太原府知府，加龙图阁直学士，再到延安府任知府，然后又改往永兴军路任知府[30]。
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范纯粹任职延安府知府其间，就昔日管辖之河东路上奏，向朝廷建言河东路田户的苛敛苦重，而赵佶亦听从其言[31]。
崇甯元年（即公元1102年）五月，又再次被一直支持变法的曾布草拟责词贬职[32]。
及后又因党派之争被人以言落职，任金州知州，鸿庆宫提举。又调任常州别驾，再贬谪安置鄂州及和其他元祐党人一样子孙不得擅自入都。稍后赦罪，复为领祠。之后任右文殿修撰太清宫提举，直至党禁解，复职徽猷阁待制直到退休[33]。
范纯粹任官其间曾尝试上书关于当时卖官之滥，但不被接纳[34]。
苏轼曾有两诗赠范纯粹分别为：
东坡全集‧卷十五‧送范纯粹守庆州：
“才大古难用，论高常近迂。君看赵魏老，乃为滕大夫。浮云无根蒂，黄潦能须臾。知经几成败，得见真贤愚。羽旄照城阙，谈笑安边隅。当年老使君，赤手降於菟。诸郎更何事，折棰鞭其雏。吾知邓平叔，不斗月支胡。”
东坡全集‧卷二十九‧送范德孺：
“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遥想庆州千嶂里，暮云衰草雪漫漫。”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纯粹字德孺，以荫迁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与同列有争，出知滕县，迁提举成都诸路茶场。”
《吴郡志‧卷二十六‧人物》：“政和七年卒，年七十二。”
《文昌杂录‧卷五》：“熙宁二年四月，以陕西转运副使范纯粹为左司员外郎，补曾伉致仕阙。”
《文昌杂录‧卷五》：“六月，以左司员外郎范纯粹为河东转运使。”
《文昌杂录‧卷五》：“七月，知江宁府范纯粹为右司员外郎。”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志第一百三十七‧食货下六》：“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课利及旧界息税七十六万七千六十余缗。帝谓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迁擢，以劝在位，遂落权发遣，以为都大提举茶场，而用永兴军等路提举常平范纯粹同提举。”
《容斋四笔‧卷十二》：“元丰元年，范纯粹自中书检正官滴知徐州滕县，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间，而寝室未治，非嫌于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时，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湿，虽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钱粒粟，不敢辄用，否则必著册书。东坡公叹其廉，适为徐守。”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元丰中，为陕西转运判官。时五路出师伐西夏：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王中正出河东。遵裕怒昌祚后期，欲按诛之，昌祚忧恚病卧，其麾下皆愤焉。纯粹恐两军不协，致生他变，劝遵裕往问昌祚疾，其难遂解。”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六》：“元丰四年，十一月，高遵裕言以环庆兵趋灵州，是日，次南平州。距城三十里，遇夏人接战。转运副使李察、判官范纯粹夜以手书间道促泾原兵来援，刘昌祚即委姚麟留屯，自将选锋数千人赴之，未至而贼已退。先是昌祚言军事不称旨，帝赐遵裕手札云：“昌祚所言迂阔，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择人代之。”遵裕由是轻昌祚。既而昌祚先至灵州城下，或传昌祚已克灵州，遵裕未至灵州百里，闻之，亟具表称“臣遣昌祚进攻，拔灵州城”；寻知所传皆虚，乃斩谍者以徇。于是昌祚诣遵裕，遵裕讶其来晚，坐账外移时不见。既见，问：“灵州何如？”昌祚曰：“畴昔即欲取之，以幕府在后，故止，城不足拔也。前日磨脐之战，余众皆保东关镇。东关在城东三十里，旁直兴州渡口，平时自是要害，今复保聚。若乘此急击之，外援既歼，孤城当自下。”遵裕怒未解，且方欲攻城，谓昌祚曰：“吾夜以万人负土平叠，黎明入之矣。”因檄昌祚以泾原兵付姚麟；麟不敢当，遵裕亦已。”
《涑水记闻‧卷十四》：“元丰四年冬，朝廷大举讨夏国。十一月，环庆都总管高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泾原副都总管刘昌祚出胡卢河，共趣灵州，诏昌祚受遵裕节制。昌祚上言军事不称旨，上赐遵裕书云：“昌祚所言迂阔，必若不任事者，宜择人代之。”遵裕由是轻昌祚。既而昌祚先至灵武城下，或传昌祚已克灵武城，遵裕在道中闻之，即上表贺曰：“臣遣昌祚进攻，已克其城。”既而所传皆虚。遵裕至灵武城，以为城朝夕可下，徙昌祚军于闲地，自以环庆兵攻之。时军中皆无攻具，亦无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造之，皆细小朴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堑。又欲以军法斩昌祚，从共救解之。昌祚忧恚成疾，泾原军士皆愤怒。转运判官范纯粹谓遵裕曰：“两军不叶，恐生他变。”力劝遵裕诣昌祚营问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尝战，何谓降也？”。”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神宗责诸将无功，谋欲再举。纯粹奏：“关陕事力单竭，公私大困，若复加骚动，根本可忧。异时言者必职臣是咎，臣宁受尽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贻后悔。”神宗纳之，进为副使。”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吴居厚为京东转运使，数献羡赋。神宗将以徐州大钱二十万缗助陕西，纯粹语其僚曰：“吾部虽急，忍复取此膏血之余？”即奏：“本路得钱诚为利，自徐至边，劳费甚矣。”恳辞弗受。入为右司郎中。”
《文昌杂录‧卷六》：“元丰八年，四月，以左司郎中范子奇为直龙图阁、河北转运使，以右司员外郎范纯粹为直龙图阁、京东转运使。”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哲宗立，居厚败，命纯粹以直龙图阁往代之，尽革其苛政。时苏轼自登州召还，纯粹与轼同建募役之议，轼谓纯粹讲此事尤为精详。”
《宋史‧卷一百九十一‧志第一百四十四‧兵五》：“元祐元年，臣僚言：“泾原路蕃兵人马凡众，遇临敌与正兵错杂，非便。”诏下其章四路都总管详议，环庆范纯粹言：“汉、蕃兵马诚不可杂用，宜于逐将各选廉勇晓蕃情者一员专充蕃将，令于平日钤束训练，遇有调发，即令部领为便。”又言：“顷兵部议乞蕃、汉官非相统辖者，并依官序相压；其城砦等管辖蕃官，即依旧在本辖汉官之下。诏从其请。且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所以尊中国，制远人也。行之既久，忽然更制，便与不相统辖之官依品序位，即边上使臣及京职官当在蕃官之下十有八九，非人情所能堪。蕃部凶骄，岂可辄启？宜悉依旧制，并序汉官之下。”从之。”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元祐中，除宝文阁待制，再任，召为户部侍郎。”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复代兄纯仁知庆州。时与夏议分疆界，纯粹请弃所取夏地，曰：“争地未弃，则边隙无时可除。如河东之葭芦、吴堡，鄜延之米脂、羲合、浮图，环庆之安疆，深在夏境，于汉界地利形势，略无所益。而兰、会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弃。”所言皆略施行。”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纯粹又言：“诸路策应，旧制也。自徐禧罢策应，若夏兵大举，一路攻围，力有不胜，而邻路拱手坐观，其不拔者幸尔。今宜修明战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及夏侵泾原，纯粹遣将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应援牵制之策，臣子之义，忘躯徇国，无谓邻路被寇，非我职也。”珍即日疾驰三百里，破之于曲律，捣横山，夏众遁去。”
《宋史‧ 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绍圣初。哲宗亲政，用事者欲开边衅，御史郭知章遂论纯粹元祐弃地事，降直龙图阁。”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三》：“绍圣元年五月，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寨而弃之，外示以弱，实生戎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惇奏曰：“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于内，赵昪、范纯粹成之于外，故众论莫能夺。若孙觉、王存辈，皆暗不晓事，妄议边计者。至于赵昪、范纯粹，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夫妄议者犹可恕，挟奸者不可不深治。”帝以为然。”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又出知延州。”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四》：“绍圣元年八月，辛未，诏范纯粹降一官，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以元祐间尝献议弃地也。”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明年，复以宝文阁待制知熙州。”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四》：“绍圣三年正月，壬子，知熙州范纯粹改知邓州。”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章惇、蔡卞经略西夏，疑纯粹不与共事，改知邓州。历河南府、滑州。”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五》：“绍圣四年二月，三省言：“近降指挥，以司马光等各加追贬，其首尾附会之人，亦稍夺其所得恩数。谨按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为臣不忠，罪与光等无异，顷者朝廷虽尝惩责，而罚不称愆；内范纯仁又自因别过落职，于本罪未尝略正典刑。轻重失当，生死异罚，无以垂示臣子万世之戒。其余同恶相济、幸免失刑者尚多，亦当量罪示惩。”癸未，制：“吕大防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刘挚责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梁焘责授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纯仁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刘奉世、韩维、王觌、韩川、孙升、吕陶、范纯礼、赵君锡、马默、顾临、范纯粹、孔武仲、王汾、王钦臣、张耒、吕希哲、吕希纯、吕希绩、姚勔、吴安诗、晁补之、贾易、程颐、钱勰、杨畏、朱光庭、孙觉、赵昪、李之纯、杜纯、李周等三十一人，或贬官夺恩，或居住安置，轻重有差。其彬州编管秦观，移送横州。”大防等责词，皆叶涛所草也。”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旋以元祐党人夺职，知均州。”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徽宗立，起知信州，复故职，知太原，加龙图阁直学士，再临延州。改知永兴军。”
《宋史‧卷一百七十二‧志第一百二十五‧职官十二》：“建中靖国元年，知延安府范纯粹奏：“昨帅河东日，闻晋州守臣所得职田，因李君卿为州，谕意属邑增广租入，比旧数倍。后襄陵县令周汲力陈共弊，郡守时彦岁减所入十七八，佃户始脱苛敛之苦。而晋、绛、陕三州圭腴，素号优厚，多由违法所致。或改易种色，或遣子弟公皂监获，贪污猥贱，无所不有。乞下河东、陕西监司，悉令改正。”从之。”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崇甯元年五月，乙亥，诏：“故追复太子太保司马光、吕公著，太师文彦博，光禄大夫吕大防，太中大夫刘挚，右中散大夫梁焘，朝奉郎王岩叟、苏轼，各从裁减，追复一官，其元追复官告并缴纳。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赵禼、孙升、孔文仲、朱光庭、秦观、张茂则、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粹、吴安诗、范纯礼、陈次升、韩川、张耒、吕希哲、刘唐老、欧阳棐、孔平仲、毕仲游、徐常、黄庭坚、晁补之、韩跂、王巩、刘当时、常安民、王隐、张保、汪衍、余爽、汤戫、郑侠、常立、程颐、张巽等四十人，行遣轻重有差。唯孙固为神考潜邸人，已复职名及赠官，免追夺。任伯雨、陈祐、张庭坚、商倚等，并送吏部，令在外指射差遣。陈瓘、龚夬并予祠。”其司马光等责词，皆曾布所草定也。又诏：“应元祐并元符今来责降人韩忠彦曾任宰臣，安焘系前执政，王觌、丰稷见任侍从外，苏辙、范纯礼、刘奉世等五十七人，令并三省籍记，不得与在京差遣。”。”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寻以言者落职，知金州，提举鸿庆宫。又责常州别驾，鄂州安置，锢子弟不得擅入都。会赦，复领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举太清宫。党禁解，复徽猷阁待制，致仕。卒，年七十余。”
《宋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传》：“纯粹沉毅有干略，才应时须，尝论卖官之滥，以为：“国法固许进纳取官，然未尝听其理选。今西北三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并免试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切为朝廷惜之。”疏上，不听。凡论事剀切类此。”
